天涯杂谈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大人就会教他们辨别左右。辨别的对象一般首先是左手和右手。 一个人从生下来开始认识世界的过程几乎是人类千万年认识世界的缩影。我们的古人写左右两个字就分别是左右两只手，到了写篆字的时候，字已经相当符号化了，手字的符号简略为只用三根手指。 后来，人们在表示左手的字下加上一个工，成左字，表示帮助。工是古代的“矩尺”，象形，本义是工巧，这里表示做得更好。 人们在表示右手的字下加上一个口，成右，也表示帮助。口表示用口帮助。 这两个帮助有什么不同呢？用口帮助，大致是下指示、出主意，那是上对下的帮助。工是做得更细致、更工巧、更好一点，那是下对上的帮助。 后来，在帮助意义上的左写成了佐，而左则仅仅表示“左手”的方向。同样，在帮助意义上的右写成了佑。而右则仅仅表示“右手”的方向。 佐是辅助的意思，那是下对上的，例如说周公佐（周）成王。佑则是保佑、袒护的意思，那是上对下的，如古代失败者常常说天不佑我。 而原来表示左手的那个楷化成一横一撇的字就不再使用了，大概也是因为写出来不好看，还容易误会，所以废了。原来表示右手的字则写成了又，字对称好看了，意思也变成了“再一次”（again）。 佑（右）是上对下的，而佐（左）是下对上的。所以，古时候以左为尊。官员的降级（即贬官）称为“左迁”。魏晋以前大致如此（秦、楚有时候与中原不同）。 北方少数民族的习惯，很多与中原不同。所以南北朝从鲜卑人的北魏开始，左尊而右卑。隋唐从之，此后的宋、明、清，除了元代以外，都以左为尊。 元代之例外，其原因可能是元代皇帝可能以为必须更加尊崇汉代的传统，要“比汉人更汉人”，从而能够显示他才是“真命天子”。 上古时代，上衣多为交领斜襟，中原人崇尚右，衣襟右掩，称为右衽；而北方民族崇尚左，衣襟左掩，是为左衽。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抵制了北方民族，说如果没有管仲，中原就被北方民族统治了（“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中国的古人坐在房子里，地位最高的人总是坐北朝南的。所以，他的左边是东而右边是西。这样，在叙述地理方位的时候，左往往就是东的代称，而右则是西的代称。 江左就是江东。往往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这个词历史上多用于指东晋、宋、齐、梁、陈各朝统治的全部地区。 由于长江在南京往上一段，为从西南到东北的流向。所以，江南、江东、江左都是一个意思。 项梁、项羽从会稽（治所在今苏州）起兵，带领着所谓八千江东子弟，最后失败无颜见江东父老，这里的江东，就是指江南，江左就是江东。 《世说新语》有这样的记录：“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这是说西晋贵族王导南渡到江东之初，想要结交吴地的世家大族，向太尉陆玩提出联姻。 当然，江左这样的词并不是正式的政府行政区划用语，而是文人们对江东的别称。这种别称可以延伸很多年。清代的屈大均有诗句：“龙盘虎踞惟江左，儿女乘时亦拜侯”。 左就是东，右就是西。江右与江左相对，江西与江东相对，都是指江北的广大地区。有时候特指江北而淮河以南的地区。这是隋代及其以前的事情。这里的江右、江西并不是指现在的江西省。如今江西省的绝大部分地区那时被人称为豫章。 到了唐代，唐太宗分全国为十道，豫章（后改称洪州）属于江南道。唐玄宗又把江南道分成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洪州属于江南西道。宋代改道为路，赣江流域属江南西路。在江南西路的基础上元代改立江西行省。这才是如今江西省的来历。 也就是说，江西省的“江西”并不是“大江之西”，而是“江南之西部”（在古代江南只是指长江中下游之南）。但是，一旦“江西”这个称呼被如今的江西省所有，“江右”这个别称也就随之送给了江西省。赣江流域的名人多被称为江右名人。 同样的道理，有淮左和淮右，二者亦并非是淮河的东边和西边。宋代在江、淮之间，设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分别称淮东和淮西，别称淮左和淮右。例如扬州称“淮左名城”。朱元璋自称“淮右布衣”，其老部下李善长、冯胜、徐达、常遇春等都是其“淮右旧部”。 同样也有河右，这里的河指黄河。河右就是河西，指如今甘肃、宁夏等地。那里有地理书上有名的河西走廊。唐代张九龄有诗句：“朔南方偃革，河右暂扬旌”。 陇右就是陇西，指今甘肃东南部，在陇山（六盘山）之西。古代陇右大族名人甚多，如汉代的李广、李陵祖孙；两汉之交割据的军阀隗嚣（wěi áo）；汉末的董卓、韩遂、张绣、姜维；唐代的皇帝李渊、李世民等等，数不胜数。 同样，山左是山东的别称，山右是山西的别称。不过对山东、山西的这两个别称起源不是很早，在明清时期才比较流行。 海右，是大海的西面。我们东临大海，海右也就是华北华东这片地方了。杜甫在济南历下亭有诗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大海的东面最近的地方是朝鲜半岛，所以海左也指朝鲜半岛上的高丽。12世纪末高丽的李仁老等七位文人被称为海左七贤。 为什么古人喜欢用左、右来代指东、西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语言有四声有平仄，讲话、做诗如果讲究平仄，那么就抑扬顿挫，好说好听。东、西两个字都是平声，而左、右两个字都是仄声。当需要说方位东、西而应当用仄声时，就可以用左、右来替代。像上面所说杜甫的诗句用海右对济南，张九龄诗句用朔南对河右，其意义和平仄都对得很好。 当然这些主要是文人说话、写文章、作诗的时候才这样。这样做也显得比较文气、雅致，以示与粗人说大白话的差别。 上面所说是我们古老的东方大国的传统文化和习惯。与我们一样，西方人也重视左右的方位。不过，由于古代东西方山海相隔，在习惯上就有许多不同之处。 对于河流的两岸，我们用河东河西河南河北之类词，欧洲人却常常用左岸、右岸来叙述。这使得我们不少人不习惯，不知道他们的左岸右岸是什么意思。例如最近的战争报道中就常遇到的第聂伯河左岸或右岸的词汇，就使有些人有些“发懵”。 欧洲人的习惯是，人顺流而下，面对船头，左边的就是左岸，右边的就是右岸。近来报道中常常提到的第聂伯河，在赫尔松附近是由东北流向西南的，因此其右岸是河的西和北边，而左岸是河的东和南边。 欧洲人说河流左岸和右岸的场合很多。例如，著名的波尔多葡萄酒，就有左岸葡萄酒与右岸葡萄酒之分。波尔多地区被由东南向西北流的吉隆河一分为二，吉隆河以西和以南的产区被称为“波尔多左岸”，吉隆河以东与多尔多涅河以北则为“波尔多右岸”。 又如，东欧有德涅斯特河，该河由乌克兰从西北往东南经摩尔多瓦流入黑海。这样，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东岸就被称为德涅斯特左岸，简称德左。1990年代，德左地区的一些人宣布脱离摩尔多瓦而独立，成立所谓“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有时候人们称之为“德涅斯特左岸共和国”或“德左共和国”）。该地的东面就是乌克兰。该“国”并没有获得国际的普遍认可，国际社会仍然认为这块区域是摩尔多瓦的一部分。 由于河流往往蜿蜒曲折，用东南西北不易指明究竟是哪一个岸边，而这种由河流的流向来判断两岸的办法还是比较方便的。这种办法也影响到我国。例如，额尔古纳河是我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的一段界河，由西南往东北方向流。其右岸即河东南为我国，左岸即河西北如今为俄罗斯所有。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了生活在该地的鄂温克族人的故事。该书2008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大概是由于人的心脏位于左胸，打仗时，左手多用于护卫心脏所在的左胸，右手则用于进攻。长期的进化使得大多数人形成了右利手。这样，英语中的右（right）表示正确、权利等义而左（left）则没有这样好的意思了。汉语中的左还往往表示谬误、无能等。 另外，在政治领域，也有左派与右派的说法。该说法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在各种立法议会里，尤其是1791年的法国制宪议会上，温和派的保王党人坐在议场的右边，而激进的革命党人坐在左边，从此便产生了“左派”、“右派”两种称呼。不过，到了今天，左和右的概念已经非常复杂，并不能用激进与保守来简单区分了。

近年来，受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多，以及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毕业生的就业压力逐年增大，以至于几乎每一年都成为“史上最难就业季”。 11月15日，教育部披露，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动机是期望未来能有个好工作。然而，在就业压力逐年增大的大背景下，怎么读大学才最可能找到好工作？搞清楚这个问题，对大学生合理规划学业和职业生涯、实现自己的理想大有裨益。 笔者结合自身学习、观察和指导学生的实践，谈几点认识。 一、好工作是学出来的 国内高校的课堂有一个普遍现象：毕业年级（大四）课堂到课率相对较低，特别是在每年的毕业生招聘季（包括秋招和春招），到课率更低。 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众所周知是因为缺课的学生大多去找工作了，而坚持到课的学生往往已无求职之虑——他们要么已获得推免研究生资格，要么已申请到海外留学的机会，要么已拿到一个甚至多个所谓好工作的Offer（录用通知）。 很显然，留在课堂的都是成绩优异的学生。从这个现象中，不难看出一个事实：好工作是学出来的。 如果把目光抬高一点儿，从大学生就业转向博士生就业，这个事实就更加明显。不少博士生一毕业就被众多单位以各种优厚待遇“争抢”。甚至一些优秀博士毕业生刚刚入职高校，就可以直接当上教授，实现从博士生到博士生导师的“无缝对接”。 可以说，越高级的岗位或越好的工作，越是学出来的。 二、远大志向具有决定性意义 好工作由自己定义。想要有个什么样的工作，基本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职业志向。 现实中，不少人认为家庭背景、大学牌子、专业冷热等因素对找工作非常关键。然而，仔细分析那些去向好的应届或往届毕业生，可以发现他们在这些方面虽然千差万别，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在进入大学甚至更早时候就已经树立了明确的志向。 事实上，已经有研究表明，志向才是决定大学生未来工作和成就的最重要因素。 不久前，美国知名调研机构盖洛普咨询公司和美国贝茨学院发布了一个题为《打造有意义的工作之路：高等教育的作用》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调查了2000多名大学毕业生、600名招聘经理和1000名即将上大学、正在上大学或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的家长，确定了大学毕业生能否找到工作和工作意义的四个关键因素，其中有两个与志向有关：一是有人鼓励学生的目标和梦想，二是学生对毕业后的就业前景给予现实的期望。 此外，最近有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和瑞士巴塞尔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在《欧洲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全面分析了青少年的教育和职业志向与未来成就之间的关系，以及志向如何影响人的晚年（50岁后）生活。 研究发现，远大志向驱动学生在以后的人生中取得更高成就，其决定作用几乎与认知能力一样大，而父母的志向比家庭背景对孩子志向的影响更大，这些志向会推动孩子的成就更进一步。 因此，鼓励学生怀抱更大的志向，例如鼓励他们寻求更高的教育，或申请他们最初可能觉得不可能得到的职位，可以帮助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 此前，许多经济学家也研究过学生才智、志向、家庭背景、大学排名等对学生未来成就（用职业地位和收入衡量）的影响。尽管不同研究所得的结论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年轻人在18岁（进入大学）时想成为的人，比他们在22岁（大学毕业）毕业时的学校更能预测他们的未来成就。 为什么远大志向对找个好工作有决定性意义？在笔者看来，有一个好工作的前提是，想要有一个好工作，正如学好的前提是想学好，而好工作是学出来的。因此，“想要有个好工作”成为“学好”的强大动力。 三、尽早投入学习具有奠基性作用 最近，笔者参加了一次班主任工作交流会。会上，有多位老师反映，很多学生在大一时学习没抓紧，导致成绩落后，大二时想奋起直追，但觉得后面即使再怎么努力，也竞争不到保研资格了，于是索性继续放松学习。 这种现象在国内高校有一定的普遍性。有网友分析近年来考研人数年年激增（即所谓“考研热”）的原因——许多大学生进入大学后长期放松学习，在慢慢醒悟后，试图在大学最后一年通过和高三一样的方法补回来；也有不少大学生突然感觉自己在大学期间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于是选择“随大溜”般的考研，这两类人最后也基本上成了考研大军的“炮灰”。 大学学习也符合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规律。进入大学后“先玩玩再说”的心态不仅导致学生的学业困难，更要紧的是磨灭他们的求学斗志和兴趣，最终影响其前程。 在一篇发表于《高等教育评估》上的论文中，英国阿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监测其所在大学1602名大一学生在听课、访问虚拟学习环境和上图书馆等方面留下的“数字足迹”，研究了这些学生早期学习投入对学年末学习成绩的影响。 结果显示，学年末学习成绩最好（分数最高）的学生，基本上是学年最初的3~4周投入度位于前20%的学生。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全年投入相同的情况下，越早投入学习的学生，最终的学习成绩越好。 这也就意味着那些先松后紧（早期投入少后期投入多）的学生，后期即便再怎么抓紧学习，最终成绩也很难赶上先紧后松（早期投入多后期投入少）的学生。 这项研究表明，尽管有些学生确实设法通过后期追赶的方式提高自身成绩，但早期投入依然很难被后期投入所取代。因此，最初的投入程度是学生更高成就的一个很好的预测因子。 这项研究针对的时间跨度尽管只有一年，但笔者相信它的结果适用于整个大学的学习。 今年6月，美国州立学院与大学协会也发布了一个报告，专门分析为什么基础课程和早期平均学分绩点（GPA）很重要。报告指出，第一学期和第一学年GPA较高的学生更有可能顺利完成学业并找到工作。因为大学在大一主要开设基础和通识教育课程，而在这两类课程中，学生所取得的成绩已被证明与按期毕业和找到工作有关。 掌握基础课程中的概念为支持学生在后续高级课程中取得好成绩，并在毕业后取得成功提供了强大学术基础，而通识教育课程被认为有助于提高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解决问题、团队合作、写作和交流等能力，从而有助于在就业市场和社会中取得成功。 总之，大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坚信好工作是学出来的，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就全身心投入学习，利用大学的一切资源和机会充实自己，毕业后更容易找到自己心仪的好工作。 （应邀撰写。发表于《中国科学报》 2022-11-22 第3版 大学观察) 本文来自文双春科学网博客

福州的一则新闻，看的五味杂陈：某小区里，陈某根（男，35岁，福州人）于11月18日17时许占用林某凯（男，47岁，福州人）地库车位。11月19日22时许，林某凯在联系不上陈某根的情况下，雇请龚某强（男，38岁，四川人）驾驶叉车将陈某根的车辆叉走并丢入河道。目前，林某凯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叉车司机龚某强已到案。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一辆叉车正在移动一辆小轿车，移到河岸边后，将小车推入河道内。有人在说“占我的车位，叫他移他说‘我感冒了’，可以啊，感冒了是吧，没事的，我直接把它丢到流花溪里去，这破车我也赔得起。” 车位纠纷，本来是一起民事纠纷，协商不成的，可以去法院解决，让法院来确定车位归属。但，或许是事情不大，或许是上法院劳神费力且花钱，性价比不高，于是双方采取了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一个占着车位不动，另外一个干脆雇叉车把占位车扔到河里，典型的以暴制暴，以违法犯罪来解决民事侵权。旁观者也看的五味杂陈。有的说，对占位车无可奈可，去动手却是违法犯罪。有的说，民间戾气重，动不动就是丛林规则。还有人说，如果你是当事人，该怎么做？有更好的方法吗？ 其实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对这样事情，要有一个合理解决纠纷的渠道或者办法。譬如对于违法占车位的，可以报警处置，由警方来及时拉走，那就没事了。或者采取合适的私力救助，在急于用车的情况下，被堵车主可以雇叉车挪车，但挪后应把车放在一个合适地方，不能抛入河中。抛河是泄私愤，损毁他人财物了。物业与居委会，对于此类邻里纠纷，也可介入调解，调解不成的，再到法院诉讼，诉讼虽然花钱，总比这种抛车两败俱伤的方法好。 在法律上，抛车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罪，损毁了他人的财产，但是否入罪，还要综合来看，譬如占位是否恶意、是否长期？如果是恶意的长期的，则被害人有重大过错，行为人在赔偿后可以情节显著轻微出罪。如果占位并非恶意或者是临时的，则是普通的车位纠纷。这种因民间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双方可以刑事和解，和解后从宽处罚，包括不起诉。总之，无论被占方有理无理，以这种简单粗暴的抛车来处理，都是要付出法律代价的。面对无理方，要想出一个合适的方法去对付。最重要的是，社会须有化解纠纷的方式，避免以暴制暴。社会的风气至关重要，要法治，让法律要成为一个习惯，无论大事小事，依法公正解决。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的农村出现了“老实人”光棍这一新现象。所谓的“老实人”光棍并不是混混，通常有自己的工作，喜欢宅家，与人交往较少，家庭经济状况还不错。但他们找不到媳妇。 对此，村民们也解释不出具体原因，似乎只能将之归结为老实。问题是，依照传统农业社会的概念，老实是个褒义评价，说明一个人做事踏实、有责任心、值得交往，很多女孩的父母在为女儿挑选婚恋对象时还会专门注重这方面的特质。 青年学者、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李永萍所着的《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一书指出，婚姻从来就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的事，尤其在中国农村，需要综合考虑两个家庭的意见，这涉及到婚配权力和婚配能力两方面的问题。正是因为我国农村社会中的婚配权力和婚配能力在转型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了两者主体分离，而“老实人”光棍也因此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婚配权力指的是谁主导婚姻达成，分成青年男女自己做主和父母做主两种类型。而婚配能力指的是影响婚姻达成的多重要素，包括个人相貌、择偶能力、交往能力以及不良记录（婚育史、恋爱交往史等造成的口碑），还有家庭经济支持能力以及父母介入程度。书作者指出，2000年以后，也就是打工经济普遍兴起以后，这使得自由恋爱成为主导性的婚姻缔结方式，父母通过亲友等安排介绍和相亲的方式虽然也存在，但已经不占多数比例。 书名：《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 作者：李永萍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1月 “在此过程中，婚姻的意义或目标也发生了变化，婚姻从‘结两姓之好’转变为‘两情相悦’”。这种情况下，老实人（主要是男性）在农村婚恋市场上缺乏竞争意识和能力的问题，就得以凸显。虽然其父母会竭力帮忙介绍对象，或增加经济支持力度，但是老实人往往很难进入稳定恋爱阶段。书中还指出，年轻人在挑选婚恋对象时，肯定也要看经济条件，但同等看重甚至更加看重情感共鸣，换言之长相、个性成为了婚配能力的关键要素。 也就是说，“农村人‘老实人’光棍的出现，表面上看是因为村庄社会对老实人的评价与之前有所不同，更本质的原因其实在于随着打工经济、自由恋爱以及全国性婚姻市场的形成……（婚姻的达成）需要父母和子女共同的努力，任何一方的缺位都可能会导致儿子娶不上媳妇”。 《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这本书展现了书作者通过长期在国内各地乡村的深入驻村调研考察，挖掘并考量了现代化、市场化、世俗化力量深入村庄，农民的生活逻辑和家庭内在机制发生剧烈变化的过程。全书聚焦于家庭领域的具体现象，如农村婚姻模式、代际关系、养老问题等，并由此延伸至村庄、市场等领域，剖解了这其中复杂而联动关系。 比如，书中对于河南、河北等中原河北地区的婚姻市场进行调研时分析了当地的高额彩礼现象。以河南某市为例，农村家庭如果有一个儿子，家庭彩礼的“门槛价”达到了10-15万元，而两个儿子的家庭彩礼则是20万元起。除彩礼外，男方家庭还需要建造一栋两层楼房，也需花费20-30万元。书作者指出，学界主要关注男女性别失衡、妇女地位提升等因素导致的彩礼“涨价”，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本地婚姻市场也助推了彩礼行情的走高。 中原华北地区农村主要以本地婚姻为主。书作者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外地婚姻具有不稳定性。而在激烈的村庄竞争（亲兄弟之间、堂兄弟之间、普通村民之间）中，姻亲仍然是当地农民参与并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资源，所以，只有本地婚姻所建构的姻亲关系才能实现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帮扶和相互支持。这种情况下，本地婚姻市场加剧了阶层竞争的压力，这与女方的择偶空间更大也有关，女性成为了婚姻市场上的稀缺品。书作者还指出，“本地婚姻市场的维系，使得传统的婚姻习俗得以延续并发生异化”；还加深了父代对子代婚姻的介入，这都推动了彩礼行情的上涨。

近期，疫情反弹，某位网红专家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又现身，并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最终走出疫情靠的肯定是科技……” 我们暂且不去翻他说过的那些奇葩言论，比如“新加坡防疫体系是扫地僧般的存在”；“美国防疫体系强大，不会出现大流行”等等。 我们要问：走出疫情，我们最终依靠什么？ 这个问题，就像在抗战时期，抗战取得胜利归根到底要依靠什么？ 是“唯武器论”依靠武器？还是“人民是上帝”依靠人民？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即便是在今天的现代战争中，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地位作用更加重要，但也不能替代人的决定作用。因为武器装备的发展和运用，归根到底是靠人推动的。 对于疫情，我们必须承认科技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是科技的重要作用同样不能替代人的决定作用。我们要依靠的绝不仅仅是科技，我们更要依靠科学的防疫体系，依靠科学的、强大的、为人民服务的组织能力，最终依靠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总想依靠一支高科技疫苗，或者一种高科技特效药，是无法走出疫情的。就像单纯依靠一两个原子弹，是无法取得抗战胜利的一样。这样的想法是“唯武器论”，是痴人说梦。 如果将决策放在“依靠科技”（依靠疫苗、依靠特效药等）的基础上，也是极度危险的。试问，如果在一定时期内无法研发出有效疫苗（特效药），人民怎么办？就像抗战一样，如果将希望寄托在外援、寄托在先进的武器上，那中华民族就会有被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危险。 虽然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将近半个世纪，但在他带领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我们的社会还保留了极强的动员能力。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留给中华民族的政治遗产之一。如果没有强大的组织能力，没有形成抗疫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我们的疫情极有可能会像欧美一样——躺平（是无奈，不得不躺平）。 事实上，通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我们的“动态清零”政策在付出极大但是必要的代价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切，绝对不是什么仅仅“依靠科技”取得的，而是依靠科学防疫体系、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包括中医药防治在内的各种抗疫奇迹而取得的。 在这些代价里，有一些代价是不必要的，而这些不必要的代价恰恰不是依靠群众，而是脱离群众造成的。比如，因为“一刀切”的封控措施，人民群众要高价抢购日用品，婴儿无法入院得到救治死亡，孕妇无法入院导致胎儿死亡，老年人无法入院治疗导致死亡，等等。 这些不必要的代价，都是脱离了群众、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造成的。一句话，这是官僚主义造成的。 在防疫过程中，有的地方不顾中央不允许“一刀切”、不许“层层加码”的三令五申，反而变本加厉地搞“一刀切”“层层加码”。这样的命令主义、瞎指挥的官僚主义思想行为，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乌纱帽服务——只要我的乌纱帽不掉，人民群众方便不方便都放在一边。 这样的人，是完全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完全忘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毛主席早在1934年就写下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读一读他的话（摘自《毛泽东选集》）： 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该提出来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 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 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它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 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改选了以后，一百多个代表， 因为几次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 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这是一种情形。 同志们，送给你们的两个模范乡的小册子，你们大概看到了吧。那里是相反的情形。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它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 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 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 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 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 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基层的党员干部以及志愿者们，防疫工作非常非常辛苦，非常非常疲劳，但是有时候却遭到人民群众的不理解，也很委屈，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有些领导干部完全是在官僚主义思想作祟下，大搞命令主义、一刀切，不与群众商量，对群众只是包办代替式的粗暴管理。谈不上科学，更谈不上以人为本，完全是不顾人民群众生活造成的。 婴儿死亡，孕妇死亡，老年人死亡，都是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体现。是为乌纱帽服务，不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会眼看人死吗？ “动态清零”是正确的指导方针。正确的指导方针确定后，就需要正确的工作路线来落实。 正确的工作路线是什么？ 就是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绝不是什么仅仅依靠科技，更不是什么命令主义粗暴“一刀切”！ 让我们重温一段毛主席在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摘自《毛泽东选集》）： 在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 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 但是在有些同志的工作中间，群众路线仍然不能贯彻，他们还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当然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同时也要教给同志们许多具体办法。 人民群众的事，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也不是某个官员的事。既然是人民的事 就需要也离不开人民的参与，一定要依靠人民，不要搞大包大揽，不要搞包办代替，不用依靠官僚主义。如果不全心全意依靠人民，最后就是冷冷清清，费力不讨好。 夺取抗疫的胜利，绝不是仅仅依靠科技，而是依靠科学防疫体系，归根到底，最终要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

山鸣（前媒体人） 全文3600余字，读完约需7分钟 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时间是否解决了问题，以及解决了谁的问题。随着农村老人老去，这个公共问题的确就消失了。但对于这些农村老人来说，他们的问题从未解决，他们只是和问题一起隐入了历史的尘埃中而已。 立冬刚过，北京赏秋时节进入了尾声。用不了多久，寒冷将覆盖整个北方大地。不过，大城市的暖气和喧嚣可以抵御自然的萧杀。 “老人难过冬”是一句农村俗语，有过北方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对这句话会更有感触。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冬天不仅更加寒冷，人气也更为冷清，这些都加速了老人的离世。 农村老人问题是块难啃的骨头。不止一次有公益伙伴和我说，农村老人问题可能最后只能交给时间解决。我们彼此心知肚明，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什么。 ▌“房间里的大象” 我还记得多年前离开太行山东麓一座小山村时的一幕—— 一对干瘦的老夫妻，身穿齐整的蓝布衫，互相搀扶着，颤颤巍巍地站在小院门口向我们挥手送别。 那对老夫妻当时已近八旬，唯一的儿子几十年前外出打工再没回来，生死未知。类似子女失联的情况，村中还有几户。在所剩无多的时日里，他们的人生会怎样仓促地隐入烟尘，不得而知。 几乎每个农村家庭都有在外求学或讨生活的成员。几年前，我随公益机构在这个山村做为老服务项目。社工调研得知，这个山村户籍人口有500多人，常住人口仅200人左右，其中百分之六七十是老年人。 人口外流给乡村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许多家庭只剩下老弱，农田无人打理，房屋鲜有修缮，村里事务也多带有“善后”性质。许多家庭的重心都在“外面”，即便注定永远留守在农村的老人也是如此看待。 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而农村在这一进程中承受得更多。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过太多各种各样令人麻木的数据，这里捡紧要的数据再罗列一次。 根据《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和《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0%。乡村的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城镇：乡村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分别高出7.99个百分点、6.61个百分点。 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很严峻，但同时，解决它仿佛又不是那么火烧眉毛。 在现代中国，大部分人依然跟农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都市，许多人来自农村，或父母来自农村，乡下依然有亲戚。也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深知农村长年累月的粗砺生活，并觉得“农村式”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而然的——实际上很多人看待农村老人问题，并没有采用和看待城市老人问题一样的标准。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农村老人因为常年劳作，身体反而更加健康、硬朗。殊不知，许多农村老人在身体出现问题时，衰老和失能的速度远远超过城市老人，并将很快走向人生终点。或许正是这种仓促，增加了社会对农村生死的钝感，也只有具体话题才能刺激到公众，比如“二舅”就一度让这庞大而沉默的群体走入主流视野。 这种麻木不只普通民众有，本应更敏感的公益组织或专业人士也是这样。与教育、扶贫、环保等领域相比，分配给农村老人的公益资源少之又少。在一次公益盛会上，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激情澎湃地呼吁：如果你要做公益，就选择做教育。虽然他的观点被现场反驳，但这代表了一种广泛认知。 人们普遍愿意投资未来，喜欢与创造、生产紧密相关的公益领域，而农村老人这个群体的标签更多是负担、消耗。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农村老人问题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很大，却不怎么引人注意。 ▌“交给时间解决” 中国农村是非常多样化的，而那个小山村非常接近我们对理想乡土社会的想象——村子错落有致、鸡犬相闻、村民淳朴，带头村长也极有责任感，村民主要生计是种植谷子、花椒、柿子、核桃。 不过，安详景象下隐藏着村落的清贫与孤独。 一条穿村而过的柏油路是山村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沿路驱车到平原的市区得三个多小时。过去几十年，几代村民经由这条路走出大山，有的在外扎根，有的依然漂泊，还有的断了联系，像飞散的蒲公英。 与这里的老人交谈，可以看到时代洪流下的农村家庭是如何被冲散的，以及个体在这个洪流中的无力和渺小。家庭作为港湾和后盾的作用越来越勉强，留下的老人尽可能劳作，自力更生。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一日两餐，吃着玉米糊糊和烙饼，葱花炒鸡蛋已经是非常好的饭食。 愿意直面世界真实一面的人们，不会轻易质疑这样的生活是否存在。鉴于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多，即便大部分农村居民迎来新生活，仍会有相当规模的人口与体面的生活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农村老人面临养老、医疗和精神方面的困境，但国内很少有人愿意自发做长期的农村老人项目，已有项目往往是政府出钱，社会组织开展定点帮扶。我们这个项目为保证资金效用最大化，达成的共识是不做送米面油这样低级的工作，而是选择了多个村子开展老年组织建设，鼓励老人们互助养老。 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发现投入的大量资金被所招募团队用在了各项行政支出上，有些资金更是成了烂账。更大的问题是，互助养老的设想逐渐退化为文化娱乐活动，鸡肋到我们不断自我怀疑这样下去的意义在哪里。 当山村里的那对老夫妻向我们挥手道别时，我感到很愧疚，因为不知道项目在这个山村能不能撑到第二年。实际上，项目在那个山村只存在了一年多，而整个项目前后维持了五年左右。在项目终止后，这些村落可能除了几个招牌外，看不到一点我们来过的痕迹。 在过去数十年间，乡村不断被抽空，乡村社会像一个少了梁柱的土坯房，修修补补勉强维持。缺人、缺资源，连社会组织也不愿介入。在地方，相关政策只是兜底性质，如很低的养老金，以及收养五保老人的敬老院。 过一天算一天，其他仿佛无解。于是许多人得出结论，农村老人问题或许只能“交给时间解决”。 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时间是否解决了问题，以及解决了谁的问题。随着农村老人老去，这个公共问题的确就消失了。但对于这些农村老人来说，他们的问题从未解决，他们只是隐入历史的尘埃而已。 ▌跳出局限找答案 许多学者从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来论证，改革开放以来，无数青壮年之所以敢于走出农村，投入经济社会建设之中，正是因为老家有父母看家、种田、帮带孙辈，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而且今后我们仍然有赖于这些老人的付出。从这个角度来看，解决农村老人问题是符合经济社会效益的。 然而，解决农村老人问题不同于企业做投资决策，无论从敬老孝老、扶贫济困等朴素认知，还是从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等当代理念出发，重视并且解决农村老人问题都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老人无用论、负担论，甚至认为可以“弃老”的理念，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现代社会的赤裸体现。 在中国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在增进老人福祉方面还有很多没有做、应当做、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理由把农村老人抛在一边，正如我们没有理由放弃扶贫事业。正视他们的需求、尊严和自我实现的愿望，是这个社会基本的良知要求。 农村老人需要什么？如何看待社会力量的作用？国家应该如何对待农村养老这个问题？我所参与的这个项目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示。 这个项目始于美好的初衷，却以失败告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触及老人的核心需求。建组织、搞文化活动或者逢年过节送些米面油，这些对农村老人有多大意义，需要打个问号。 各地有不少社会组织拿政府的钱在农村做公益项目，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很多是一些难以量化的社交陪伴、精神疏导等服务。这些项目没有充分考虑可持续性问题，农村居民对项目的好坏心知肚明，但他们为了短期的利益愿意去配合。而更多所谓农村养老模式，只活在论文和新闻报道中。 农村老人的核心需求是什么？应该是物质需求和医疗照护服务需求，这些显然不是社会力量能解决的，而这也是项目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如今我们深刻领悟，没有国家力量的参与，只靠社会组织、市场和农村社会自己，根本无法应对这样一个大问题。 国家力量如今很重视农村养老，但一些撒胡椒面式的帮扶，远不如直接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提高医保报销标准、推行长期护理保险、提供健康义诊等针对性措施有效。 而且，我们经常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循环里，认为解决农村老人问题，就应当在养老方面发力。实际上，农村老人问题深刻嵌套在整个社会体系之中，应该跳出局限，把农村老人问题放入到更大的体系中对待。 在现实层面给农村家庭赋能，如支持子女教育、育儿、城市落户，支持青年人才回流、就地就近就业；倡导敬老孝老文化，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加强老人权益保护，强化家庭成员的义务和责任等；此外如推进乡村振兴、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等。这些措施未必与养老直接相关，但确实比直接做养老更有效、更可行。 需要补充的是，“让时间来解决老人问题”这种观点，也存在于对待城市老人问题上。这里强调农村老人，并不是因为城市老人问题不严重，而是因为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乡社会割裂，社会在面对城市老人和农村老人问题时的紧迫感、以及城乡老人所获得的关注度都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和区别对待值得我们警惕。不再做城乡老人的区分，需要更公平和正义的公共政策。

近日，张雪峰在谈及大学生毕业该不该去送外卖时，他表示：不建议毕业生去送外卖。一方面，它无法给人足够的成长；另一方面，这个职业5-10年内可能会消失。 Your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the video element. 张雪峰用来讲脱口秀当段子手问题不大，做人生导师指南划北就容易让人愁得慌。大学生毕业求职还是要从整个职业发展的角度去整体考虑。此外，送外卖工作非常灵活，适合职业转换的空档期。学生做做暑期工送外卖赚点生活费还是可以的。 但是他说外卖员职业5-10年内可能消失这种话，就像说无人驾驶5-10年就可以完全取代司机一样，经不起推敲。 外卖这个行业会消失吗？其实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讨论，为什么呢？因为外卖员这个行业现在非常的火爆，而且从业人员非常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其实对于外卖行业来说，我们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的需求，那就是在当前的生产力的发展，大家这种生产关系，有了这种需求大家需要上门送外卖，而且有人愿意出钱，那就形成了这种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这种现象。 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外卖相关企业超188万家。2022年上半年，我国新增外卖相关企业30.81万家。国内几大外卖平台注册外卖员人数是：1500万，其中160万还是女性，预计总数不久会突破2000万。 这样的大背景下，外卖员已经不是一种「职业发展选择」，而是「养家糊口的手段」，社会能够容忍外卖平台做大、对顾客/商家/外卖员进行多方剥削，也是看着能提供这么多就业机会，否则早就铁拳下来了。 那么未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会持续下去吗？有人说不会出现，其实目前我们无法判断，但是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来说，这个行业肯定会被别的行业所取代，在一个时期、一个特定的场景下，它会发生，并不代表他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总有一天这个行业会不存在，但或许这种需求会发生新的变化。 而对于外卖行业的从业者来说，目前对于这种行业的综合技能的要求并不多，并不是像技工或者说高科技人才的要求，只需要你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有一定的素质，比如说熟悉周边的道路，在为用户提供服务的时候有一定的礼貌，能够保证服务的品质，这样的话基本上就能够满足这个行业的基本需求。 而当今的外卖员还能够有更好的成长或者更好的发展机会吗？如果一直从事这个行业，或许你成为站长、一个管理人，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所以为了更多的人才的储备和成长，外卖这种行业外卖员并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也希望行业在生态的稳定的发展下，在这样一个特定的一个时期下，能够被新的一种行业所取代，大家能够不再依赖外卖或者说不在靠这种行业服务现在的人的需求，而是呈现一种新的方式，让大家共同的成长。 首先外卖这个行业并没有错，是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需求下发生的，另外外卖员本身也没有错，但外卖会让人有依赖，让大家开始变得懒惰，外卖员这个行业不利于从业者的个人成长和未来的发展，所以综合来说，我们需要改变这个行业，需要让大家自我变得勤奋，需要让外卖员能够有更好的成长和发展的空间，而不是让这个行业停滞不前。 我们国家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也正在经历就业人口从第二产业往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经济发展得越好，第三产业的需求就越大，能够容纳的就业人口就越多，我国刚刚跨过三产超过二产，服务业人口超过制造业人口的坎儿，这个过程还要继续。说白了，我们通过制造业创造越多的财富，那就有越多人有更多的钱去吃喝玩乐，让生活更精彩。从总体趋势上看，未来的服务业需求只会越来越多。

各国政府和医疗卫生系统正持续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公共健康、社会和经济影响，而俄乌冲突放缓全球能源转型的步伐，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也正在增加全球极端天气的频率和强度，进而给医疗卫生系统带来额外压力。2022年10月25日，权威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发布的《2022年柳叶刀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在化石燃料掌控下的健康》（The 2022 report of the Lancet Countdown on 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 health at the mercy of fossil fuels）再次向全球发出警告：持续过度依赖化石燃料正在危及当代人及其后代的健康[1]。该报告提出了43项指标（表1），其中包括一系列改进的和新增的指标，比如用于监测极端温度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室内空气污染以及各国国家自主贡献（NDC）中对健康考虑的最新进展。 表1. 柳叶刀2022年倒计时报告的指标 来源：《柳叶刀2022年倒计时报告》 气候变化正加剧多种危机对健康的影响 持续过度依赖化石燃料正迅速加剧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增加了热浪、野火、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极端高温下的暴露直接影响人体健康，如加剧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等，并通过限制人们的工作和运动能力间接影响身心健康。其中，弱势群体受极端高温影响的风险最高（图1）。与1986年至2005年期间相比，2012年至2021年期间，1岁以下婴儿多经历了共计6亿天的热浪（平均每名婴儿多经历4.4天）、65岁以上老人多经历了共计31亿天热浪（平均每名老人多经历3.2天）。 图1. 1986年至2021年间高温热浪日数变化趋势 来源：《柳叶刀2022年倒计时报告》 此外，与2000年至2004年相比，2017年至2021年与高温有关的死亡率增加了68%。暴露于高温和极端天气事件会降低劳动力，2021年，高温暴露导致全球潜在劳动时间损失了4700亿小时，其中有65%损失发生在农业部门。根据报告结果显示，气候变化已经对粮食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气温升高直接危及农作物产量，缩短其生育周期，其中玉米缩短了9.3天，水稻缩短了1.7天，冬小麦和春小麦缩短了6天。与1951年至1960年期间相比，2012年至2021年间，全球每年遭受极端干旱影响的土地面积平均增加29%，导致人们面临水粮食安全方面的风险有所增加。 气候变化也正在影响许多传染疾病的分布和传播。与1951年至1960年相比，2012年至2021年期间，美洲高原地区和非洲地区适合疟疾传播的时间长度分别增加31.3%和13.8%。医疗卫生系统是治疗气候变化对人类身心健康影响的第一道防线，但医疗卫生系统正在努力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负担和压力，增加了疾病爆发的管理难度。 继续优先选择化石燃料危害人类健康 虽然气候变化对公共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各国政府与企业仍旧优先选择使用化石燃料。能源系统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自199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通过依赖，全球能源系统的碳强度下降了不到1%。按照目前各国能源政策，全球能源系统需要150年才能完全脱碳，远达不到《巴黎协定》下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的气候目标。 2019年，医疗卫生部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5.2%，比前一年增加了5%。在单独分析的37个医疗卫生系统中，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最高，是印度的50倍（图2）。然而美国的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第六低的（66.2岁），预期寿命最高的10个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从韩国的1065 kgCO2e/人到法国的321 kgCO2e/人不等，该指标表明高质量的医疗卫生系统能够以更低的碳排放实现。 图2. 世卫组织地区2019年医疗卫生部门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的对比 在获取清洁能源方面，全球各国人口面临严重的不平等。很多低收入国家的家庭仍然严重依赖不清洁的燃料、面临能源贫困和室内空气污染等问题。根据报告中的指标3.2显示，2020年，生物质在全球家庭能源消费占比高达31%，在人类发展指数高的国家，98%的人口能获得用于烹饪的清洁燃料，而这一比例在人类发展指数低的国家中只有13%。 目前，各国政府继续鼓励化石燃料的生产和消费。在该报告分析的86个政府中，有69个政府对化石燃料进行了补贴，2019年净补贴总额达到了4000亿美元，这些补贴在31个国家中超过了其国医疗卫生支出的10%，在5个国家中超过了100%。 以健康为中心的应对措施，仍可带来改善的希望 对当前的能源和气候危机采用以健康为中心的应对措施，可以帮助各国迅速向清洁能源转型，在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同时改善能源安全。例如，将健康放在首位的城市设计可以提供更多的城市绿地（根据指标2.2.3，目前全球仅有27%的城市中心处于中等绿化程度或以上），从而减少城市热岛、改善空气质量、利于居民身心健康。 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并投资低碳能源供应，对于减缓气候变化和减少空气污染造成的过早死亡至关重要。2021年，零碳来源的发电方式投资占总投资的80%。此外，2020年可再生能源行业直接或间接就业人数超过1200万人，比2019年增长5%，首次超过化石燃料开采行业的直接就业人数（1000万人），这也证明可再生能源可以保障现在和未来的就业。 与此同时，2021年人们对健康和气候变化的参与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报告用媒体报道、科研论文和政策讨论等指标来衡量。2021年，全球对气候变化和健康的媒体报道达到了历史新高，当年发表了14474篇文章，比2020年增加了27%。在科研论文发表数量方面，与2015年相比，2020年涉及气候变化和健康的论文发表数量翻了一番。各国领导人在发言中页关注这一议题，60%的国家在2021年联合国一般性辩论中提及气候变化和健康，60个国家在COP26上承诺发展具有气候韧性或低碳的医疗卫生系统。 图3. 2007年至2021年间，36个国家有关健康和气候变化报纸报道 总结 随着全球各国同时面临气候和能源等多重危机，其关于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和能源主权的政策将对健康和气候变化产生深远的、不可逆转的后果。然而，加快气候行动将带来一系列的正面的连锁反应，使医疗卫生、粮食和能源系统更具有弹性，对健康的影响降至最低，并提高能源安全和外交自主性。 注释： [1] The 2022 report of the Lancet Countdown on 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 health at the mercy of fossil fuels, Link: https://www.lancetcountdown.org/2022-report/

11月8月，河南许昌一核酸检测机构发布公告，将于11月11日暂停接收新冠核酸样本。 该机构称，从2021年1月起，他们承担了城区大规模新冠核酸检测任务。“试剂耗材及人工费用投入费用较高，目前各区县均未及时回款，导致我机构运转压力太大，待资金到位再恢复新冠核酸检测工作。” 我们在9月6日发布过《一叶知秋：核酸检测企业利润暴涨背后的隐忧》一文，其中关于核酸检测企业的高利润是否可持续的担忧，如今迹象已现，故重发此旧文（文内部分数据已更新）。 9月1日，成都市政府宣布连续4天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在全市（全区）开展大规模全员核酸检测，已成为各级政府应对集中爆发疫情的常规处理手段。 在更多的一二线城市，诸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西安等等，市民进出各类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须凭48-72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保质期”还不如一块豆腐。 大规模筛查加上日常检测，不同研究机构给出的核酸检测市场规模约千亿。 从刚公布的2022三季报业绩看，“核酸赛道“也一枝独秀。从四家核酸检测业务主要在国内的上市公司（金域，迪安，兰卫，和凯普）财报来看，2022年三季报，四家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速平均为92%，最小值也有42%。净利润平均增速高达125%，净利润率则高达18%-38%。 这样的增速主要来自核酸检测业务： 比如凯普生物在其三季报里写道：“旗下第三方医学实验室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因核酸检测需求增加对取样耗材、核酸提取试剂等带来销售拉动，相关业务取得快速发展……截至目前，公司第三方医学实验室在全国重点省市已布局有36家第三方医学实验室……” 再比如迪安诊断：2022年上半年公司共完成核酸检测超1.5亿管，参与了浙江、天津、江苏、内蒙古、黑龙江、河南、上海、北京等30个省份的核酸检测重任。在报告期实现的107.5亿元营业总收入中，新冠核酸检测收入47.5亿元，占比高达44.2%。 一、核酸检测企业实际上并不好过 奇怪的是，在营收利润可观的同时，核酸企业却大多一肚子苦水。 不少城市的“核酸采样点”已经开始有废弃荒芜的现象，横七竖八写着：“两个月不发工资，暂停服务”的字样。 有朋友是去年雄心勃勃踏入这个赛道的，今年就开始悲叹，“我公司资金流快断了。再核酸检测下去，银行也不借钱给我了。” 为什么？因为没有回款。企业要靠贷款维持运行，银行一旦停贷，企业就陷入绝境。 很多地方爆出了检测造假的丑闻。虽然核酸检测企业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必须谴责的，但是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也令人深思——企业没有收到回款，但试剂、人工的成本需要照付，核酸检测企业运转遭遇难题，随时面临资金流断裂的风险，也是造假事件的助推器之一。 再看上市公司的财报，就会发现，核酸检测公司虽然营收，利润双高，但是现金流却出现了问题。 1.各家的经营性现金流都加剧恶化。以龙头企业迪安诊断为例，2021年年报中的经营性现金流为正的净流入13.2亿元，但是今年上半年经营性现金流急剧恶化转负，净流出了5.7亿。到了三季度虽然转正，仍不及2021年年底的十分之一。 2.各家的应收账款都快速走高，成为行业通病。四家代表性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从去年年报的40%左右，上升至60%甚至接近80%。迪安诊断和兰卫医学的应收账款分别为69%和76%——别人说“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他们是账面很多鸟，全在林子里，笼子里少得可怜。 而这几家上市公司，已经是行业里状况较好的企业了。比如迪安诊断在中报中提到，“公司针对应收账款成立专项治理项目组，从集团、大区、子公司层面，制定逐级行动计划，包括对渠道公司及检验公司回款进行系统化梳理和管理，优化回款流程和制度，加大回款力度，最大化保障资金回笼”。 这些头部公司还有专门的团队帮助回款。稍微小点的核酸公司有时候光付款的口子就被弄的晕头转向：不同地方的区县，付费主管部门不一样，发改委，经信委，区县领导，卫健委，或者多个口子。很多企业老板回款要不回来，只能自己垫资或者靠银行贷款维持运转。实在熬不下去就倒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营收利润光鲜，日子过得混账的现象呢？ 这是因为财务报表是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来记录的：凡是本期已经确认的收入和应当负担的费用，不论其款项是否已经收入到账，或者支付出去，都应该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来处理。 所以合同一签，检测一做，企业账面上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都有了，但都是“应收账款”。（扩展阅读：《香帅的金融学讲义》第72讲“三分钟摸底公司财务健康状况”） 但这些“应收账款”要是成了烂账，资金链就可能有断裂的风险了。 二、核酸企业困境背后的寒气：地方财政吃紧 为什么核酸企业的应收账款会这么高呢？ 今年5月，我国医保局一纸公告，宣布常态化核酸检测由各地财政部门提供资金支持。 政府组织大规模筛查和常态化检测，要求检测机构按照多人混检不高于每人份3.5元提供服务。 所以核酸企业做的主要是2G的业务，付费方是地方政府，由地方财政支付。地方财政吃紧，寒气自然就传到了依赖2G业务的企业。 今年，各地财政都不好过。卖地收入没了（政府性基金收入下滑30%），企业死的死，关的关，收入都没了，税更没了。 2022年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15.3万亿元，同比下降6.6%。部分省市尚未更新公共财政收入数据到三季度，我们如果拿上半年分省市的财政收入数据来看，除了资源型省份（陕西、山西、内蒙古、新疆、宁夏）财政收入有增长，大多数省份财政收入出现了大幅下滑。今年上半年，吉林省下滑了33.8%，天津下滑17.9%，上海下滑12.0%，广东下滑8.6%，北京下滑6.7%。 而另一方面，核酸，封控各种公共卫生和公共治安开支却高居不下。地方入不敷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31省份地方收支净额（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全部为负。降薪，减编，甚至党员干部“带头买房”的新闻不绝于耳。山西省河曲县甚至精简了66%的事业编。 政府没钱，但政府的开支又没法停，怎么办？三招：要钱，借钱，欠债。 对于做2G业务的企业来说，在财政吃紧的时候，被欠债也是司空见惯。但2022年的情况额外极端，这样大面积的财政赤字下，这样持续的密集财政支出还是很罕见的，为了避免“破裂”，所以“拖款”也就是成了一个理性选择了。 三、一叶知秋：资本市场还需耐心等待 俗话说，一叶而知秋。 2022年的寒气，甚至会透过从表面光鲜的核酸企业的财报字里行间漏出来。实际上，这样的“叶”还有很多。 比如说，各地治安罚款同比大幅度上升：全国有公开数据的111个地级市中有80个地级市罚没收入呈上升态势，占比超过72％。其中，15个地方罚没收入同比增幅超过100%。 比如说，个人税收也同比大幅上升：尽管个人收入没有增长，但2020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1.4%，2021年同比增长达到了21%，超过了个税改革前的2018年个税收入规模。仅用两年，个税收入重回第三大税种。 治安罚款上升也好，个人税收上升也好，都是“分蛋糕”模式——你分多了，我就分少了。而后果，最终是蛋糕尺寸“萎缩”，大家挨饿。 核酸企业的财报和实际生存状态之间的差别，也提醒我们，经济的实际体感会远远比“数据”显示出来的要苦。 从数据上看，今年下半年经济一定有回升态势，前低后高的判断会成立。但是，今年数据对资本市场的“前瞻性”会明显下降，为什么？ 因为投资和消费两大块，不管是基建投资还是核酸等公共卫生开支，都来自政府部门。而地方财政早已到了捉襟见肘的程度，所以即使“投”和“用”，也多是借贷（银行贷款）和赊账模式。属于“纸面”金银，不一定能在短期内变成企业的真金白银。所以，即使“业绩”上升，也不一定真正变得有钱可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对“业绩”的预期，自然也要打一个折扣。 写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想起周末看的电影《隐入尘烟》，原来，那些能说的出的苦都不算苦。 希望生活和经济都早回正轨。数据也能早回正轨。

近日，深圳痛经假经确诊可休1到2天引发热议，但据统计，有10余个省份都规定了痛经假。那么，如何看待痛经假呢？ 10余省份明确规定可休痛经假 近日，“深圳痛经假经确诊可休1到2天”引发热议。 痛经假概念其实由来已久，1993年颁布的《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就已指出，患有重度痛经及月经过多的女职工，经医疗或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后，月经期间可适当给予1至2天的休假。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包括北京、上海、陕西、山西、安徽、浙江、湖北、江苏、江西、山东、甘肃、湖南、四川等在内的10余个省份，在地方性规定中明确了女性劳动者的这一权益。 如何看待痛经假 @自我的 SZ：#深圳痛经假经确诊可休 1 到 2 天# 深圳颁布这条我有点哭笑不得，虽然大家一致叫好认为深圳走在最前沿。作为女性我很清楚，痛的那天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医院确诊后，再来回跑一趟回公司请假。我都是事先吃一颗止痛药挺过去或者直接在家休息。 是不是所有的企业请痛经假员工都会得到批准？还是说更加会造成有些企业对女性就业上更加偏向于男性？ 还有就是不痛经的女性怎么办？ 真正要关爱这个女性群体，不要总是慷企业慨，给自己立名声。政府拿出一部分钱来补贴单位的女员工，在 50 岁之前的，这两天假期都可以享有，申请就有，政府和企业像生育保险一样，各自承担出一部分。 每次给女性发声，但真正落实到实处让女性得到实惠的太少了，体制内的除外。还需要从上到下的力量都能够真正支持到。 @75984 你好再见: 作为一个每次痛经 + 头疼生不如死的人来说，看到这个假完全没有一丝开心，正如自我姐说的一样，哪有力气去医院看病呀，就算去了再和人事请假，领导都是男同事，签假条这不都知道为啥请假了。每年的年假都攒着姨妈期最疼得那天来用。 @校园著名单口相声演员: 每次来姨妈跟世界末日一样，要吃止痛药，现在都有耐药性了吃了止痛药还是会不舒服，我痛到吐和全身发冷汗，完全不能上班，要是我单位可以休假就好了。 @筱筱沙拉酱: 我也是吃止痛药，五年前有一次没提前准备药，痛的无法工作，中午请假领导就批了，自己强撑着回到家，一路疼着回家的那个艰难至今没法忘记。 关于这项政策，有医生大V提到说，现在加上一个痛经假，会不会在招聘上对女生更加不友好？ 看也有人提到，企业损失的这个人力成本是谁承担？如果是把这1-2天的工作摊到其他同事身上，作为同事会乐意吗？ 痛经，在女性群体中非常普遍。根据年龄和人群不同，发病率在50-90%之间。原发性痛经的发生主要与月经时子宫内膜前列腺素含量增高有关。内膜脱落是由于子宫平滑肌收缩，导致螺旋小动脉持续收缩造成的。而前列腺素可引起子宫平滑肌收缩过强烈，引起血管痉挛，造成子宫缺血、缺氧状态而出现痛经。此外、血管加压素、内源性缩宫素以及β-内啡肽等物质的增加也会引起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