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杂谈

当下，世界各国均在面对一系列的资源危机，电厂断电，煤炭、钢铁等建材价格一涨再涨，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虽然已经陷入深深的能源危机，德国仍坚持在明年关闭最后三座核电站，不仅是核能，按照德国的计划，2038年前将关闭所有煤电厂，2050年前将放弃使用天然气。 在德国南部，一座废弃核电站的冷却塔被爆破拆除。爆破前，冷却塔上投影着一行德语：‘为替代能源让路’。 有部分网友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要放弃核能？核能不是很高科技，很牛逼吗？是的，核能是很牛，1千克铀可供利用的能量相当于燃烧2500吨优质煤。但是，陆地上铀的储藏量并不丰富，且分布极不均匀。只有少数国家拥有有限的铀矿，全世界较适于开采的只有100万吨左右，即使加上低品位铀矿及其副产铀化物，总量也不超过500万吨，按消耗量，只够开采几十年。因此，为了可持续发展，我们只得放弃核能了。 而且，核电站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 （1）核电厂会产生高低阶放射性废料，或者是使用过的核燃料，虽然所占体积不大，但因其具有放射性，必须慎重处理； （2）核电厂热效率较低，因而比一般的化石燃料电厂排放出更多的废热，故核电站对环境的热污染较严重； （3）核电站的投资成本太大，电力公司的财务风险较高； （4）核电较不适宜满负荷运转，也不适宜低于标准负荷运转； （5）兴建核电站常易引发政治歧见的纷争； （6）核电站的反应器内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如果在事故中释放到外界环境，会对生态及民众造成伤害。 核电站 所以，不管是为了节约能源，还是环境保护，我们都不得不放弃核电站。 第二个，是煤电厂，原料是煤炭，这个大家都知道。煤炭虽然是地球上蕴藏量最丰富，分布地域最广的化石燃料，但是再多的能源也有枯竭的时候，因为煤炭的使用量很大，但煤炭的形成一般需要几千万到几亿年的时间。我们的开采速度远远跟不上它形成的速度，基本也等于不可再生能源。我记得小时候，经济发展还没有现在这么快速，那个时候家庭都会买煤炭回来作为柴草的补充，用来煮猪食或是做饭。那个时候，煤炭才1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100斤。长大后，家里几乎就看不到煤炭的影子了，但工业用煤却占用了大量的煤炭。 煤炭虽然是植物残骸形成的，但在开采和燃烧的过程中却会产生一系列的水源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用煤发电既不可持续，又污染环境，被放弃是迟早的事。 煤电厂产生的滚滚浓烟 第三个是天然气，大家可能会纳闷，为什么天然气也会被放弃呢？天然气不是天然的吗？天然气的确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气体，但它不同于空气，它是存储于地球内部的气体。了解过气功的人都知道，我们人体之所以能抵挡外邪入侵，靠的就是人体内的阳气，正所谓“人活一口气”。其实，地球也是一样，内部的气体撑起了外部固体的结构，内部间隙如果没有气体的力量，就会往里面塌陷。和挖煤导致地表塌陷一样，放天然气导致的塌陷其实更严重，是更深层次的。 天然气开采 同样的，天然气虽然是天然形成的，但它不同于日常小型的沼气池，大规模的天然气田需要在高温，密封的条件下发展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年。 换言之，不管是核能，煤炭，还是天然气，都是用一点就少一点，我们完全不可能等到它再生出来。而且，在开采和使用过程中还会对地球的结构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会污染水源、土地和空气。德国作为工业大国，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相信更多的工业大国也会陆续做出相同的决定。 人类的生存依托于地球和大自然，我们的发展必须要以地球的健康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任何偏离这个思想的发展都是不健康的，是应该遭受共同抵制的。习主席提出要建设地球生命共同体，我们大家都要重视，要明白其中的内涵，不要只停留在说说而已。 人类生命共同体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国家都不想穷，都不想落后，都不想受要欺负。所以，为了自强，为了更方便的生活，我们不断地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其实，站在世界、宇宙的层面看，我们都是地球的子女，地球母亲给我们提供了生存发展的一系列资源：核能、煤、天然气，而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不听话，为了好奇为了长大不断地汲取母亲的营养，甚至为了能源发生争夺。现在，已经危及到母亲的健康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 我们还有更多不单纯依靠地球的能源，比如太阳能和风能，这些被我们称之为新能源的东西。人的欲望是无穷大的，再多的给予都是不能满足的，但我觉得我们应该节约和珍惜。经济学中有个边际效应，我们饿的时候明明吃一个馒头刚好，还有点饿的感觉；吃了第二个，刚好就饱了，但是我们内心还想吃，又吃了第三个，结果就吃得太饱了。当然，由于饿得太久，我们还能吃下第四个和第五个，但是吃的时候已经感觉不到馒头的甜味和香味，我们只是为了吃而吃，已经失去了吃馒头的意义了。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的状态其实和吃馒头差不多，除了少部分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人们之外，绝大部分人都能吃上第一个馒头，还有部分人能够吃上第二个馒头。在很多领域，少部分人甚至能吃上几十个馒头，吃到撑吃到想发吐，就像《九品芝麻官》里面周星驰和吴孟达去告御状不成，却被喂吃饼一样。只不过，他们不是被逼的，是自愿的。 《九品芝麻官》里面周星驰和吴孟达去告御状不成，却被喂吃饼 我们现在倡导要共同富裕，虽然这只是一个理想，但我们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去调控。贫富差距如果太大，那么穷的人永远都是饥渴的，一旦尝到一点富裕的滋味，便会一直不停地扩张自己的需求。就像动画片里的猪小八，因为贪吃失去了仙气，最终变成怪物饕餮，任何东西都想吃进肚子里。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而是要尽量缩小贫富差距，让穷人不再太饥渴，让富人不再太得意忘形。 最后，还是要节约，再少的东西，节约一点，都够。再多的东西，太过浪费，都会花完。

刚刚读完一则新闻：沪昆高速上一男子强行变道超车过程中，与被超车辆发生刮蹭，造成两车翻车，其妻子当场死亡。当民警赶到现场处置时，男子一边痛哭，一边悔恨得跺脚。 世上没有后悔药卖，生命是不可逆的，失去了就是永远地失去。就像前两天一父亲倒车压死2岁的亲生儿子一样，他会在悔恨中过完下半辈子。车祸猛如虎，道理人尽皆知，但往往就是为了快人一步，或是抄个捷径，而迷糊一时，最终酿成苦果。 现代社会，人们的条件都变好了，生活节奏更快，人们也懒得走路了，纷纷都买上了小汽车。城镇化的加速让人们在拥挤的空间生活和工作，大家都开着汽车出门，导致道路拥堵。一堵车，人都会心急，恰恰人们最缺乏的就是耐心。有个成语叫“狗急跳墙”，人急了也会想办法，于是想到超车、想到去插队。一人插队，众人效仿，大家都不守规律反而加剧了堵车的情况。难道都没好好学习，不知道什么叫“欲速则不达”吗？ 城市道路上，因为行车速度较慢，超超车可能还没什么，就算出了车祸，大都不会致命。就算车辆有擦挂，还有保险公司赔，所以让一些人肆无忌惮起来。事实就是，太多的人不守规矩，个个都想往前冲。假设一下，如果人人都守规矩，如果道路或交通设施不出状况，是不会出现堵车的现象的。当然，由于人的本性，我们一定不会见到这样的社会，这种现象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就像共产主义一样，我们实现起来很难，但我们可以先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你说是不是？ 再回到文章开头的新闻，高速路之所以速度快，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有序地行驶，超车也要遵守一定的规则。明明发现超车有困难，还要强行超车，自己出了事故还要连累别人。这事怨不得别人，再大的事故只能怪自己，你尚且还能在悔恨中度过余生，可你的妻子呢，一时间少了几十年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现在的人，大都追求高科技，追求快速，追求效率。其实仔细想一想，人生几十年光阴，慢点不好吗？慢点，才会有耐心，才会有时间看看人生路上的风景。为什么一定要搞得风风火火的，急着赚钱、急着成功、急着赶路呢？当然，并不是要大家崇尚慢文化，凡事都有对立面，世界是在矛盾和统一中发展的，有慢就必须有快，只是我们要懂得去权衡，什么时候可以快，什么时候必须慢。 我们每个人都珍惜生命，就像事故中的男子，妻子死亡后他会痛哭，他会悔恨得跺脚。但是，在超车的那一刹那，他心里面想过后果吗？总之，在开车这件事情上，我一直认为慢点好，耐心点好，遵守秩序，不怕等待。福兮祸所依，你因为快得到了方便，也会因为占到的便宜在其它地方失去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生命！

历史事件：俄罗斯电影演员尤利娅·佩列西利德作为成员的摄制组，10月5日从拜科努尔发射场飞往国际空间站，此行主要的目的是拍摄电影，全世界数百万人观看了发射。为发射顺利进行项目参与者们做了大量工作，掌握了太空事务的所有精细之处。 名为《挑战》的电影将是历史上第一部在太空中拍摄的故事片。在“联盟MC-19“宇航船上，除了女演员自己外，宇航员安东·什卡普列罗夫和导演克利姆·希片科也前往轨道。 曾是机组成员的女宇航员叶莲娜·谢洛娃说：“这是电影史上独一无二的体验。太空是可以让你拍摄到独一无二镜头的独一无二的环境。可以随心所欲地拍摄电影，无论是科幻、幻想还是在带有绿幕的工作室中的太空电影，然后借助电脑处理所有内容。但是在重力作用下，不可能绝对可靠地表现演员的表情和动作。” 她教会了演员尤利娅·佩列西利德女性在国际空间站生活的秘密。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被派往轨道拯救宇航员的一名女医生的故事，2020年9月宣布拍摄这部电影。电影《挑战》是“第一频道“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的项目。 谢洛娃说：“导演将有可能在真实的条件下，在宇航员正常的空间中，在真实的布景中拍摄一切。因此演员将要体验的情绪和感受也将是特别真实的，这将是电影制作的独特体验。“ 她还说，此外摄制组还不得不研究了太空站和飞船的结构，研究生命的保证系统。这都是必须的，以便他们可以容易地在太空站上生存，以便他们能够完成设定的任务拍摄未来畅销的电影。 演员的太空出差之旅将持续12天，在拍摄完成后佩列西利德和希片科将回到地球。安东·什卡普列罗夫将在轨道上停留近半年。 谢洛娃说，这只是第一个可以让人明白如何在太空拍摄电影的试验。 她说，在团队在空间站即将度过的这个不长的时间内她将获得重要的经验，当然她将向全世界分享这个经验。而我们和你们将收获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

社会上对“共同富裕”，有一些误解 今天，在讨论共同富裕这一话题时，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有害观点，亟需我们正本清源。 一种是把共同富裕理解为节制资本、遏制资本，要劫富济贫，剥夺企业家、富人的财产，再加上一些自媒体的渲染，这种极端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焦虑甚至恐慌。 第二种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无论是加强行业监管，还是提出促进共同富裕，似乎都是不尊重企业家、不尊重企业家精神、不保护私有产权的表现。 两种极端观点的背后，反应的是一些人对共同富裕的误解。 其实，共同富裕并不是新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就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有两大本质特征：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共同富裕。当时就谈到了要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至于为什么今天提出这个话题会再次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我觉得主要在于收入差距的问题上，而今，贫富悬殊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难题之一。 举个例子，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这个系数就是简单的从0到1这么一个范围，数字越小意味着收入差距越小，贫富分配越均衡，经济学界的共识是，如果基尼系数超过0.3，说明收入差距比较严重，超过0.4就被称为国际警戒线。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2，前几年有官方机构公布过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高达0.43. 即便不谈经济学数据，在中国社会走一走，从中部走到西部，从南方走到北方，从城市走到农村，从富豪的千万豪宅走到农民的旧房土屋，我们也能够发现，中国的收入差距其实是一个难题，我想这也正是十八大之后提出精准扶贫的原因所在。 而精准扶贫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一个资源的重新分配，就是要把富裕的地方、成熟的资源通过一种生产性的办法，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带动农村发展。 作为党中央主管经济的最高决策机构，今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明确提出研究促进共同富裕。 而“促进”这两个字，则表明共同富裕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实现的。 社会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必要和先决条件。 世界上局势不稳定的国家，往往也都是收入差距极端悬殊的国家，像非洲的很多国家，还有前段时间的阿富汗，这些国家不仅很穷，而且绝大多数人几乎是赤贫，因为财富被极少数权贵完全控制了。这样的国家，不符合最基本的公平正义。 收入差距、贫富悬殊走向极端，容易导致经济停滞，社会撕裂，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我们也能看到规律。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年轻时血气方刚，满清入关打到中原来的时候，他组织游击队奋起反抗，反抗失败后躲在山里着书立说，总结中国历朝历代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 后来有人把他的总结概括为黄宗羲定理——一个王朝建立初期，税收比较低、老百姓的负担也相对比较轻一点，等到王朝稳定了，公子王孙越来越多，为了继续保持不劳而获，他们就开始了高额税收和各种盘剥，最后使得多数人陷入赤贫。农民活不下去了就只好揭竿而起，结果王朝就要崩溃。 所以无论是从公平正义、政治稳定的角度来看，还是经济持续增长的角度来看，都决定了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收入差距都不能过大，贫富悬殊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正义和道德的问题。 决定收入差距的7大关键因素 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悬殊的收入差距，这个答案并不唯一，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人类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经济增长，大多数人肯定是穷的，像18世纪以前，就没有什么发达国家，好多人甚至还在生命线上挣扎。 而当经济开始增长后，收入差距就逐渐拉开了，经济增速比较快的国家，其收入差距往往也会加速扩大。 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有些人创业，很自然地就会积累大量财富，创业是社会鼓励的行为之一，我们今天鼓励企业家、鼓励创业者，也是在鼓励这种收入差距。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一个哲学问题，即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实现收入上的人人平等。因为每个人天生的地域环境、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天赋能力、机遇运气都是不同的。 物理学家早已经证明了一个定律，假设地球上70多亿人都一模一样，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结果依然符合二八定律，最后的赢者只占参与竞赛人数的20%。所以幻想每个人都一样，是完全虚幻和不可能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第三个原因在于地区间的差距，比如我们的西部、西北部，甚至一些东部地区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无法跟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这些地方比。 而我们提出要平衡发展，也正是为了解决地区之间的差距问题，包括近段时间国家在教育方面所做的一系列改革，为的也是尽可能的实现教育公平， 孩子们虽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但至少可以给他们提供公平教育的机会。 第四个原因是财富的代际传承。以美国为例，他们有很多像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福特、摩根等有名的家族，这些家族的祖先早在19世纪就发了大财，这笔财富总有一部分能够慢慢传承下去。 财富的传承是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这一代积累了财富，下一代就没了，那这个国家很难变成富裕发达的国家。为什么我们重视保护私有产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保证财富能够传承下去。 再举个例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可谓是人尽皆知的大教育家、实业家，他当年办了很多企业，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身价极高的一个人，但我去江苏讲课时发现，很多江苏人甚至都没听说过张謇这么个人，为什么张謇家族没能像洛克菲勒家族一样传承至今？就在于过去没有一个好的财富传承环境。 当然，在财富传承上，很多国家也出台了遗产税、赠予税等法案，通过税收的方式来进行调节，但需要注意的是， 调节不是剥夺，其核心还是在于通过各种法律法规，保证财富能够传承下去，能够用于社会。 这是造成收入差距的4个重要原因，分析下来，每一个都有它的合理和正当的成分，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发展，通过国家战略的改进，来逐渐缩小这些差距。 当然，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也不止于此，还有3个原因是需要我们坚决扼制、反对和制止的： 第一，一些腐败和不法收入。 比如内幕交易，坑蒙拐骗，通过各种造假高位套现等等，也就是今天网络上讲的割韭菜。 一些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此前做过研究，他们发现，很多地方的贫富悬殊较大，并不是因为企业家创业造成的，腐败和不健康的政商关系才是最主要原因。 经济学里边有一个词叫拉美化，讲的是一些国家里，少数官僚进行官商勾结，获取了国家大部分的财富，普通老百姓收入非常低。 所以，今天谈促进共同富裕，我认为应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遏制腐败和建立一个法治社会上，通过对权力的真正监督，权力的制衡，把权力关到笼子里面来实现。 有些上市公司也一样，自身其实没有为股民创造价值，只是通过虚假的财务报表，通过讲故事来套现，高管套现几千万，几个亿，甚至几十亿，几百亿走了，而普通股民，好不容易赚一点钱，投到股市里边血本无归。 所以我今天我很不理解的是，一些自媒体为什么会把促进共同富裕的焦点放在企业家、创业者身上，这完全搞错了。 今天应该反对的是这些官商勾结的人，加大力度来扼制腐败，让这些坑蒙拐骗、高位套现的人受到惩处。 美国也有很多坑蒙拐骗的人，股市上的违法行为也很多，但是这些人一旦被逮住基本就是倾家荡产，终身监禁。像本世纪初期的安然造假案，直接导致企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安然的高管、实控人以及造假事件的参与者全都被罚得倾家荡产，不少人甚至被判了终身监禁。 第二，通货膨胀和资产价值泡沫。 有个知名经济学家曾说，通货膨胀就像小鬼搬家，悄无声息地就把财富给搬走了。 而通货膨胀受害者也不是那些能够从银行大量借钱的人，他们巴不得通胀，因为通胀就可以把债务全部免掉了。通胀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不可能玩金融游戏，通胀一来，财富的缩水就不可避免。 为什么我们的货币政策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不允许通胀、不允许资产泡沫？为什么我们在极力地遏制高房价？就是因为这些金融游戏的最终受害者不是富人，而是每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 第三，今天的货币缺乏约束。 1971年之前，人类的货币发行其实是有约束的，比如银本位制、金本位制，但到了1971年美元跟黄金完全脱钩后，这个约束就彻底消失了，这就导致今天全球的中央银行都可以无限度地量化宽松、无限度地发行货币，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我在《新资本论》里边讲，人类货币如果缺乏约束就会造成3个两极分化： 第一个两极分化是金融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虽然央行不断的发行货币，但这些货币都到了大机构、富人手上。 第二个两极分化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就是搞投机买卖，看到这些搞金融、搞房地产的赚了大钱，很多人也开始梦想着去玩投机，玩金融游戏，造成了经济“脱实向虚”的倾向。 第三个两极分化是老百姓的收入两极分化，我们知道，一般老百姓是没有办法玩金融，玩虚拟经济的，能玩的都是些大机构和少数富人，他们的钱往往越玩越多，而普通老百姓就只能干看着，没有什么办法，这也是我《新资本论》里边讲的人类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 当然，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着同样的状况，虽然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但至少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做出了相应改变。 高层领导人已经在多个场合讲到要坚决遏制这种脱实向虚的倾向，要促进脱虚向实，所以大家也看到了这几年的政策在不断调整，比如房地产的三条红线、金融的监管甚至不鼓励只会搞金融的企业。 这3点原因也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顽疾，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制度上的缺陷，而这种制度缺陷反映的则是我们思想认识的不足和心理上的疾病。 比如，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可以说是中国最聪明的一群人了，但他们毕业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想去当科学家、思想家、工程师，而是想方设法进金融机构玩投资。 试想，如果这最聪明的一群人都去搞投机买卖，都去玩金融，科技还怎么发展？我们又该如何摆脱被美国卡脖子的困境？ 所以，在这造成收入差距悬殊的7点原因里，前4点可以理解为客观原因，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适当进行调节，但后三点我认为是人类的大麻烦，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去解决。 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 接下来聊聊对策，也就是我们该如何去缩小悬殊的收入差距。 817中央财经委会议其实也明确讲到了分配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 第一次分配是要素分配 就是参与生产的土地，工厂，资金，劳动者等，都能够得到合理的收入，经济学中也有很多的解释理论，每个要素应该获得多少收入，马克思《资本论》的起源就是这个，他认为要素方面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是非常不合理的。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世界各国也采取了很多办法，来尽可能地保证公平分配这个要素。比如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一个人连工作都没有，那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分配。二战之后，美英等西方国家陆续颁布了充分就业法，把充分就业变成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 社会保障也是一种要素分配，我们要交社保，确保大家退休后的各种保障，这种本质上就是一种要素分配。 当然，要素分配在世界上还有一些非常新的办法，比如说股权和期权的激励，股权和期权其实是美国华尔街最早开始探索的，今天在中国也非常普遍。 我们知道，一个公司的背后其实就那么几个投资者，一上市他们就变成了超级富豪，但大多数员工仍然只是拿工资，这既不合理也不太符合公平正义的逻辑。所以华尔街开始探索股权和期权激励，如果你真有才干，你就可以获得股权，也可以享受很好的收入。 ...

日本又要选首相了。 去年9月，自民党老臣菅义伟在安倍晋三的注视下“接位”，成为第日本99任首相。既不是世袭、也不属于任何派阀的菅义伟能够高票当选，背后是安倍和自民党内各派大佬的有意为之，一个嘴损的老议员说，“ 菅义伟就是被人雇来看店的妈妈桑”。 菅义伟 首相干了一年后，给国民打上疫苗、扛过东京奥运会的菅店长不想老老实实地看店了，公开要求82岁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辞职，以便把受年轻人支持的河野太郎扶到干事长的位置上，挽救自己低迷的民众支持率。 看这架势，菅义伟不仅想再干三年，还想搞自己的“菅派”，这下大佬们都不干了，河野所属的麻生派领头人麻生太郎跟菅义伟说，“你都是要沉的船了，别再拉着我们的河野陪葬！” 眼看快到选总裁的日子了，自民党内的几大派阀纷纷抛弃了现任首相，势力最大的细田派在安倍的授意下，也掐断了人事合作。 9月3日，自感大势已去的菅义伟宣布，不参与月底的自民党总裁选举，9月底任期届满时，将请辞首相。 消息一出，首相宝座成了各方角逐的焦点，日本政坛多年未见的选举混战拉开帷幕，首次有多位候选人争夺自民党总裁之位，还要追溯到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芳和三木武夫等人参选的1972年。 这次的候选人有四位，两男两女，各有故事，分别是民调领先、曾割肝救父的 河野太郎，获得安倍支持的女右翼 高市早苗，民众受灾时、跟领导把酒言欢的 岸田文雄，以及喝过马桶水、意外成为我国鸡汤界传奇人物的 野田圣子。 左起：河野太郎、岸田文雄、高市早苗、野田圣子 一番混战，在所难免。 “背叛“父亲的河野太郎 现年58岁的河野太郎生于政治世家，曾祖父河野治平在明治时代步入政坛，祖父河野一郎被称为“神奈川国王”，50年代在鸠山内阁担任农林大臣，任内曾和首相鸠山一郎去莫斯科跟赫鲁晓夫谈判。 日苏渔业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河野一郎举着酒杯问赫鲁晓夫， “我干了这杯伏特加，您就答应我们的要求吗？” “好啊。” 一杯烈酒下肚，搞定了渔业协定，同年，《日苏共同宣言》签署，两国由此恢复邦交。 河野一郎去世当天，安倍的外叔公、时任首相佐藤荣作亲自赶往悼念。一郎去世后，党内的河野派势力一分为二，一派发展为二阶派，另一派就是如今自民党的最大派阀细田派。 河野太郎的父亲河野洋平当过官房长官、外务大臣、自民党总裁等要职，是自民党内有名的 亲华派外交家，主张对中国示好，反省战争责任。 左起：河野一郎、河野洋平、河野太郎 有一回，去泰国出差的航班遇到台风，河野洋平乘坐的飞机迫降在台北机场，他坚持不下飞机进入机场休息室，他说“政治家不能言而无信”，因为根据中日联合声明，日本不能和台湾发生政治关系，所以他“不能踏上台北的土地。” 1993年8月4日，时任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发表谈话，对二战期间日军强征妇女充当慰安妇表示衷心反省和道歉，这番未经内阁会议通过就发表的谈话引起日本政坛争议，被称为“河野谈话”。 此后，历任首相包括安倍和菅义伟，都动过否定“河野谈话”的念头，但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继承“河野谈话”，并对历史问题做出心口不一的“反省”。 2002年，河野洋平被诊断出肝硬化，儿子河野太郎把自己三分之一的肝脏移植给了父亲，后来有记者问他，“器官移植的人患后遗症风险很大，你当时怎么下得决心？” 河野太郎笑着说，“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会有风险，我做手术的第二年，日本才出现器官捐赠者死亡的病例。” 从这个回答可以看出，河野太郎这个人介于靠谱与不靠谱之间，他有革新自民党和日本政治风气的野心，却常因为“出格”的观点让大佬们头疼，麻生太郎对他的评价是，“河野这小子英语很溜，但不懂人情世故。” 肩负给家族出个首相的河野太郎从初中开始上的就是名校，考上庆应大学后，他就上了两个月，然后以“浪费时间”为理由休学赴美，在乔治城大学拜入后来的美国首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门下，专攻比较政治学，还给资深参议员当过实习生，对美国那一套很熟悉。 左起：美民主党参议员谢尔比、伊藤武子（河野母亲）、河野太郎 1984年，作为交换生的河野太郎进入波兰中央计划统计大学就读，不知是胆儿大还是犯二的他跑到波兰被软禁的议长家里感受冷战气氛，结果被波兰当局抓起来拘留了一晚上，这段经历成了他日后的谈资，每次都会说到“铁幕下的大学宿舍只能吃到马铃薯就咸菜。” 波兰“历险”归国后，河野太郎进入一家生产汽车配件的公司体验上班族的生活，他爸是公司的大股东，他弟弟河野二郎后来当上了社长， 1996年，日本选制改革，大选区拆成了小选区，河野太郎没跟他爸打招呼就跳出来参选，惹得还没想退休的河野洋平很生气，造成父子俩在同一个选区争夺的“奇观”。生气归生气，河野洋平还是帮儿子疏通了关系，助他当上了参议员，不过，走上政坛的河野太郎马上就背叛了他父亲的亲中路线，跟时任自民党青年局长的安倍晋三跑到台北访问。 2009年，翅膀还没硬的河野太郎就敢参选自民党总裁，他主打政坛新秀的形象，政见包括“支持女性天皇的继承、反对核电”，在街头演讲时，他还针对自民党内不肯让位的老家伙们喊出了“把一颗腐烂的苹果放回桶里，桶里的苹果都会烂掉！” 河野的大胆发言让日本民众觉得耳目一新，却把森喜朗、町村信孝等大佬气得不轻，投票结果第一名是300票的谷垣祯一，第二名就是144票的河野太郎，着实让日本政坛吃了一惊，小泉纯一郎说，“ 此子将来可能会成为大人物。” 2015年，河野太郎进入安倍内阁，进一步发扬“离谱发言”的个性，担任外务大臣时，他曾在众多工作人员面前表态，“我和父亲不一样，请不要拿我和他对照”，并对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等问题态度强硬，明确表示自己和父亲看待历史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两年后，中美两国各自发表了缓和关系的讲话，“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两个大国。”闻听此言，河野太郎竟然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并非太平洋沿岸国，太平洋沿岸国是日本，美中不宜对太平洋说三道四！” 河野这番把中美两个大国都“逐出”太平洋的雷人言论连日本右翼都不知道从何吹起，各大右翼报纸连新闻都没敢发，只有个八卦小报按捺不住地吹了一句，“河野太郎说得好，以往历任外相都没有如此直抒胸臆。” 在防卫大臣任上，河野太郎转为紧追美国的脚步，公开声明“ 日本愿意成为五眼联盟的第六只眼睛”。 除了英语很溜，河野太郎的推特也玩得很溜，是拥有240万粉丝的大V,发推的频率直追懂王，中日韩三方外长会谈时，河野太郎和韩国外长康京和的合影引起日本网友的质疑，“河野外相带金表炫富？” 没过一会儿，河野就在推特发了一张“金表”的照片，并配文，“这是竹子做的，怎么了。”原来所谓的“金表”是东盟成立50周年时制作的纪念品，因其色泽偏黄类似金表，河野解释说，“我有皮肤炎，所以特别喜欢这只竹质手表。” 河野解释说，‘我有皮肤炎，所以特别喜欢这只竹质手表。’ 目前，河野太郎在50岁以下民众中间有超过半数的支持率，很有希望在第一轮选举中拿下自民党总裁之位，进而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但是，以安倍、麻生为代表的幕后大佬不想这个会把自己政治遗产一扫而光的“不受控首相”上位。 为了阻击河野，安倍大力扶持政见激进的高市早苗，意图把投票拖入第二轮，2012年的总裁选举，安倍就是在第二轮逆转战胜了人气颇高的石破茂，因为在第二轮投票中，代表地方基层民望的票数将从第一轮的382张减少为47张，决定胜负的关键就变成了国会议员票，哪个派阀的人数多，它推出的候选人就能获胜。 想当撒切尔夫人的高市早苗 去年8月，溃疡性结肠炎复发的安倍晋三辞任首相，他支持的菅义伟以压倒性的优势接任，本来安倍想继续支持菅义伟再干一年，但乱局突现，河野“杀”了出来，安倍也随即改变了立场，说“最支持安保、外交路线和自己最贴近的女候选人高市早苗。” 高市早苗，现年60岁，奈良县出身，松下政经塾第五期学生，她的偶像是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理想是成为像撒切尔夫人那样的“即使不被爱也得到尊敬的政治家”。 跟河野相同，高市早苗也有留学美国、当参议员实习生的经历，2006年，她以特命担当大臣首次进入内阁，并成为第一个亮出右翼态度的女阁员，面对媒体，她毫不避讳地说，“ 今后我将作为一名日本人从容自然地参拜靖国神社。” 2007 年的日本投降日，高市早苗参拜了靖国神社，是安倍内阁中第一个“拜鬼”的阁僚成员。2013年，高市成为自民党首个女性政务调查会长，她向时任官房长官菅义伟提出要求，在二战结束七十年的时候，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新的官房长官谈话，但未被采纳。 近年来，高市早苗的右翼立场过之不及，她不仅推荐吹捧希特勒的书籍《希特勒选举战略》，还和否认纳粹大屠杀的纳粹分子山田一成合影。 在最近举行的候选人政见发表会上，高市早苗再次宣称若自己总裁和首相，将在任内亲自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并批判了为日本二战期间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道歉的“村山谈话”。 有了安倍以及自民党内右翼保守势力的支持，高市如果能把河野拖入第二轮投票，还真有可能偷袭得手，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 与此同时，另一位候选人岸田文雄也是这么打算的，岸田跟安倍同期当选国会议员，曾在安倍内阁担任过四年多的外务大臣，是二战后任期第二长的外相，仅次于吉田茂。 岸田的外交技能是酒量大，曾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拼酒三个小时，据说还获得了对方的认可。2018年7月，日本西部地区发了水灾，二百多民众丧生，就在民众接到暴雨避难通知的当晚，一张推特照片曝光，安倍、岸田等自民党干部居然聚在一起喝大酒，一个受灾县议员看了照片后，对记者表示，“惊到无语”。 安倍、岸田等自民党干部居然聚在一起喝大酒 岸田的人气介于河野与高市之间，属于让大佬们比较放心的候选人，目前他的支持率比高市不相上下，如果能在第一轮胜过高市，那么支持高市的票数将极有可能在第二轮流入岸田阵营。 干了这杯马桶水的野田圣子 最后要介绍的这位候选人相当“传奇”，现年61岁的野田圣子，也算是政治世家，祖父野田卯一当过大藏省次官，当时与池田勇人和福田赳夫合称“大藏省之3田”。然而， 野田圣子为我们熟知却是因为一个“草根逆袭”的鸡汤故事——喝马桶水的女人：从酒店清洁工到邮政大臣。 1983年，大学毕业的野田进入帝国酒店工作，干过前台接待和国际销售等部门。入职培训时经历过刷马桶的培训，那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这么描述的： “一听说让她洗厕所，细皮嫩肉的野田简直想哭，抓着抹布伸向马桶时，她恶心得想吐又吐不出来，而上司的要求是把马桶刷得光洁如新，野田为此备受煎熬。 一位前辈看出了她的心事，请她现场观看自己的清洁过程，只见这位前辈不厌其烦地反复擦拭马桶，直到里面光洁如新，然后拿着一个杯子，从马桶里舀了一杯水一饮而尽，并对野田说，‘ 怎么证明你做好了呢，喝一杯马桶水吧，胜过千言万语的自我标榜’。 ...

D763列车发生撞人事故 9月27日下午1点左右，从兰州始发到成都东的D763列车即将抵达遂宁站，在经过涪江铁路桥时突然紧急刹车，列车疑似撞上了人，随后警方前往处置。 昨晚，@成都局遂宁车务段 发布消息证实了此事。根据通报，9月27日下午，D763次列车运行至达成铁路蓬溪站至遂宁站间，撞上一名侵入铁路线路的男子并紧急停车。 经查，该男子不幸身亡，事发处铁路防护网有破网痕迹。现场检查处置后，该列车已恢复运行。目前，公安部门正在开展事故调查。 动车撞了人责任怎么划分，铁路要不要赔钱？ 责任划分可能涉及以下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1.动车速度？ 2.铁路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是否完善？是否经常性巡查和维护？ 3.行车过程中是否尽到安全义务？了望、鸣笛…… 4.是否不可抗力？ 5.受害人是否有故意卧轨、碰撞等行为？ 6.受害人是否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 不过，《民法典》有规定—— 第一千二百四十条 ?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 因此， 这次事故属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属于“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应采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造成损害即应承担民事责任，但受害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 前不久，刚公布了一起火车撞人事故的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件（2021）鄂71民终8号，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了解一下。 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2019年11月8日16时47分，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昌东车站派出所值班室接武东客场车站值班员电话，报告武昌南机务段单机52171号机车运行至武九北环线K22+500m处发生撞人事故。经武昌东车站公安派出所勘验检查，认定事发现场位于武九北环线××处，该处线路呈南北走向曲线，事故造成受害人常某死亡，死亡直接原因为重度颅脑损伤、脑出血。本院组织当事人赴事发现场进行了查看，该处线路为封闭线路，有四条南北向铁路线路，最东侧为武钢专用线，专用线与武九北环线间有杂木丛相隔。线路东侧为武钢硅钢厂厂区，厂区与线路间有围墙相隔， 事故发生地沿线西侧护栏年久失修且存在缺口，有一行人长期通行形成的简易路连接该缺口。向北距事故发生地600m左右有一通往武钢硅钢厂的下穿涵洞，向北距离涵洞150m左右为武钢专用铁路大门。 （一审）该院认为， 铁路运输属高度危险作业，因铁路运输造成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 关于赔偿责任主体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事发路段铁路运营单位为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本案中，事故机车及铁路线路均为武汉铁路局所属，结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受害人系通过武钢专用铁路大门进入铁路线路，故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应为武汉铁路局。 关于赔偿责任比例，武汉铁路局未能举证证明本次事故系不可抗力、受害人故意以卧轨、碰撞等方式造成的，其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事发区域为封闭线路，但封闭护栏及警示标志年久失修，且存在多处人为破坏，事故发生地西侧护栏有一处缺口，有一行人长期通行形成的简易路连接该缺口，说明武汉铁路局未按规定对该路段铁路线路、铁路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进行经常性巡查和维护，亦未对巡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及时处理。另依据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昌东车站派出所对涉事机车司机的询问笔录，本案涉事机车为单机，配备主副两名司机，运行速度未超过42km/h,司机室在机车后方，但主、副司机均未加强对线路了望。主司机在接受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昌东车站派出所询问时陈述，其在事发前并未发现受害人，在副司机提醒有异常的情况下才采取紧急制动措施，随即听到撞击声。根据列车运行数据全程记录显示，车辆在制动前并未鸣笛示警，其从制动到停止仅15秒，如司机能加强了望，提前发现受害人并及时采取制动措施应能避免事故发生，故本院认定武汉铁路局未充分尽到安全防护及警示义务，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受害人常某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知道进入铁路线路的危险性，其不顾自己的人身安全未经许可侵入铁路线路，导致损害后果发生，说明受害人未尽到应有的安全注意义务，其自身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因受害人翻越、穿越、损毁、移动铁路线路两侧防护围墙、栅栏或者其他防护设施穿越铁路线路造成人身损害，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有上述过错行为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本院酌定武汉铁路局应对本次事故承担50%的赔偿责任。 （二审）另查明，涉案铁路线路区段允许速度为100Km/h. （二审）本院认为， 本案属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属于“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应采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造成损害即应承担民事责任，但受害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 关于武汉铁路局是否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义务。《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设计开行时速120公里以上列车的铁路应当实行全封闭管理。涉案铁路线路区段允许速度为100Km/h,依条例规定不属于应实行全封闭的区域，但涉案线路位置处于居民区与工矿企业交汇处，通行人员较多， 对从事高度危险性铁路运输的铁路运输企业在人流繁杂处的安全防护义务应有更高要求。经现场查看，封闭护栏及警示标示年久失修，即使查看现场时间距事发时间将近一年，但事发地点西侧护栏处存在明显缺口且有多处人为破坏情况，并有一行人长期通行形成的简易路连接该缺口，武汉铁路局在此居民区与工矿企业交汇处，没有尽到与其从事高危行业相匹配的安全防护警示义务。事故线路为弯道，客观上存在司机了望受一定影响，但从事铁路运输，应具备专业和经验， 在有弯道线路的地段更要加强了望，可司机显然没有尽此义务。 列车运行数据记录显示，涉事列车在最后一次鸣笛后至制动前，持续一分多钟未再次鸣笛警示。综合上述情形，一审法院认定武汉铁路局未充分尽到完全防护及警示义务并无不当。 关于赔偿责任比例。 受害人常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了解铁路运输的危险性，明知在铁路上行走可能有被撞的危险，但因个人安全意识淡薄而进入其界限内，导致损害后果发生，受害人自身存在过错。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判令武汉铁路局对本次事故承担5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今年6月，米兰达·凯利（Miranda Kelly）检出了新冠阳性，44岁的凯利是一名注册护士助理，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在确诊当天她的病情迅速恶化，由于呼吸困难，她被送去了急诊室。 随后，她46岁的丈夫乔也被确诊为阳性。凯利真的很害怕，她尤其担心家里五个十几岁的孩子。“我当时只想求上帝保佑我们不要上呼吸机。我们还有孩子。要是我们不在了，谁来照顾孩子们？” 焦虑和恐慌令家住西雅图的凯利夫妇在确诊后不久就同意参加一项临床试验，试验正好在附近的弗雷德·哈钦森（Fred 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举行，这家研究所在新冠疫情中以卓越的判断力而赢得世人的瞩目，他们参与组织了一项跨国研究，旨在测试一种专门新冠的抗病毒药物。 凯利夫妇从参加试验的第二天起就开始虔诚地服药：每天吃两次，每次四粒。他们并没有被告知分到的是活性药物还是安慰剂，但他们说，一周之内，他们的症状有所好转。不到两周，他们痊愈了。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得到了真正的药物，但我感觉我们应该是分进了测试组，”米兰达·凯利说。“考虑到我的各种病史，再加上刚刚确诊时我病得那么重，我觉得康复得非常快。” 凯利夫妇可能为全球对抗新冠疫情做出了贡献。如果说去年的抗疫重点是开发疫苗，那么今年很多研究的重点就是生产新的抗病毒药物来对抗这种已夺去450多万人生命的疾病。疫苗的目的是预防感染，但它们只是抗击新冠病毒所需武器的一部分。而一种可以减轻症状、加快康复并可在家服用的药片将是一项重大进展，它能减轻医院的负担，同时有望进一步降低新冠的重症率和死亡率。 随着北半球进入秋季，再加上人们担心在寒冷的月份病例会增加，制药公司正在与时间赛跑。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艾滋病司司长卡尔·迪芬巴赫（Carl Dieffenbach）表示，至少有三种治疗新冠的抗病毒药物正在进行临床试验，这些临床试验的结果预计将在秋末或初冬之前公布。 迪芬巴赫说，这当中最有力的竞争者是默克公司和Ridgeback生物疗法公司开发的一种名为莫诺皮拉韦（Molnupiravir）的药物——凯利夫妇在西雅图参加的就是该药的临床试验。另外两种药物则分别是辉瑞（Pfizer）的候选药物PF-07321332，以及罗氏（Roche）和Atea制药生产的抗病毒药物AT-527，在小型试验中表现同样良好，辉瑞在今天（9月27日）刚刚宣布该公司的候选药物进入了2期和3期联合试验阶段。 据迪芬巴赫表示，顺利的话，人类离一种可以在确诊后早期抗击病毒的口服药物可能只有几个月之遥，而这类药物的问世将令我们离真正恢复正常生活又前进了一大步。 30亿美元的计划 新冠大流行已经持续了一年半，美国政府在疫苗上投入了185亿美元，这一策略以创纪录的速度产生了至少五种有效的产品。但政府在药物上的投资要小得多，只有82亿美元左右。 其他一些病毒，包括流感病毒、HIV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都可以用一片简单的药片来治疗。但尽管进行了一年多的研究，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药物可以在新冠病毒感染肆虐之前治疗患者。 今年6月，美国政府启动了一个名为“疫情抗病毒项目”（APP）的新项目，该项目投资超过30亿美元用于开发治疗新冠的抗病毒药物。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是该项目的关键支持者，他说他希望未来病人在感染了新冠时，可以迅速获得口服药物。 福奇向《纽约时报》解释说，“我早上醒来，感觉不太好，嗅觉和味觉都消失了，喉咙痛。我打电话给我的家庭医生说，‘我得了新冠，请给我开个处方。’” 福奇对抗病毒药物研究的支持源于他30年前抗击艾滋病疫情的亲身经历。在20世纪90年代，他的研究所研制出了治疗艾滋病的首批抗病毒药物，“蛋白酶抑制剂”可以阻断一种重要的病毒蛋白质，并可以终生抑制病毒。 在21世纪初，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名索非布韦（Sofosbuvir）的抗病毒药物可以几乎100%治愈丙肝。 至于达菲（Tamiflu）则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治疗流感的处方药，如果迅速服用，它可以缩短流感的持续时间，并降低住院的风险。 在大流行开始时，研究人员开始在新冠重症住院患者中测试现有的抗病毒药物。但许多试验都没有显示出抗病毒药物的任何益处。事后看来，选择对住院患者进行试验是个错误。科学家现在知道，试图阻止新冠病毒的最佳时间是在疾病的最初几天，此时病毒正在快速复制，免疫系统还没有建立起防御。因此，关键是需要针对感染早期患者，通过药物及早阻断病毒复制。 到目前为止，医生们只有很少的药物来对抗新冠病毒。瑞德西韦、单克隆抗体和类固醇地塞米松等几种疗法改善了新冠患者的护理，但这些药物不是万灵药，也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 比方说，由再生元（Regeneron）制药公司生产的一种抗体治疗方法看来可以降低得新冠后出现重症的危险，但它生产成本昂贵，而且只能通过静脉输液给药。 瑞德西韦也有类似的问题，它同样需要静脉输液，而且研究结果好坏参半。尽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已批准瑞德西韦治疗新冠住院患者，但世界卫生组织仍对其疗效持观望态度，称“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瑞德西韦可以改善这些患者的生存率和其他结果。” 如果人们能在新冠病程早期将瑞德西韦作为药片服用，它可能会更有效。但在经批准的配方中，这种化合物不能口服。它无法在从嘴到胃再到循环系统的过程中存活。 几十种疗法开始冲线 目前全球正在开发几十种新冠抗病毒治疗方法。默克和辉瑞无疑是最接近终点的大型制药公司，两种口服抗病毒药物正在进行人类临床试验。 默克的这款名为莫诺皮拉韦的药物来自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实验室。2013年，这里的研究人员想要找到一种治疗马脑炎病毒感染的抗病毒药物，马脑炎病毒感染是美洲人类和动物公共卫生的主要威胁。广泛测试证实，这种广谱抗病毒药物能够抑制多种RNA病毒的复制，包括流感病毒、多种冠状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 埃默里团队与迈阿密Ridgeback生物治疗公司合作，在小鼠身上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实验，默克公司于是找到他们，开始将这种药物用于新冠的人体临床试验。 默克公司负责传染病和疫苗研究的副总裁达里亚·哈祖达（Daria Hazuda）说：“我们认为这种药物真的很神奇。” 一项小型试验观察了莫诺皮拉韦对202名开始出现症状的新冠患者的影响。试验显示，在治疗进入第五天时，在服用莫诺皮拉韦的参与者鼻咽拭子中就已经检测不到病毒，但在服用安慰剂的参与者中仍有11%发现病毒。因此，该试验表明，莫诺皮拉韦可以减少和消除轻度新冠患者的传染性，加速病毒清除，这一事实表明，它可能不仅有助于治疗新冠，还有助于减少其传播的机会。 但要知道它到底有多有用，需要在进一步的试验中看看会发生什么。目前，莫诺皮拉韦在全球还有多项试验正在进行。研究人员想要了解早期莫诺皮拉韦治疗是否可以减少重症患者清除病毒的时间；是否能比安慰剂更好地预防未住院患者出现重症和死亡的可能性。还有一项有趣的试验在观察它的阻断作用，想要了解阳性患者进行莫诺皮拉韦早期治疗是否能避免同住的家人受到感染。此前的研究已经表明，莫诺皮拉韦可以阻止新冠病毒在雪貂群体中传播。一些试验应该会在今年秋天前得出明确的结果。 辉瑞公司的新冠病毒抗病毒药物则是根据一种可能用于治疗非典的分子进行改造的。这种药物已经被搁置多年，但去年春天，科学家们决定修改它的结构，使其能够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蛋白酶。超过200名辉瑞的研究人员联合起来研究这种分子，目前该药物被命名PF-07321332. 这种药物最初被设计为静脉注射，但辉瑞的研究人员成功地改变了其结构，使其发挥药片的作用。辉瑞在9月27日表示，在首个试验阶段确定口服抗病毒候选药物“安全且耐受性良好”后，该药物进入2/3期联合试验阶段。 另外，政府还在考虑罗氏和Atea制药公司联系开发的AT-527.这种化合物已经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丙型肝炎治疗药物，早期研究表明，它也可能对新冠有效。罗氏已与Atea合作进行人体试验，两家公司目前正在进行后期临床试验。 三种药物中，可能会有至少一种在今年年底前上市。 默克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戴维斯（Robert Davis）本月表示，该公司希望在未来几周获得规模更大的3期试验数据，并有可能在“年底前”寻求美国FDA的紧急使用授权。另外两个候选药物也有望在今年晚些时候获得2期和3期试验的结果。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已经宣布，一旦默克的莫诺皮拉韦获得FDA批准用于紧急用途，将以12亿美元购入170万个疗程的药物。拜登政府新冠应对团队的首席科学官戴维·凯斯勒（David Kessler）博士表示，政府可能会为其他两种抗病毒药物寻求类似的交易。 凯斯勒博士在接受CNN采访时说，希望“我们能在今秋之前获得抗病毒药物，帮助我们结束这场疫情。” 可能的契机 如果抗病毒药物被证明有效，下一个挑战将是加强分发系统，以便在患者检测呈阳性时立即将药物送到患者手中。默克公司表示，产能不是问题，到今年年底，该公司将生产超过1000万个疗程的药物，而且跟疫苗不同，这种药物并不需要冷链运输；关键在于将各个测试中心与诊所相连通，患者的主治医生最好能立刻收到阳性结果并出具处方。 治疗新冠的首批药物可能只会对这种疾病产生有限的益处。但这将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人类早就应该集中精力研究抗病毒药物了。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病毒学家蒂莫锡·希恩（Timothy Sheahan）说：这场疫情启动了一项长期被忽视的努力，那就是开发针对冠状病毒的有效抗病毒疗法。2003年的非典疫情曾让科学家们感到恐慌——随后是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但当这些疫情没有持续下去时，研究工作放缓了。 希恩说：“开发任何产品的商业动力都只是昙花一现。药企无法接受你为一个已经消失的传染病开发药物。” 也正是因循这样的理念，联邦政府决定斥资12亿美元建立研究中心，科学家将在这些研究中心开展针对冠状病毒和其他高危病原体的药物研究。 即使下一代的药物在几年后才会问世，许多科学家说这项研究将是一项很好的投资。哈佛医学院转换医学主任马克·纳姆丘克（Mark Namchuk）说：“威胁总是存在的，它可能有助于应对这次大流行，并可能为下一次大流行提供第一道防线。” 至于眼下呢？一种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将彻底改变游戏规则。在感染后初发症状时就能在家中口服药物，这种药不仅可以减轻感染者的病情，还可以避免他们传染给其他人，这可能会令我们摆脱这场疫情。 纳姆丘克说：“家里的每个人，或者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及时服药。这意味着我们可能终于将要回归正常生活。” 《纽约时间》出品

拉闸限电，真的是因为我国电力供应不上吗？ 实话告诉你，如果我国现在火力全开，在现有基础上发电量再翻一番都不成问题！之所以最近全国各地开始限电限产，比如广东中山“开4停4”，广东东莞从23号起停工4天，高耗能企业甚至被要求“开1停6”，是因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今天这篇文章将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讲清楚这个问题。 从国内来看，去年我国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明确了未来五年甚至未来几十年的能源转型方向，火电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要大规模裁减的能源项目，而2021年又是这一战略的起始年，各省都想给中央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所以纷纷出台了“能耗双控”的政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火力发电的供应。 而且，最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就拿火力发电需要用到的动力煤来说吧，4月份的时候，动力煤的参考价还是579元/吨，到了昨天的时候，价格已经突破了800元/吨，期货价格更是高达1237元/吨。 煤炭价格暴涨近50%，电价又一直严格管控，对于那些发电站来说，每发一度电几乎都要亏损，总不能一直用爱发电吧，所以最近大家应该也看到了一条消息，从10月份开始，高峰期用电，电价会上涨20% ，实在没办法，不涨真的要亏钱了。 这也就是在中国，像电力这类资源属于国有，如果在国外，电价恐怕早就涨到天上去了，就拿去年美国德州来说，由于遭遇了大雪天气，供电困难，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电价暴涨了200倍。 很多人成天抱怨国企效率低，但如果不是电力、铁路、地铁这些领域国有化，以中国的人口体量，严格按照市场规律去运行，恐怕会有很多人连电都用不起。 所以这次的电价调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一种行为，因为今年的天气确实也比较反常，按照以往的规律，火电被限制了还有水电可以补上，但是好巧不巧，今年夏天我国的气候比较异常，北方发生了暴雨洪涝，南方地区却降水偏少，像广东云南等地的降水量普遍比平常少了30%左右，所以在6月份的时候，我国的水力发电甚至还同比下降了5.6%，这就又加剧了用电困难的局面。 当然，即便如此，其实我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还是很强的，之所以还是出现了拉闸断电的局面，是因为国家考虑得更加深远。 这就要从国外因素来讲了，大家都很清楚，限电限产是肯定会影响经济数据的，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国家不会贸然做出这个决定，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是为了反击美元霸权。 我先讲第一个，为什么拉闸限电是为了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性？ 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世界工厂，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总值占到了全世界的1/3，等于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所以全世界贸易最繁忙的海域就是中国的东海和南海，本来这是一件好事，订单多中国人能赚钱嘛！ 但是自从疫情发生后，情况开始变得不太对劲了，倒不是说订单突然减少，反而是由于全球疫情大爆发，印度东南亚的制造业全部瘫痪了，整个地球的商品都指望着中国供应，全世界的货轮都排着队到中国运东西，从去年开始，做外贸的几乎忙得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 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嘛，正好可以利用疫情涨价大赚一笔。但是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我国的外贸企业不仅没有涨价，有的甚至还降价了！为什么？因为国内的企业一看订单增加，立马就增加产线，扩大产能，大批招人，同一件商品，可以在一个月内产量直接翻番，需求量还是那么大，供给量却突然暴涨，价格能上去才怪了！ 就拿大家印象最深的口罩来说吧，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湖北地区一个口罩价格高达5块钱，但是到了2020年年底的时候呢？5块钱一大包还包邮都没人要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在一年之内造了2000亿只口罩！ 所以，像现在这样盲目的接订单，疯狂的扩产能，后果其实是很严重的，一旦有一天疫情结束，那么中国的外贸企业就会面临订单量骤降，利润严重下滑的场景，做过生意的都知道，最怕的不是赚钱不够多，而是赚钱不稳定，因为赚钱少，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利润去调整工厂规模，但是如果赚钱不稳定，你这个月刚买了设备，下个月突然没有了收入，现金流脆弱的，恐怕会直接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一旦大量的企业出现这类问题，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所以，国家拉闸限电，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些外贸企业好好冷静冷静。 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反击美元霸权。 从去年疫情以来，美国印了20多万亿美元，这些钱都去了哪些？流向了全世界，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我们去国外买煤炭、铁矿、粮食都需要用美元交易，现在美元印多了，这些大宗商品价格也就随之暴涨，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商品买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原材料成本也随之上升了，拥有世界货币操控权和大宗商品定价权，这是美元霸权的基本能力。 如果我们不限制产能，盲目的去购买国外的天价大宗商品，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赚得盆满钵满，我国企业却一单只能赚一块钱，又成了悲催的打工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选择限电限产控制产能，一方面可以减少从国外进口原材料，让我们少吃点亏，让美国和澳大利亚少赚点钱，也可以减轻国外通胀对我国的影响。 另一方面，当我们控制产能之后，意味着我们生产的生活日用品和电器产量减少了，对外出口的数量也会相对减少，在这个疫情当头，其他国家产能没有恢复的大格局下，即便我们涨价，像美国英国这些国家，也只能硬着头皮以高价购买我们的产品，到时候，美国人自己闹出的通胀就必须由自己承担了。 所以，拉闸限电远不是大家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这是我国对美元霸权的反击，是我国给美国的严厉警告，你有货币操控权，确实很厉害，但我也有工业品的定价权，美元再厉害也是货币，货币只有买东西才有价值，真把我逼急了，我让你拿着美元都买不到东西！

德国官方当地24日证实，已对某些中国手机启动安全方面的相关调查。据报，此举是收到立陶宛针对小米、华为等中国手机存在安全漏洞指控后而启动的。 据报道，负责德国电信和网络安全的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BSI）发言人24日表示，已收到立陶宛国防部网络安全中心（NKSC）的相关报告，指出德国政府机构的公务手机采购清单上，并没有小米等中国品牌手机，但不能排除公务员利用私人购买的小米手机处理公务的可能性，故此有必要对中国手机展开调查。 德国开始调查中国手机 NKSC于21日针对中国智能手机小米（Xiaomi）的Mi 10T 5G机型、华为（Huawei）的P40 5G机型和一加（OnePlus）的8T 5G之信息审查功能发出警告，称小米在欧洲销售的手机可以识别”自由西藏”、”台湾独立万岁”、”民主运动”等关键词并屏蔽相关内容；华为手机也有类似的安全漏洞，而且华为应用商店会链接到”不安全”的来源；一加设备则没任何缺陷。 立陶宛国防部随即煽动民众抵制中国手机。副防长艾布克维斯表示在起草法律，禁止公共机构购买”不可信”的设备，也通过媒体呼吁国民不要购买新的中国手机，并尽快处理掉已购买的中国手机。 小米此前已强调，公司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限制或阻止用户的任何个人行为，例如搜索、通话、浏览网页或使用第三方通信软件，重申充分尊重和保护所有用户的合法权利，也符合《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华为一名发言人也称，公司遵循其业务所在的各国法律及规定，且将网络安全及隐私作为优先事项处理，表示”数据从不会在华为设备之外进行处理”。 立陶宛国防部呼吁国人屏弃中国手机

强世功 | 北京大学法学院 【导读】 刚释放孟晚舟，美国的司法长臂就再度出手，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24日报道，美国政府日前以涉嫌偷税漏税为由逮捕了一名俄罗斯高管。而孟晚舟虽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孟晚舟的案件却并未结束，最终结果要看她所签署的延缓起诉协议（DPA）能否得以遵守，而这也与美国的长臂管辖直接相关。 本文深刻揭示了美国长臂管辖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运作机制。作者指出，“长臂管辖”最开始只是美国州法院对他州公民或公司的管辖权，然而美国法律却逐渐将之延伸到非美国的公司和个人，建构起对卷入全球体系的跨国公司和个人都拥有管辖权的法律体系。企业可能因为“腐败”“欺诈”等各种理由接受美国执法机构调查，但究竟怎样的行为才是合法的而不是违法的？一切都由美国执法部门说了算，他们可以利用国家的强大权力而让被告不得不选择辩诉交易的庭前和解。谈判的结果会根据企业违反程度达成三种协议，其中一种便是 双方签署“延缓起诉协议”（DPA），即企业承认其行为违法的相关事实，但违法行为的法律性质还没有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保证绝不再犯，由此支付一笔罚金，并接受美国执法机关提出的一系列政改措施，甚至接受美国政府机构的监管。 面对美国的长臂管辖，为什么其他主权国家大多无能为力？关键是美国以军事实力为基础，通过其经济和技术实力掌控着全球经济体系的两大命门——美元和互联网，二者乃是通往全球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美国通过一系列法律将经济制裁变成一种类似于中世纪教皇开除教籍的权力，至于哪个国家、公司成为被全球制裁、被开除出全球贸易体系的对象，根本不需要通过法律审判，不需要通过任何国际司法程序，更不需要被告的答辩或给出判决的理由，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意识形态偏见甚至美国总统这个“新教皇”的脾气。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原题为《帝国的司法长臂——美国经济霸权的法律支撑》，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帝国的司法长臂——美国经济霸权的法律支撑 1075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发起了着名的“教皇革命”，不仅凸显了教皇独立于君主并高于君主地位，更重要的是全面吸收罗马法原理而将教会法体系化，从而将所有神职人员和信徒皆纳入教会法体系的管辖之下，甚至规定教会法与世俗法发生冲突时，教会法高于世俗法。在这种教会法与世俗法并置的法律多元体系下，世俗法的管辖权仅仅局限在君主以及封建领主的狭窄领土而成为“地方性法律”，而教会法实际上演变成为超越于世俗法之上的在全欧洲普遍使用的国际法，这就是所谓的“欧洲公法”。在这种法律多元体系中，教皇拥有处置君主的最高权力既是宗教的，也是世俗的，前者决定君主死后灵魂能否进入天堂，后者可以拒绝为君主加冕，并拥有宗教裁判权来宣布谁是“异端”乃至因此革除教籍，将其逐出基督教世界之外。 现代社会正是在摧毁这个黑暗的基督教帝国中诞生的。但是，欧洲历史上这黑暗的一页，很有可能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以另一种方式再现。 当美国政府动不动宣布某个国家为“流氓国家”，并禁止其他国家、公司和个人与其进行商业交易，试图将其排除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这不就类似中世纪教皇行使革除教籍权力？当美国政府不需要法律证据、只根据内心确信有潜在危险就可以公然主张“制裁”华为，它遵循的难道不就是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逻辑吗？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了解美国是如何将自己的国内法变成凌驾于全球所有国家之上的“新型教会法”，并如何将全球经济体系中所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主体纳入这套“新型教会法”的管辖之下。 ▍“长臂管辖”的起源于国际法化 美国建国本身就是一种帝国建构，即在十三个独立国家之上建构一个新型政治实体，这个比欧洲传统的共和国或君主国更大的超大型帝国就被称之为“合众国”。在这个意义上，联邦制本身就是一种帝国体制。但是，在国际法的规范体系中，只有主权国家才能成为国际法主体，合众国因而被看作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作为帝国的表现不仅在于合众国之外领土扩张以及由此产生是否“宪法随着国旗走”的辩论，就是 在合众国之内的各个邦国（州）之间，也存在着帝国内部的紧张关系——公民权与司法管辖权的争论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公民权的问题，即州公民与联邦公民的分歧，在南北内战之后基本上解决了，而跨州的司法管辖权问题直到发展出“长臂管辖”概念之后才得以解决。 (‘长臂管辖’根源于美利坚合众国的特殊国家形态) （一）“长臂管辖”的源起 主权就意味着司法管辖权，因此州法院只能管辖本州公民及领土内发生的案件。如果非本州公民要作为被告在本州出庭受审，必须要有被告所在州的法院履行相关司法协助的程序，这是187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Pennoyer v. Neff案件中确立的基本原则。然而，州际司法协助冗长程序无疑增加诉讼成本。因而在1955年的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发展出“最低限度的联系”（minimum contacts）原则，即只要非本州公民能意识到他在该州开展的活动或获取的收益有可能被起诉到法院，或这起纠纷涉及到本州的利益，或起诉非本州公民不违背“公平竞争和实质正义的观念”，那么州法院就可以对非本州的公民拥有司法管辖权。 这就意味州法院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管辖权伸入到其他各州的主权领土之内，“长臂管辖”（long-arm jurisdiction）由此诞生。 正是按照这个案件中确立的“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各州纷纷制定“长臂管辖法”来明确其对他州公民的管辖权， 司法管辖权甚至也因此扩展到“法人”。伊利诺伊州率先立法规定：只要在本州有商业交易；或侵害行为发生在本州；或在本周拥有或使用不动产；或涉及到对位于本州的个人、财产或风险投保，都进入到本州法院的长臂管辖范围。 在此基础上，1963年，私法统一委员会制定了《统一的州际和国际程序法》（Uniform Interstate and International Procedure Act）进一步规定本州之外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若在本州中发生侵害，也属于长臂管辖范围。这部法律差不多成为各州制定长臂管辖法的模板，许多州的长臂管辖法突破了“最低限度联系”原则，不断扩大法院在州际司法中的管辖权。 （二）“长臂管辖”的国际法化：《海外反腐败法》 “长臂管辖”最开始只是赋予美国州法院对他州公民或公司的管辖权，然而美国法律却逐渐将这种“长臂管辖”延伸到非美国的公司和个人，从而建构起对卷入全球体系的跨国公司和个人都拥有管辖权的法律体系。 在“长臂管辖”国际法化的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1977年的《海外反腐败法》（FCPA）。 20世纪70年代，美国媒体不仅揭发出“水门事件”的丑闻，而且也揭发出一系列美国公司在国外进行权钱交易的丑闻。比如1975年媒体曝光了联合果品公司向洪都拉斯总统行贿而获得低关税进入该国市场的“香蕉门”事件。1976年媒体曝光了洛克希德公司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下，通过贿赂日本政府高层成功地击败竞争对手给日本空军卖出200架战斗机；在后来的民用航空交易中，该公司也是如法炮制。除了日本政府，洛克希德公司采取同样手段贿赂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荷兰政府来获得大笔购买飞机交易。面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谴责，美国国会展开调查，在1977年一份报告中显示，有超过400家美国企业有过可疑的或不法的交易，其中对外国政府领导人、政客或政党行贿累计金额超3亿美元。 在冷战的背景下，这些丑闻对美国在全球的道德形象构成致命打击，迫使美国政治家采取措施来遏制美国企业的全球腐败，挽救濒临危机的美国道德形象。于是，美国企业的海外行贿问题从道德问题上升到国家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迫使政府采取行动来巩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基于国际道德声望和技术领先世界的考虑，美国国会于1977年通过了《海外反腐败法》（FCPA）， 明确禁止美国的公司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不过，该法律从起草时就遇到了巨大的反对声浪，其中一个反对理由就是单方面禁止美国公司行贿会使其在海外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并最终丧失海外市场。这种反对声音必然推动美国政府考虑如何推动《海外反腐败法》的国际法化。 美国最先在联合国提出通过打击腐败的国际公约。但其他国家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法律陷阱：美国拥有庞大的司法机构和全球司法行动能力，打击腐败的国际法化就意味着赋予美国司法机构域外执法的权力。 美国政府后来又希望国际商会接受其主张，但也没有效果。既然联合国道路走不通，美国就绕开联合国，游说它可以影响和控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终于1997年通过了打击在国际经贸中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公约，该公约基本上照抄了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的内容。这样美国司法的“长臂管辖”原则就通过《海外反腐败法》及其国际法化，名正言顺地伸向了世界各国。 从此，任何国家的企业只要与美国发生某种关联，比如用美元交易，甚至包括使用的电子邮件服务器在美国，都成为这个美利坚法律帝国“长臂管辖”下的臣民。 ▍证据收集：控制全球数据帝国 “长臂管辖”虽然在法理上可延伸到全球，然而司法上起诉必须以执法机关获得相关证据材料为前提。这就意味着美国执法机构必须具有在全球收集各种信息和数据，从而作为犯罪证据提起诉讼的能力。 为此，美国抓住一切有利时机，通过一系列法律，让美国执法机构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全球收集各种信息和数据，将许多国家、组织、公司和个人置于帝国的司法管辖之下。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两个法案是2001年《爱国者法案》和2018年《云法案》。 （一）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爱国者法案》 9·11事件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美国就以反恐名义迅速通过了《使用适当手段来阻止或避免恐怖主义以团结并巩固美国的法案》，由于这种法案的英文缩写PATRIOT刚好是“爱国者”的意思，因此就被称之为《爱国者法案》。该法案对美国在信息、通讯、隐私方面的法律作出大幅度修订，强化了美国的这类执法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收集相关信息情报的权力。 其一，取消法律限制，执法机构拥有了几乎不受约束的巨大权力。 由于长期的法治传统，美国社会崇尚自由且不信任国家权力，因此执法机构对机构和公民信息情报收集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无论是监控对象，还是隐私保护方在法律和程序上受到法律严格的规制，然而，《爱国者法案》取消了这些限制，执法部门可以合法运用原来只能针对极少数人（比如黑帮分子）的调查手段调查任何被怀疑具有恐怖主义活动的嫌疑人。这就意味着美国执法机构可以以涉嫌恐怖主义为由，合法地搜索任何人的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医疗、财务和其他种类记录。而美国的财政部门也可以合法地追踪和管控全球每一笔资金流动和各类金融活动。负责边境执法的部门更拥有了拘留、审查、驱逐被怀疑任何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外籍人士的权力。由此美国政府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合法地监听、调查和收集全球每一个人信息——斯诺登所曝光的仅仅是美国在全球信息收集的冰山一角。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建立起全球信息霸权，名正言顺地成为凝视着全球每个人的“老大哥”。 其二，建立了信息情报共享的集权体制，强化了美国政府在全球的行动能力。 过去中情局、国土安全局、司法部、财政部、金融监管机构、出入境管理部门等各种机构之间的信息情报是相对独立、彼此封锁的，而《爱国者法案》打破了这种封锁，让这些机构可以共享信息。这样，所有执法机构之间情报和信息实现了整合，赋予了美国政府在全球强大的行动能力，可以集中力量来打击美国人心目中的“敌人”，无论它是国家、跨国公司还是个人。 其三，适应新技术时代，提升刑法的惩罚力度。《爱国者法案》在新技术条件下赋予执法机构更便捷的行驶权力，在刑法惩罚中也增加了罪行的量刑等，惩罚更为严厉。 （二）公共安全与全球法治：2018年《云法案》 在世界信息化、数据化时代，每个人都变成了庞大的数据组合，甚至连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性格和人格等最抽象的部分也能通过庞大数据加以还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谁控制了网络，谁就控制了数据，谁控制了数据，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美国政府正是看到了这种数字化发展的趋势，积极通过法律来掌控全球数据帝国。2018年，《云法案》被偷偷塞在特朗普提交的《2018年综合拨款提案》中，在国会未经任何争论就被一并通过了。 《云法案》的原名是《澄清数据在海外合法使用法》，由于该法案英文缩写为“云”（CLOUD），故称之为《云法案》。这个有意无意的缩写恰恰指向了美国对全球互联网信息存储“云”的司法管辖。这个法案和微软拒绝向美国司法部提供存储在爱尔兰都柏林的数据中心的邮件而引发的诉讼有关。法案规定任何拥有、监管或控制各种通信、记录或其他信息的公司，无论这些公司是否在美国注册，也无论这些数据信息是否存储在美国境内，只要这些公司在经营活动中与美国发生足够的“联系”，就落入美国司法“长臂管辖”的范围。法案不仅适用于传统的“电子通讯服务”的提供者，而且适用于“远程计算服务”的提供者。而从“长臂管辖”所确立的“最低限度联系”原则看，这些“联系”显然包括公司在美国上市、用美元交易、服务器在美国等，甚至只要利用美国互联网都可以说与美国发生“联系”。 《云法案》实际上单方面赋予美国政府对全球绝大多数互联网数据的“长臂管辖权”，这对于强调“隐私保护”乃至“数字主权”的国家构成了极大挑战，必然会因此引发反弹。 美国政府其实也意识到了这种反对意见，为此《云法案》巧妙地建构一个以美国为核心来掌控全球数据的法律帝国。 其一，我们可以称之为“数据核心区”。美国国内的数据或者涉及到“美国人”的数据属于核心区，严格掌握在美国法的管辖之下，并受到隐私权的保护，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单方面获取该数据。 其二，我们可以称之为“数据合作区”。法案提出美国与“合格外国政府”（qualifying foreign governments）基于“礼让”（comity）进行数据信息交换，一方面允许这些国家的执法机关获得美国公司的境外数据，以换取美国获得该国公司境外数据的权力。同时，当美国政府在这些国家获取信息时，信息提供者可以向美国法院提出撤销或修改动议，以违反该国家的相关法律为由拒绝提供该信息或数据。这就意味着美国与这些“合格外国政府”在一定层次上分享了“非美国人”的数据信息。 其三，我们可以称之为“数据自由区”。就是“非合格外国政府”的信息和数据，只要与美国产生“最底限度联系”就完全处于美国的司法管辖之下。美国政府可以随心所欲的获取相关信息，该国法律对这些信息的法律保护无法成为信息提供者拒绝政府提供信息的司法抗辩理由。 ▍全球法律帝国的王侯：执法官而非法院 在《法律帝国》一书中，德沃金将法官称之为法律帝国首都的王侯。他所说的“法律帝国”，只是在比喻意义上强调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确立法律规则中所具有的凌驾地位。 对于美国在全球建立的这个真实法律帝国而言，帝国首都的王侯绝不是法官，而是提起诉讼的检察官——乃至包括司法部、财政部、金融监管机构的执法官。 这些执法官真正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大量的跨国公司根本就未等到进入到司法程序就被这些执法官们直接处罚；少数进入司法程序的，也往往在检察官的主导权进行了庭前和解。我们必须认识到， 现代社会是一个官僚行政主导的社会，现代法治国不再是18~19世纪的立法法治国或司法法治国，而是行政法治国，行政执法官才真正掌握着国家法律。 （一）内部听证和内部调查：美国律师的全球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