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杂谈

在抗日战争时期，731部队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但是它本质上是一个细菌工厂，目的是为了用活人实验炭疽病菌干粉，进而实行细菌战，甚至进行种族灭绝。 其中的项目负责人石井四郎最为得意的一项“成果”便是将宪兵警察逮捕的中国爱国人士当作实验的“木头”(日语：马路大）即活人实验品。 一些研究者认为超过10000名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以及战俘在731部队的实验中被害。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中详细记录了731部队对一位中国少年进行残忍的解剖实验的全过程，其行径令人发指。 这位中国少年年龄约为十二三岁。他按照命令脱光了上身，躺在解剖台上。这位少年还不知道自己身上即将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脱掉他的裤子… 他们首先把浸透了哥罗仿(麻醉药)的脱脂棉捂在那个躺着的中国少年的嘴和鼻子上进行了全身麻醉。然后再用酒精擦干净少年的身体。 一位资深的雇员从围绕着解剖台的田部班成员中走出来，手握手术刀靠近这个少年，然后他沿着少年的胸腔用手术刀开出了一个Y字型。 再用止血钳进行止血，鲜血不停地流出，露出了白色的脂肪，活体解剖便开始了。 “少年并不是马路大…孩子并没有进行什么抗日运动。后来，我才知道解剖他是为了取得一个健康的男少年的心脏。由于这个缘故，这个少年就活活地被解剖了…” 后来，一个原731部队人员回忆当时解剖情境时这样说道。 从这个沉睡的少年身上依次取出肠、胰、肝、肾、胃等各种内脏，分别计量之后把它们丢进了桶里。 放在计量器上的内脏还在蠕动，所以指针在摇摆，队员很难看准刻度。 接着他们又把丢进桶里的内脏放到一个装有福尔马林液的大玻璃容器里，盖上盖子。沾满少年体液的手术刀闪闪发光。 由于雇员熟练的“执刀”，少年的上半身在流血中几乎变得空无一物了。 取出的内脏，泡在福尔马林液中，还在不断地抽动，进行着收缩运动。 “喂，还活着呢…” 不知是谁这样说道。 取掉胃，切除肺部之后，中国少年只剩下头部。 一人把它固定在解剖台上，在耳部到鼻子之间，横切了一刀。 在剥开头皮之后，开始锯头，头盖骨被锯成三角形之后取了下来，露出了脑子。 部队人员用手插入柔软的保护膜，像取豆腐般地把少年的脑子取了出来，又迅速地放入装有福尔马林液的容器中，解剖台上的少年只剩下四肢和一副空躯壳了。 到此，解剖结束。 “拿走！” 一旁的人员把装有少年内脏的容器一个个地拿走，而对这个被迫死去的少年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在他们看来，少年只不过是摆在恶魔餐桌上的一块肉而已。 队员双手捧着玻璃容器在走廊上一走，由于摇晃，内脏在溶液里不时作响，收缩了起来。 由于容器重，生怕摔倒，他们使出全身的力气，捧着它，缓慢地走着… 将要进入青春期的这个中国少年的姓名，恐怕同无数“马路大”一样，至今无人知晓，他本人也不会知道自己被活生生地解剖的理由。 在被迫短短的假寐状态中，他丧失了一切… 这样令人发指的人体实验并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变态之心。 在731部队里面，更加血腥的实验在一项项的进行，比如下面的”母性实验“，恐怖到令人难以想象！ 让一个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进入密闭的房间，然后加热地板。 观察抱着孩子的母亲会不会因为忍受不了高温，选择将孩子踩在脚下暂时避热…… 另外一位原731部队人员说道： “母亲个子不高，一头金发，30岁左右；那个女孩最多不过三四岁…两个人穿的都是白色裙子。我们问，拉她们来这里干什么？回答是：‘部队再不撤退不行了，你们给处理掉吧…于是我们把母女两人架上了台车，没有给她们戴手铐，也没有把她们绑在柱子上，就推进了实验室……” 这位人员断断续续地说道：“即将往室内送毒气时，偎依在母亲脚下的那个女孩还抬起头来，从玻璃屋内以好奇的目光环视着四周。母亲用双手静静地按着这颗放射出天真目光的褐色头发的小脑袋。这时，女孩把头贴在母亲的怀里，一动也不动…正在这时，毒气喷射进来了。” “在玻璃屋里，这位母亲尽力把孩子的头按在地上，拼命用自己矮小的躯体庇护着孩子，然而，不断喷进室内的氰酸毒气像一只魔爪，先夺走了女孩的生命，接着又把这位母亲杀死了。” “可怜的母女俩人紧紧地靠在一起先后断气了。母亲的手始终放在女儿的头上。真是残酷极了！当时我的工作是…握秒表，测母女咽气的时间…”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及制造基地，是日本军国主义违背国际公约，用活人进行冻伤、细菌感染、毒气实验的大本营，是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掠夺资源、践踏中国主权的重要罪证。 关于731部队的纪录片很多，包括日本NHK 电视台制作的《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在这个50分钟的纪录片里，记录了日军种种酷刑。 日军首先将伤寒细菌注入水果中，在检测到细菌繁殖成功后，就给囚犯吃下这些水果。 他们之后还会将囚犯关进房间，散布鼠疫病菌，致使囚犯全部感染细菌。 囚犯感染细菌后，他们就进行医疗实验，随意的切割器官观察测试，不给囚犯任何止痛措施。 他们将孩子活生生地解剖，拿出内脏称量，放到福尔马林瓶子里时，孩子的心脏还在跳动。 更多被活体解剖的人，在解剖结束后，已经看不出人形，只剩一堆肉。 这些被用于人体实验的囚犯，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 1942年，为检定疫苗的抵抗力和实验鼠疫菌的毒性，他们曾把许多中国人注射鼠疫的各种疫苗，然后便在“测验免疫能”的名目下，采取大量血液，最后注射鼠疫菌使之感染而丧命。 此外，731部队为测定细菌毒性，为利用生物体加强毒性，为实验感染流行性出血热，或为实验毒物即在实验毒物致死量的比较方面，也杀害过不少中国人。 五六名戴着镣铐的中国人被日本兵从卡车上拉下来，倒背着双手，绑在间距为20米的几个木桩上。 数十分钟后，低空飞行的小型运输机将炭疽弹投向木桩附近。 这几名中国人迅速被炭疽粉末包围，他们或是吸入了粉末而感染了肺炭疽，或是由于弹片划伤皮肤而感染皮肤炭疽。 随后，这几名感染者便被带到了部队的实验室里。 日军的细菌专家在对他们进行了各种“治疗”之后，残酷地将他们杀害。 而尸体则放到解剖室中，供病理解剖之用。 同时731还实行一种叫做“火焰喷射器”的实验，就是把试验者关到废弃的装甲车内，用火焰喷射器烤之，以此检验火焰喷射器的威力。 还有“冻伤实验”，将囚犯赶到东北冬天的室外，他们的四肢冻得梆硬，用木棍敲起来都铿铿作响才算到位。 再把他们的已经冻得坏死的皮肉泡进热水里解冻。 因为极度的冻伤，最终四肢皮开肉绽，骨肉分离，最终拖着已成白骨的双手进了焚尸炉。 在731部队存在的10多年间，主要进行了鼠疫、伤寒、霍乱、炭疽、冻伤以及结核、梅毒、耐热、饥饿、断水、毒气等实验。 先后有数以万计的健康人惨死在实验室和实验场上。 因此当时这里被称为“食人魔窟”。 我们以炭疽杆菌为例。 这种细菌会引起炭疽病，感染之后皮肤会出现红斑，丘疹，水泡，继而中央坏死形成溃疡性黑色焦痂，周围组织非凹陷性水肿，主要病理改变为各脏器、组织的出血性浸润、坏死和水肿。皮肤炭疽呈痈样病灶，皮肤上可见界限分明的红色浸润，中央隆起呈炭样黑色痂皮，四周为凝固性坏死。炭疽菌可以通过接触传播或者空气传播，极难杀死，被感染者极度痛苦，在当时医疗条件下致死率极高。 ...

几年前看过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于上世纪末拜访了一位经历了抗战的老人，并从老人的口中得知了一段秘史。 某次，作者发现老人的日语说得非常流畅，于是便询问老人从何学习的日语。老人回答说在日本占领中国期间他在日本人开办的学校里学习过。说完这句话后，老人沉默了很长时间，随后对作者说道，当年要不是因为一些变故，他们（指那些被送到日本学校中的“同学”）就要被送到日本了。 那么，把中国的老百姓送到日本做什么呢？ 下种。 根据老人的解释，当时的日本青壮年都被安排到战场上打仗了，以至于，整个国家只剩下老人、女人和孩子。于是，日本人便在中国挑选了一大批身体强壮长相端正的年轻男人，教他们学说日本话，然后批量输送到日本，让他们与日本的女人传宗接代。 老人刚刚“入学”时，还不知道这桩秘史，他是听高年级的学长说的。在老人之前，早有一大批高年级的学长被输送到日本。只不过，他们被送出国的时间不长，多则一年少则半年，这些被用于“下种”的中国人便会被送回国。被送回祖国之后，他们都具备同样的特征，那就是瘦得不成人形了。 这究竟是日本人有计划地在为国内的寡居女人寻找“慰安男”，还是在以集体接种的方式进行某项阴谋，我们不得而知。当采访两年后，作者想要向老人获取更多信息时，这名老人已经过世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日本的确选拔、教育并培养了一些年轻力壮的中国男性，为日本的女人提供了“性服务”。 虽然，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已过了半个多世纪，但笔者始终在寻找日本人侵华罪行的相关报道。在这些报道中，出现了不少关于“慰安妇”的证据，但将中国男人培养成“慰安男”的情况却从未出现过。显然，老人所提供的这些信息是弥足珍贵的，值得学者进行深入研究。 近代关于“慰安男”的资料很少，但在中国古代，日本人的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中国在清朝之前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相较于其他国家文明发展程度较高，所以吸引了诸多邻国不远万里前来学习中国文化。根据一本宋朝笔记《清波杂志》记载：“倭国一舟漂于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一人，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 在古代，日本人的身高是很矮的，平均身高不过1米4，汉朝时日本人就被称为“倭奴”，在此后几百年内都是这样的身高。“度种”其实就是“借种”，希望日本女人能怀上中国男人的后代来优化自己的民族血统。这项任务还有个要求，必须是达官贵族家的小姐才能去，而那些被搭讪的男人身体也必须要高大强壮，还要通过对话看看男人是否头脑灵活，符合这两个条件才能作为最后的借种对象。 我与这篇文章的作者一样，都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能够调查到的信息比较有限。所以，笔者希望大家能将这段信息宣传出去，引发更多人的重视，让这段记忆被公诸于众。毕竟，我们是华夏后裔，由炎黄所创造的荣耀，理应由我们来享受。但历史上的国耻国难，我们亦要去铭记。 我们经常能在媒体上看到现今的日本人，他们身材高大，早已脱离了国人对日本人平均身高较低的既定认识。 难道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提高，真的是牛奶的功劳吗？ 我们有必要去怀疑，老人所提到的这桩历史是否会影响到日本人的血统。毕竟，人种本身的缺陷，是很难被生活习惯去改善的。在笔者看来，一定有数之不尽的山东、东北同胞当年被输送到日本，沦为侵略者的生育工具。 日本人究竟有多变态？ 这种变态不单单体现在对中国民众的态度上，更体现在对同宗同族的日本人的态度上。在二战期间，有相当多一部分的慰安妇来自日本本土，这些女人都是日本的留守妇女。即便是同为日本人，这些女人仍沦为军队的泄欲工具。所以说，该是怎样的一支军队，才会将同胞当成营妓呢？ 当然，日本慰安妇的数量远不及中国的慰安妇。1939年，日军侵占了海南岛后，先后在保亭、陵水、三亚地区建立慰安所。被“招募”进慰安所的，全都是十几岁的苗族、黎族姑娘。她们被日本人抓入地狱一般的慰安所，从此过上了一段噩梦一样的生活。 在此期间，她们遭到日军无休止的羞辱。那些因生育、疾病等问题丧失身体机能的妇女，还会遭到日本人的屠杀。据统计，绝大多数有过慰安经历的中国妇女，后来都已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些日本恶魔给她们带来的磨难是永远无法磨灭的。身为后来人的我们，没有资格去原谅罪行累累的战犯。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年事已高的慰安妇承受着侵略者带给她们的苦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便是慰安妇身边，也时有偏见和鄙视的目光出现。例如：林亚金曾多次表示，村子里的人经常对她指指点点，说她自从被日本人欺负过后就无法生育了。 这些村民非但没有对她的处境表示同情，还将其置于被孤立的层面上，这是相当可悲的一件事。

1931年到1945年，侵华日军强征20多万中国妇女做“性奴隶”，“慰安妇”成为强加给她们的称号。她们中，有人被殴打强奸，有人因那段经历子宫变形，许多人遭虐而死，日本右翼却无底线否认历史！直到生命尽头，她们也未能等来一声道歉。今天，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传递真相，勿忘历史！ Your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the video element. 慰安妇 （二战期间日军进行性暴力的受害者） 慰安妇（Comfort woman），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为顺利实施并完成侵略亚洲的战争而推行的一种军队性奴隶制度，中韩历史学者认为主要是通过诱骗和强迫。 大部分慰安妇来自中国（包括台湾）、韩国和菲律宾，其他国家和地区还包括缅甸、东帝汶、日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约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其中在日本召集的慰安妇又被称为日本女子挺身队。 1996年联合国曾就日军慰安妇问题出台报告，将慰安妇制度认定为性奴隶制度。2012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示美国所有文件和声明禁用按日语直译的“慰安妇”一词，将其改为“被强迫的性奴”，以此要求日本正视二战期间的性暴行。此后，韩国政府也表示考虑采用类似称呼取代“慰安妇”。 2012年12月6日，中国历史学者在举行的《南京大屠杀全史》出版发布会上提出，应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强征的中国、朝鲜（二战期间朝鲜属于日本的一部分）等国的“慰安妇”改称为“性奴隶”。 2015年12月1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分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正式开馆，对公众开放。2015年12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慰安妇问题向韩国道歉。 2016年5月31日，来自中国、韩国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组织再次发起“慰安妇”资料申请“世界记忆名录”遗产登记。 延伸阅读 韩政府14日“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举行在线纪念仪式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韩国女性家族部表示，适逢“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将于14日上午11时以视频方式举行在线政府纪念仪式。 今年的纪念日当天将迎来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已故金学顺（音译，下同）老奶奶1991年公开发表慰安妇受害情况证词的第30年。 韩国女性家族部将以“共同守护30年，与改变世界的你同在”为主题举行纪念仪式，传递回顾过去30年的参与和连带信息。 女性家族部长官郑英爱前往已故金学顺和金福童等56位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长眠的忠南天安市国立望乡园林。郑英爱在致纪念词时表示，虽然我们在这30年期间持续为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作出了努力，但最近在国内外持续出现否认和歪曲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历史的情况。为了恢复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名誉和揭露历史的真相，并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下一代，深感政府的责任重大。

媒体近日报道一则消息，厦大教授赵燕菁在某次会议上建议，生孩子要与资本挂钩，生孩子与不生孩子的，社保、养老金都要不一样，不生孩子的，资本的份额就要下降。只有创造出这样的机制，让生孩子变成有意义的事，大家才更愿意生。 这种由大学教授发表的观点惹了众怒，骂脏话的也很多。不愿苟同赵教授的人针锋相对，认为不生孩子就要没保障房，就要被下调养老金，这是把人当生育工具，而不是当人来对待，还有人感叹，即使为政策吹风，建言人士也不能胡言乱语，将惩罚不生的人视作理所当然，几乎没人认同赵教授。 通过检索发现，赵燕菁讲出这番话的场合，是今年5月25日召开的第18届蓝筹年会。他主旨发言的大意是，从前的年代，家里多一个人口就多了一份工资，所以人们想生。现在人们不想生育，就得要另想办法，从资本角度进行惩戒，然后列举了保障房、养老金这些个人资本形式，建议将其与生育挂钩，愿意生的就能扩大家庭或个人资本，不愿意生的就损失掉，用拿走利益的方式动摇不生的意愿。 三个月前的发言之所以现在引发反响，是因为舆论中存在恐婚恐育的立场，被重新翻检出来的赵教授的言论给点燃了。在生育问题上，或者说对于生育意愿走低的现实，人们对原因、后果、解决方案等都有不一样的认知。人们希望计生部门及其周边的“智囊人士”，能够真正理解民众的处境，不应该将生育意愿低看作是个人问题，而应该看成是社会问题，从结构上为民众解除生育压力。 可在现实中，人们发现无论社会以及舆论当中，都在强化一种对生育不友好的环境。职场招聘时不愿意聘用已婚已育的女性，女员工生完孩子后发现岗位被占用，职业生涯走下坡路。生养孩子的沉重负担没有政策分担，完全靠夫妻或家庭力量勉强应付。 老实说，不愿意生孩子，或者不愿意响应号召生三孩，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社会心态，它是在政策片面鼓励、保障长期缺位、共识一直匮乏的状态下逐渐形成的。政府会计算得失，个人和家庭当然也会。所以，当政策只是纸面鼓励生育，而不是掏出真金白银，将负担转嫁给个人或企业时，人们不抵触才怪。 面对现实中生育意愿的情况，大众认为像赵燕菁这样的人士，本可以将低生育意愿的真问题带到公共讨论场合，对那些影响生育意愿的结构因素加以分析、评判，然后督促政府部门积极调整，创造一个生育友好型政策空间和社会氛围。 哪知道，赵燕菁仍将生育意愿低归咎为个人，他想出的点子不是理解民众，而是惩罚民众，不是为困于生育压力的普通人说人话，而是站在人们的对立面，建议掏出更厉害的鞭子。赵燕菁之所以被舆论劣评，遭人们斥责，就是人们早就厌恶了他说的那些陈词滥调。 不排除赵燕菁在说出那番不合时宜的话时，夹杂着一点开玩笑的成分，但这种事不好开玩笑，错误地向公民灌输生育压力，实在不是公共论坛应有的体面发言。 关于如何正确理解生育意愿走低的现实，大众有切身体会，有历史认知，有现实洞察力，在这一现象上积累的认识水平比赵燕菁只多不少。遗憾的是，赵燕菁在公开场合用荒诞不经的话，建议用老派的计生手段来推行新的生育政策，势必加重全社会的反感，在他沦为笑柄的同时，只会让死结越打越紧。 以前，想生却不让生。为了阻止生育，各种各样的处罚名目繁多——罚款、处分、强制结扎。 很多地方的宣传标语，至今看来都心有余悸： 然而，近年来，政策开始了变化，鼓励生育似乎成为新的“政治任务”。 不过，随即而来的是，民众的担心：“好怕之后的某一天强制多少岁之前结婚，多少岁之前生育啊。不结婚的强制结婚，随机分配。不生育的天价罚款。好怕走到那一天” 实际上，关于不生孩子会不会被处罚，在两年前曾发生过这样的提议。 一位专家建议说：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但很快，该建议遭到央视的痛批。 有些年轻人不是不想生，而是确实压力太大，对症下药的良方在于通过一系列有效的优抚生育政策和真金白银的公共投入解决人们生娃的现实之虑和后顾之忧，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从老百姓身上薅羊毛，这看似为国分忧，实则是荒腔走板的高级黑。 民众不想生，惩罚就可以吗——这简直就是一个馊主意。 道理很简单：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 看看下面这个账单，足够令人颤抖—— 当房价、教育和医疗“三座大山”把人们牢牢压住，敢生孩子的都是勇士。 由此可见，要想提高民众的生育意愿，归根结底，还是要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 从产检、生产到奶粉、月嫂，从幼儿教育到学区房，都应该是重点发力的方向。 如果能真的把这些落到实处，“低生育率陷阱”也是可以破解的。 根据苏宁金融研究院的统计，2008年后，白俄罗斯、瑞士、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多个欧洲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回到了1.5以上。从数据上看，这些国家已经摆脱了“低生育率陷阱”的困扰。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国家在提高生育率方面的大量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提供经济支持，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负担，包括现金奖励、抚育津贴、教育津贴、税收减免等； 2、减少父母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3、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等等； 4、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 当然，更重要的应该是发展经济，大家有钱了，自然更愿意生孩子。 相比于单纯地放开生育，或通过惩处逼着民众生孩子，不如尽快提高老百姓的生育意愿，更为重要。

近日，黑龙江20岁女孩进训练营减肥后猝死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岁女生减肥营中猝死 7月28日，家住依兰的韩女士接到这条来自女儿的微信后，和女儿有了约定。当天是女儿 20 周岁的生日，然而韩女士不会想到，这简短的对话竟是与女儿的最后一次交流，自此母女二人阴阳相隔。21岁的大一女孩张美慧本想通过减肥 “ 华丽转身 ”，然而在她满怀期待进入减肥训练营15天后，却猝死在训练营寝室内。 按照这位母亲的说法，训练营要给她5万元钱了事，自己肯定是不同意的，女儿在学校出事，不等120 却用私家车送到医院，自己就想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给我女儿训练的，她怎么就死了。如此具有规模的训练营，为什么没有医生、医疗资源储备，我对他们的教学资质存在质疑！ 据韩女士女儿同训练营的学员表示，这里的减肥就是节食，训练营大概有100人，分成两个班，上午训练两个小时，下午训练两个小时，训练内容包括骑动感单车和跳操，两个班交替进行。每天早晨吃半个馒头、一碗粥和鸡蛋；中午三个菜，都是凉拌菜；晚上就给个酸奶喝，给个水果吃。 目前，按照家属诉求，香坊公安分局已联系第三方鉴定机构，对死者进行尸检。 涉事机构参保人数为0，欲以5万元慰问金和解 据媒体报道，其家属事后向其培训期间同住室友了解情况时遭涉事机构阻拦，同时该机构以涉嫌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向家属提供监控录像。而对于猝死一事，家属称涉事机构欲以5万元慰问金和解。目前该名女大学生家属表示已对死者进行尸检，之后将提起上诉。 据天眼查App显示，“哈尔滨360减肥训练营”关联公司为黑龙江叁陆零运动健身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1月，主要经营范围含室内休闲健身服务；户外体能拓展、娱乐性军事训练场地服务。值得一提的是，据黑龙江叁陆零运动健身有限公司2020年度报告显示，该公司参保人数为0. 减肥营中猝死谁担责？ 这场悲剧谁来担责？北京雷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艳玲认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也就是说，学员在减肥训练营中猝死，训练营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因此，训练营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成为该事件中的关键点。若训练营在学员入营时未进行健康体检、减肥训练中也未就学员身体状况进行健康指标监测、学员身体出现不适时亦未第一时间拨打120等，训练营或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可能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最终的责任认定还应以该学员的死亡原因作为依据。 “白幼瘦”审美荼毒现代年轻人 经常有女生说：“减肥，是女人的终身事业”。“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变成了人们公认的审美标准。而近期，更是有“白幼瘦”共同构成了美的重要部件，成为了针对女性的一把标尺，时刻提醒她们要瘦，要保持所谓的“少女感”。再加上各种社交网络平台里的“网红”刻意制造身材焦虑，让“白幼瘦”这种审美得到固化。大家对美的定义变得单一，仿佛除了“白幼瘦”其他的审美一律不应该得到认同。面对这种畸形的审美观念，人们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变得“苛刻”。对自己“苛刻”的人，每天计算摄入食物的卡路里，变得“斤斤计较”;对别人“苛刻”的人，在网络上对与自己不相干的人的身材指指点点。一项研究发现，63%的女性认为是体重决定了她们对自己感受的重要因素。 “白幼瘦”就是美吗？美真的有定义和界限吗？《十三邀》有一期采访林志玲，许知远问她：“你在国内算是美的标准吧？”林志玲反问：“美有什么标准吗？” 答案是否定的。美从来不是被框死的，也不是可以被定义的。美是多元化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美。 在前段时间刚刚闭幕的奥运会上，来自各个国家的运动员共同给观众展示了伟大的体育精神和奥运精神。其中的中国女将更是在奥运期间内火遍全网。“四朝元老”巩立姣、代表力量的侯志慧、“双金得主”杨倩等，这些女性奥运健儿并不符合“白幼瘦”标准，但是网友们评论说：“好强壮、好美、好有范！”还有网友评论说：“这次奥运会，狠狠地纠正了我的审美。” 曾经，“弱柳扶风”是对女性的柔弱气质的赞美，现在，人们也会崇拜自信强壮的女生。这其实是一种社会审美的逐渐觉醒，是对“白幼瘦”畸形审美的冲击。然而，无论是“白幼瘦”还是高大强壮，无论是弱柳扶风还是强健有力，没有人可以规定哪种才是女生应该成为的样子。健康且自信的状态就是最美的，当每个人都有着积极自信的状态时，那种关于美的偏见才会逐渐消失，才能从源头减少诸如“白幼瘦”此类审美偏见对年轻人的荼毒与伤害，从而减少“猝死于减肥营”这类悲剧的发生。 常见的减肥误区有哪些？ 1、不吃饭就能瘦 很多人相信只要不吃晚饭就肯定能瘦，其实这是特别错误的以个认知，长期不吃饭，只能伤到脾胃，增加肠胃吸收率，让体重反弹更快，而且长期不吃主食，容易引起低血糖。 2、水果能代替正餐 这么做短时间内可能体重会下降，但是长期下去会缺乏脂肪酸，等到正常饮食，体重反弹会很快。高血脂会导致高血压，在人体内形成动脉粥样硬化以后，会导致心肌功能紊乱。长期高血脂会导致脂肪肝，而肝动脉粥样硬化后受到损害，肝小叶损伤后，结构发生变化，而后导致肝硬化，损害肝功能。建议患者饮食宜清淡，多吃蔬菜水果，忌辛辣及刺激，兴奋，提神的食物。 3、减肥药可以快速燃烧脂肪 这些减肥药物通常都含有麻黄素，如果单独服用，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假如再和咖啡因一起服用，这可是会致命的！因为两者混合后，会心跳加速，容易引发心脏病。其实大部分的减肥药都是给因为生病而发胖的人服用，或是身体质量数(BMI)高于30的人，因为这些过胖的人，都可能因为肥胖而引发其他疾病。所以服用这些药前，必须先请教医师，咨询后才可服用。 4、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是减肥的阻力 很多减肥方法都主张拒绝碳水化合物或蛋白质的摄取，以为就可以瘦得快。其实碳水化合物可是你活力的主要来源喔！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应在1天吃下的食物中占50-60%。另外，你也不必刻意把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分开摄取，你这样做的努力是白费！因为现在尚无研究能证明，把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分开时间摄取，会让身体消耗更多的热量。

编译来源 | 《大西洋》 近日，新冠疫情在世界上多个国家都出现了反弹，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以Delta为代表的新冠变种的广泛传播。Delta变种的高度传染性给新冠疫情的控制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它对新冠疫情的最终终结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又需要什么措施和心态来应对新冠疫情的反弹？ 今日，《大西洋》（The Atlantic）杂志上的一篇深度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疫苗和非药物防护措施都必不可少 看到世界各地的新冠病例数目再度上升不免让人有一种“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觉。然而，我们并没有真正重新回到起点。过去积累的有效控制新冠病毒的方法，对新出现的新冠变种仍然有效，特别是新冠疫苗。 今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英国真实世界研究显示，完全接种两剂mRNA新冠疫苗，对Delta变种导致的症状性COVID-19的防护效力为88%。虽然在接种过疫苗的人群中突破性感染（breakthrough infections）可能发生，但是从整体数据来看，它发生的比例仍然很小。 在预防重症、住院和死亡方面，即使针对Delta变种，多种新冠疫苗仍然维持超过90%的保护效力。因此，新冠疫苗仍然在起到它们应该起到的作用。 近日的多个报道显示，即便是接种疫苗的人群也能够传播Delta变种。美国CDC的检测显示受到Delta变种感染的人群不论是否接种疫苗，鼻咽部病毒的载量相似。不过新加坡的一项研究显示，虽然受到Delta感染的患者的病毒载量最初相似，但是接种疫苗患者的病毒载量水平下降得更快。这也符合疫苗的作用机制，疫苗激发的免疫力仍然需要时间来识别入侵的病毒，一旦识别，它能够更快地控制病毒的复制。 疫苗接种者的病毒载量下降速度更快 近日英国全国性大型新冠病毒追踪研究REACT-1的结果也显示，虽然接种疫苗人群中有些被Delta变种感染的患者病毒载量很高，但是整体来看，接种疫苗人群的传染性更低。由于接种疫苗的人群更不容易感染上COVID-19，因此总体来看，接种疫苗仍然能够降低Delta变种的传播。 虽然从个体角度，接种新冠疫苗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然而从社会层面来看，只依靠接种疫苗是不够的。虽然突破性感染发生的几率较低，但是已经有多个研究和病例显示突破性感染患者仍然可以传播病毒。疫苗接种者的行为仍然会影响到他们会不会将Delta变种传给周围尚未接种疫苗的人群的机会，这些人包括免疫能力低下的人群和目前尚未批准接种疫苗的儿童。 而且，Delta变种的高度传染性让疫苗接种在社区层面的保护能力有所下降。我们常说的“群体免疫”场景与病毒的传播力息息相关。最初的新冠病毒如果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个受到感染的人能够将病毒传播给两到三个人（R0=2~3）。但是美国CDC估计Delta变种的R0在5-9之间。这意味着原先可能达到“群体免疫”保护水平的疫苗接种率现在远远不够。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使用所有能够使用的工具。”乔治城大学的传染病生态学家Shweta Bansal博士说。这应该包括对房屋更好的通风，对早期感染的快速检测和追踪，对感染者的社会支持（例如带薪放假、提供免费隔离地点等等）。而对于病例不多的地区，最简单的手段是戴口罩。 对于病例不多的地区，最简单的手段是戴口罩 “有太多的事需要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在抗疫一年多之后，很多人对戴口罩、社交隔离等防护措施已经产生了疲惫感，期盼着回归正常生活的日子。而Delta变种的高度传染性又给人们出了个难题，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的Adam Kucharski博士认为，一旦非药物干预措施放松，Delta的高度传染性可能会带来新一波疫情。那么，戴口罩、社交隔离等保护措施就要一直做下去么？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有太多的事需要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乔治城大学的Bansal博士说。首先，世界上仍然有大部分人口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我们的免疫系统对传染病的防护能力久经自然选择的锤炼，然而它无法对从未见过的新冠病毒产生有效的防护。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制图 新冠病毒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能够带来让人住院甚至死亡的重症，而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从未见过这种病毒，因此无法产生针对性的免疫力。我们需要时间，让更多人接种疫苗，从而产生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这些免疫力虽然不见得能够完全预防病毒感染，但是能够让病毒感染不再发展成严重COVID-19，给人们的健康造成严重损害和给医疗系统带来沉重的压力。 除了让更多人能够通过接种疫苗获得免疫力以外，还有很多针对新冠病毒和COVID-19的研究和开发工作需要时间来完成。我们仍然对新冠后遗症的原因和治疗方法了解甚少，对新冠病毒对儿童影响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针对新冠病毒的口服抗病毒疗法虽然已经进入了临床开发阶段，但是离获得批准，成为缓解疾病进展的有效工具仍然有一段距离。使用非药物干预手段与接种疫苗相结合，能够给我们争取到更多的时间。进一步降低疫情带来的健康和社会影响。 重新审视看待病毒的心态 最终，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疫苗或者自然感染产生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专家认为新冠疫情暴发的幅度会越来越小，频率也会降低。“我对免疫系统很有信心，”免疫学家Marion Pepper博士说，“人们可能还会受到感染，但是免疫系统有足够的能力让我们避免出现严重疾病。”然而，令人最为担忧的是，新冠病毒的不断演变可能产生能够逃避目前免疫防御的新变种，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会变得更高。“这是让我晚上睡不着觉的事。”乔治城大学的Bansal博士说。 令人最为担忧的是，新冠病毒的不断演变可能产生能够逃避目前免疫防御的新变种 为了防止这个可能性，全世界需要保持警惕，对健康人群的常规检测可以告诉我们病毒是否“卷土重来”。对病毒基因组的测序会发现值得关注的新突变和新变种。有些反常识的是，这些措施在大流行快要结束时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这时候病毒的流动因为传染人数的降低而更难于预测。 我们需要一个灵活和全面的系统，它包含常规检测、废水监测、基因测序等多个方面，让我们能够像通过天气预报预防暴雨和飓风一样来跟踪疫情的暴发和传播。这样的一个系统也可以用于监控其它呼吸道传染病。“我的手机能够告诉我今天是不是需要带把雨伞，我希望有一天它能够告诉我是不是需要戴上口罩。”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传染病动态的Samuel Scarpino博士说。 在生活中，很多保护我们健康的工具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安全带、防晒霜、牙膏等等。生病的时候戴口罩、改善房屋通风、带薪病假等防护呼吸道疾病的措施也可以成为跟刷牙、搽防晒霜一样的日常习惯。虽然目前的疫情反弹让人不免产生挫败感，但是它也给予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看待病毒的心态。 参考资料 [1] HOW THE PANDEMIC NOW ENDS. Retrieved August 12, 2021, from 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21/08/delta-has-changed-pandemic-endgame/619726/ [2] Chia et al, (2021). Virological and serological kinetics of SARS-CoV-2 Delta variant vaccine-breakthrough infections: a multi-center cohort study. medRxiv, doi: https://doi.org/10.1101/2021.07.28.21261295 ...

不时听到有家长甚至中小学老师这样激励学生：“现在努力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前途就一片光明了。”在我们周围，绝大多数人把上中小学的目标定为考个好大学。显然，人们普遍坚信：考个好大学等于将来有个好工作，幸福的日子如果不是百分百也十有八九将是千年万年长了。 世俗眼中，名牌大学算得上好大学，而好工作大致是挣钱多、职位高的工作。如果是这样，那么不幸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上个名牌大学就有好工作，是个神话——姑且称之为名校神话。也就是说，认为上名校能提升一个人的职业成就的想法，被科学证明是种幻想。 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是数学家Stacy Dale和经济学家Alan Krueger合作于2002和2014年先后发表的两篇论文。两项研究追踪的对象分别是1976年和1989年进入大学的学生，它们本质上回答同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在社会经济背景、学术能力、动机指数（例如学习动机、职业动机）等方面相当，那么上名牌大学（例如哈佛）的人比上一般大学的人在成年后会挣更多钱吗？结论是，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读名牌大学都不会比读一般大学带来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 德国图宾根大学Richard Göllner等人2018年发表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的一项纵向研究考察了在高选择性学校（highly selective schools,也就是人们争相报考的学校，算是名副其实的名校）就读对生活历程（life-course）——例如11年后和50年后的生活——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比Dale和Krueger的更具颠覆性：那些上非选择性学校的人不仅心理健康，而且比上选择性学校的人挣钱更多，更有可能从事所在行业高地位的工作。 尽管科学反复证明上名校等于将来有个好工作是个神话，但现实中迷信这个神话的人依然络绎不绝，这是为什么？主要原因是，人们太相信眼见为实。 人们的的确确看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相比于一般大学，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总体上更可能找个好工作、取得高收入。然而，人们没有或很难像科学家那样区分相关性（Correlation）和因果关系（causality）：上名校跟找个好工作和取得高收入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名校是找个好工作和取得高收入的原因。 其实，即使从常识看，决定好工作的，绝不是单一因素。如果控制了背景因素，比如父母收入、个人能力和成就动机等，那么一个人上什么大学就没啥区别了。 极端的例子如，爱因斯坦不管当年读的什么大学，都可能成为爱因斯坦；亿万富翁的儿子不管上什么大学，将来也可能一年的小目标是挣一个亿。更常见的例子，一个积极进取的人，尽管本科上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大学，但从读大学到读研读博，一路拼搏，最终也有不亚于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好工作、大成就。 名校神话如果说有积极的一面，那么显然，它是激励中小学生特别是高中生“拿出半条命来”努力学习的最强动力，姑且不论这种努力学习有多大意义——普遍共识是，这其实是一种内卷。 当今大学，本科生“挂科”现象司空见惯，因“挂科”影响毕业的学生不少，有些甚至早早退学。大学师生都心知肚明，有些课程，老师如果不适当“放水”，挂科现象会更严重。与此同时，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各类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增多，因此休学、退学甚至自尽的学生也时有所闻。 有家长不解：“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进入大学后为什么突然不会学习了？”“孩子上大学前一直正常，进入大学后怎么就心理或脑子出现问题？” 学生出了问题，大学固然职责难逃。但若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问题的种子也许早早就埋下了，大学只不过恰恰处在问题的爆发期。 美国心理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现在年轻人的焦虑、抑郁和自杀率都创下了历史新高，高中生是美国压力最大的人群，其中83%的人将压力归因于学校。过度追求卓越的压力（主要来自考名校），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四大“高危”因素之一。 任何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是平凡人，但现实是，很少有人相信这点。几乎每个孩子从出生就被寄予上名校的期望，这样的期望且不说结果能否如愿以偿，单单过程就很摧残人。研究表明，强调外在价值观（与被认为是成就标志和公众看得到的回报，例如成绩A、奖杯、荣誉、金钱和高级职位有关）比强调内在价值观（与生活中的乐趣和意义、体面、乐于助人和真正的友谊有关）的家长更容易使孩子痛苦。 事实上，统计显示，高选择性学校的学生比普通学校的学生表现出更高的焦虑、抑郁和药物滥用率。更要命的是，美国亚历桑那州立大学Suniya S. Luthar和其同事的系列研究表明，上高选择性学校所带来的有害影响不仅只在当下，还延续到毕业后多年。 老文说这些的目的并不是出于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要从科学上让人信服大学生进入大学后突然不会学习和/或出现心理问题都是中小学教育内卷种下的因而与大学无关——尽管确有这种主观愿望。主要目的是想让大学生特别是大学新生明白：如果仅仅是为了找个好工作，那么不管你现在上的是什么大学，无论一流还是一般，真的无关紧要。 紧要的是什么呢？如果模仿为了考个好大学倒推最好怎么读中学的思路，你自己都很容易倒推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好工作青睐什么？除非雇主就是某个雇员的父母，否则，任何所谓的好工作，看重的肯定不是学校及其牌子。根据盖洛普-贝茨（Gallup-Bates）2019年的一项调查，衡量大学毕业生能否成功找到工作和目标感的两个最重要指标是：实际工作经验和拥有一个支持和鼓励追求目标的人。统计表明，那些懂得合作、帮助他人而不是过分担心自己成就的人，无论用什么合理的成功标准衡量，往往都是最幸福、最成功的人。总之，衡量能否找到好工作、取得大成就的指标，指向的都是人，而不是学校。 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学不重要。 大学可以作为一个终点，但它更是一个起点，尤其是一个更靠近未来职业的起点。对大多数人来说，读不读大学对找到自己满意、特别是世俗眼中的好工作有决定性影响。但好工作看重的一切指标，你在任何大学都不可能自动或更容易取得。所以，无论你读什么样的大学，将来能否找到好工作，都取决于你在大学投入了什么，也就是你怎么读大学。

为何我们的中文越来越差了，根就在这里 范学德 导读：王尔德说：“圣人和罪人的唯一区别是，每一个圣人都有过去，而每一个罪人都有未来。”对吧？ 01 家门口树上的知了在叫，邻居树上的知了也在叫，树叶密成了一个大团团，看不见知了在那里，只听到从高处传来了叫声，一声声的。一种叫声挺脆的：“玲玲，玲玲！”一圈一圈地传入耳中，另一种叫声有些低沉： “哥哥！哥哥！ ”一串一串的，有时串长一点，有时短点，从傍晚一直能叫到下半夜，也不累。 儿子在饭桌上说，烦死了。 我问，怎么了。 他说，今晚要读九十页的书啊！ 什么书？ 俄国作家的，你知道的，《罪与罚》。 好书！我说，我非常喜欢托斯托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作品。他的心理描写，是绝对超一流的。还有他的“复调”式写法，就像你弹的钢琴有两个主旋律一样，他能够把两个主旋律都发挥到顶点。 儿子说，这么厉害啊。 我说，当然。他和托尔斯泰是两位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作家，《战争与和平》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两座高峰。 儿子说，我们这学期还要读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还有一部现代文学名着。 儿子上高四了，高中的最后一年。从高一读《伊加亚特》开始，他们的语文课的基本教材就是文学名着。一本一本的读，一天至少得读三十页。上个学期，读的是英美文学名着，这个学期，是欧洲文学名着。他说，新来的校长要修改课程，以后高四的语文课改为世界文学名着。 02 女儿今年上高一。她的语文课教材也是西方文学名着！《伊加利特》，《凯撒王》，《苍蝇王》。这些，哥哥三年前就买了，读了。妹妹在学校问老师，可不可以用我哥哥的书？老师说，可以。回到家后，妹妹问哥哥，行吗？哥哥说，不行。妹妹问，为什么？哥哥说，我在那上面都写了批注。妹妹说，没关系，我已经告诉老师了，老师还想看看你写了什么。哥哥说，不可以。你要自己去读，自己去想，独立思考。 无奈，我们只好掏腰包，买新书。 哥哥自己也买了几本新书。是那天我陪他到书店去买的。书店里，这个学期高中要使用的文学着作放在了一个显眼的位置上。两个大桌子，几十种书。老师开出的书目是五本，有两本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喜欢哪一本，就读那一本。我看有一本书的名字叫《The Awakening and Selectedshort Fiction 》，作者是Kate Chopin.儿子问我读过这本书吗？我摇头。 另外一本我读过，是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代表作《道林·格雷的画像》，好多年前读过。王尔德有一句名言：“我们都陷在沟中，但是其中一些人在仰望着天空中的星星。”我的问题是，其他的一些人看什么呢？ 还有一句话也是王尔德说的，但我没找到出处： “圣人和罪人的唯一区别是，每一个圣人都有过去，而每一个罪人都有未来。” 03 差十分钟八点，我出门散步了。树影朦胧了，西边的几条彩云，颜色也由火红变成了橘红。蓝天渐渐灰暗了。路边树上的知了叫得特别轻快，但听不到小鸟叫，它们是回家了吧？偶尔一声雁叫，怕是打扰了知了的合唱，叫过一声就悄悄地隐去，只有小池塘的蛙声，似乎要与知了争美，哇哇不停，塘中的芦苇如水墨画中的山竹，在微风中轻轻地摆动。 路上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中文越来越差？原来是从根上就出了问题。 美国高中生的语文课教材是文学经典着作。从教育制度上就设计好了，必须从小就让青少年接触文学经典，一本一本地读，不是作为课外读物，而是作为教科书，每天必读。然后，讨论，考试（写评论），西方文化的精华就这么继承下来了。 想到了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让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名着成为中国高中生的教科书呢？在一个人求知欲最旺盛的年代，接触到这些伟大的经典，这是多么美好。不是说要复兴中华文化吗？如果有一天，《论语》、《庄子》、《李白诗选》、《红楼梦》等成为语文课教材，那复兴大概就不再是口号了。 回到家中看表，一共走了35分钟，中间跑了几次。 上楼问儿子，看得怎么样了？他说，名字太烦人了，一个人好几个名字，有的名字长的不要命。 我说，翻译成中文的也是这样，什么“斯基”前面的一大堆字。今晚能读完吗？ 能。 我估计他今晚得12点半以后才能睡觉。 赶紧下楼，弄了几种水果，葡萄，苹果，梨子，西瓜，放进小粉碎机中，打碎，做成地道的水果汁。上楼，给儿子送一杯，慰劳一下。他说，谢谢，我说，看完了早点休息。 原文作于2009年8月25日，2017年6月中旬修改 附录： 正文到此结束。写完文章上网搜王尔德的照片时，看到了他的一些名言，复制几条留作尾巴吧。 要永远原谅你的敌人，没什么事情比这个更让他们恼火了。 时尚就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丑陋，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每六个月就更改一次。 只有年轻人才会无所不知。 人生就是一件蠢事追着另一件蠢事而来，而爱情则是两个蠢东西追来追去。 当上帝想要惩罚我们，他们就答应我们的祈祷。 每当人们赞同我时，我总希望自己一定是错了。 情感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误入歧途。 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一个人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另一种是他得到了。

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德尔塔变异毒株正在导致世界各地的新冠疫情不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另一种变异毒株“拉姆达”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和对疫苗的抵抗力。研究团队表示：“拉姆达毒株可能会成为人类社会的潜在威胁。” 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团队7月28日在科学论文网站"biorxiv"上公开了关于拉姆达毒株的研究结果。研究显示，在拉姆达毒株中观察到了抵抗疫苗使病毒失去力量的“中和作用”的突发变异和比现有新冠病毒传播力更强的突发变异。在特定条件下，拉姆达的传播力比德尔塔更强。但是，拉姆达毒株的传播力究竟比现有病毒强几倍、致命率达到什么程度等问题，目前尚未得到确认。研究团队表示担忧称：“目前全世界都尚未认识到拉姆达毒株的危险性。” 据悉，拉姆达毒株去年12月首次在秘鲁发现。但研究团队表示，更早时间、去年11月8日在阿根廷检测出的病毒中也发现了拉姆达毒株。拉姆达毒株正以秘鲁、智利、厄瓜多尔、阿根廷等南美国家为中心迅速扩散。根据秘鲁国家卫生研究所确认，超过80%的秘鲁确诊者都感染了拉姆达毒株。65%的国民接种了疫苗的智利也接连出现了因拉姆达毒株而感染的病例。根据全球共享禽流感数据倡议组织的介绍，目前发现拉姆达毒株的国家有26个。 Lambda突变株的突变位点 研究人员还指出Lambda突变株的两个关键病毒学特征： 1、RSYLTPGD246-253N、L452Q和F490S突变，导致其对免疫抵抗力增强； 2、T76I和L452Q突变，导致其传染性增强。 RSYLTPGD246-253N突变与N端结构域（NTD）“超级位点”的一个组成部分重叠，表明这是其免疫优势位点。因此，该位点的突变使Lambda突变株能够逃逸新冠疫苗引发的免疫反应。 Lambda 变体的病毒学和免疫学特征 实际上，仅仅增加传染性并不能导致大规模感染，Epsilon突变株就是例子，该突变株传染性更高，但免疫逃逸能力并未增强，因此并未导致大规模感染。 因此，要实现大规模感染，必须具备两个特征：传染性增加和免疫逃逸能力增加。而这项研究表明，Lambda突变株具备这两种能力。 该研究通过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和病毒学实验阐明了Lambda突变株的进化趋势。尽管目前WHO仅将其归类为待观察突变株（VOI），但该论文作者强调Lambda突变株具有很强的潜力在未来引发新的大规模流行，应当做好应对准备。 研究还指出，RSYLTPGD246-253N、L452Q和F490S突变让拉姆达变异毒株可以对抗免疫性。其中，RSYLTPGD246-253N突变是拉姆达刺突蛋白N端结构域中一种独特的7个氨基酸缺失突变，负责逃避中和抗体，专家将这种突变描述为“独特”的突变——只存在于拉姆达变种病毒中。 另据拉美社近日报道，RSYLTPGD246-253N也被称为“安第斯突变”，为了中和具有这种突变的病毒变种，大约需要产生比中和其他毒株多1.5倍的抗体，这是因为N端结构域的大部分基因编码区序列消失了，而抗体通常在这个位置与可能进入细胞的刺突蛋白结合。

近几年，教育内卷成了普通家庭绕不开的漩涡，孩子也在这场疯狂的内卷中苦不堪言，有上不完的课内外辅导班和写不完的作业。 针对此类问题，前不久也一份《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文件流出，其中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且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 自此，校外培训的高峰期也将告一段落，但校内培训和义务教育依然在内卷之中。 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近期的采访中表示，当前教改政策尚不完整，若要从根本上解决考试社会的内卷，必须尽快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普及高中，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 姚洋表示：我国中小学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学生无谓的学习太多了，这就是内卷。没有几个人愿意内卷，但每个人又被迫内卷。因为资源有限，升学不能光看自己的努力，还要看别人的努力，每个家长都被迫把自己的孩子放到“跑步机”上越跑越快。 他认为，只有一半孩子可以上普通高中是过早分流，将他们按照学习成绩分为三六九等是错误的。 应该承认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都有自我发展的希望，不要通过分流打击他们，而是要给他们希望，让所有的孩子读完普通高中，到时他们的心智也较为成熟，再选择走职业技术路线还是大学路线。 关于北大教授建议10年义务教育，我想说说我的看法。 关于中考分流问题，逐渐成了很多家长高度关注的话题。而家长们最为焦虑的也是孩子上初中那个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考比高考还要残酷很多。高考升入大学的概率较高，而且实在发挥不理想还可以复读。然而中考是不允许复读的，而且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也只有50%左右。 所以家长们都不希望自己孩子成为被分流的另外50%，于是一种教育焦虑就产生了。 对于家长们来说，孩子刚初中毕业的年龄有些尴尬。 一般初中毕业在15岁、16岁左右。这时候距离成年还有好几年时间，所以对于那些中考成绩不理想的学生的家长们而言将会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送孩子就读职业院校，要么尝试找一份工作。 然而目前的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能力以及管理能力并不是特别让家长满意，让社会满意，以至于家长们担心自家孩子在这些学校学习之后，非但没有学到一技之长，反而染上了不良习惯。所以对于报考职业院校，家长们也十分谨慎。 而如果选择走另一条路，直接就业，按照初中毕业生的年龄，能够从事的工作并不多，而且有的甚至还得隐瞒真实年龄，也颇为尴尬。况且初中文凭在如今这个社会，一点竞争优势都没有，甚至连很多职业的门槛都触摸不到，尴尬不已。 所以，笔者也认为初中阶段过早地分流加剧了家长们的教育焦虑，让家长们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能够让所有学生都能上完高中，那么到时候毕业后能选择的面就广了，家长们的教育焦虑也小了。 关于取消高考英语问题，近些年一直备受大家关注，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当然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从实际情况来看，确实很多人将来参加工作之后能够用到英语的人数占比并不大。而且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在英语成绩方面存在着不少差距。也确实有不少学子因为英语成绩问题导致与好大学失之交臂，颇感遗憾。 但是如果在高考中完全不考英语，那么学生们对于学习英语的重视程度就会大打折扣，而目前英语依然是全球使用国家最多的语言，很多国外先进的文献依然是英文的，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学习英语来打开连接全球的通道，所以语言关必须解决。 不过笔者认为可以适当降低高考英语分数占比，比如满分从150分降为100分，其他重要科目可以适当增加分值。这样就能一定程度上减少英语对城乡教育不均衡的影响，同时也能够让大家重视英语学习。 义务教育时间长就能解决存在的问题吗？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就能让学生具备知识和技能？即使可以，年龄呢？准备让青年人的大好时光都呆在学校里度过？不觉得荒唐？ 不敢说真话，不愿意直面存在的问题，尽用这些旁门左道或说无关紧要的方式，只会犹如打死结一样或者走进死胡同、走到绝境一样，问题越来越严重，道路越来越黑暗！ 真正应该要解决的是教育质量，建立优质有德行的师资队伍，不是充斥那些唯利是图滥竽充数蝇营狗苟者，还当努力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不是争竞争夺各施手段，而是让人感受到公平，有心好学乐意上进！ 当前的要务是提升职业教育，肃清职业教育学校乱象，提高职教质量。Y型教育大势所趋，知识储备途径不应只局限于义务教育，12k, 而是多元，各有所长，我们应允许有人不会数学，有人不会化学，有人不会英语，这不影响职业教育，综合成绩不好就一定没有特长吗，职业教育也不仅仅只等同于数控，电商。推进职教选修课程，有选择性，是必经之路，却依旧道阻且长，六十年的滞后，十六年+的推挤碾压。当下政策对青少年成长的试错，注定将以几代人培育为成本和代价。 当然了，义务教育阶段除了基础学科内容教学外，引入一些自然学科、工程技术相关的实验、PBL课程，把学科知识和动手结合对于培养技术人才是很有必要的，改变单纯死记硬背很重要。 让社会充满创造力，学生拥有自觉自律的能力以及发挥自身特长的意愿和机会，这样才能解决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