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杂谈

9778天的牢狱之灾在张玉环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转入监狱前，他曾在看守所日夜戴着脚镣度过600多天，以至于双脚变形，走路时两只脚总是向外翻，呈现明显的“外八字”。 与身体上的伤痕相比，断裂了近27年的人生更难弥补。 26岁被抓，53岁无罪归来。8月4日黄昏，当张玉环身戴大红花再次回到江西省进贤县枕头岭张家村，望着在家门口迎接的众家人，他只认得母亲张炳莲和前妻宋小女。大多数面孔他都极其陌生，包括他的两个儿子。 呈现在他眼前的故乡，已没有了往日的炊烟和人气，满眼是荒废的砖房和杂草。他无罪释放的消息传出后，原本与张家相熟的邻居和远亲前来探望，张家村许久没有如此热闹了。张玉环在倒塌的老宅前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 张玉环在倒塌的老宅前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 在倒塌老屋门前的一片荒草中，面对来自全国各地媒体，张玉环努力回想着二十七年前被卷入那起命案前后的种种细节。他屡屡卷起裤腿，向记者展示伤痕，说这是刑讯逼供留下的，又在一阵阵突如其来的哽咽中，眼眶不自觉地泛红。 久在牢笼无人问，一朝平反天下知。 张玉环不止一次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他不需要道歉，但必须要追究当年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就算道歉，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拿钱也买不回我这二十七年的青春年华。” 5日上午，张玉环一家为先父张国福上坟。 父子重逢：“儿子为什么这么恨我？” 无罪释放回家后的第一个夜晚，张玉环整宿未眠，脑海中不断浮现的是几个小时前，他刚踏进家门时的画面。大儿子张保仁突然猛推了他一把，冲他大吼：“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们三母子？”监狱中，他曾无数次想象过父子重逢的场面，唯独没有料到会是这样。 他问躺在身边的小儿子张保刚：“保仁为什么这么恨我？”张保刚一时语塞。 张保刚说，他了解哥哥从小受的痛苦和委屈，“看到二十多年没见的爸爸，就像一个孩子在撒娇，发小孩子脾气，爸，你能理解不？” 距离张保仁上一次见到父亲已经过去19年了，那还是2001年张玉环案重审开庭时。这段记忆在张保仁的心里像扎了一根刺：12岁的他看到父亲戴着脚镣，在法警陪同下走上被告人席。张玉环看到前来旁听的家人就大喊“冤枉”，还伸出手，做出拥抱的姿势。 张保仁说，他永远记得父亲想要冲破阻拦抱自己的动作，可他的面容却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模糊。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是2001年11月28日，江西高院作出的终审裁定。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张保仁一直以为，缓两年的意思是先坐两年牢，时间到了，仍然要枪毙，“我以为我再也没有爸爸了。” 2020年7月9日，江西高院开庭再审，张保仁陪着母亲宋小女在进贤县法院观看视频直播，他几乎想要凑到屏幕上，想看清楚父亲的脸，但镜头中只能远远看到一个穿着白衣服、走路有些一瘸一拐的身影。 8月4日，江西高院宣告张玉环无罪。得知父亲沉冤得雪后，张保仁和张保刚火速赶到了张家村，搀着母亲和婆婆（江西方言，即奶奶）等待他回家。终于，父亲身戴大红花，在众人的簇拥下走来，他径直走向了张炳莲，没有在张保仁面前作任何停留。 回家后的张玉环和母亲张炳莲在一起。 张玉环后来告诉澎湃新闻，他当时没有认出儿子，在迎接的人群里，几乎所有的面孔都是陌生的，即便是他自己的弟弟张平凡他也不认得，“一切都变了”，能认得出的只有母亲张炳莲和前妻宋小女。 父亲从自己眼前擦过，宛如陌生人，张保仁觉得十几年的等待瞬间落空。没等反应过来，站在他身边原本就有高血压的宋小女又忽然昏倒了。此刻，张玉环已被涌入家门、驾着“长枪短炮”的记者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推进了堂屋。这一幕，让张保仁彻底“失控”：“这些年母亲和我们兄弟所受的委屈一下子都窜到我脑中，他怎么可以视而不见。” 张玉环无罪释放回家的第一晚，宋小女因激动过度昏倒，张保仁和张保刚用120送母亲去县城医院治病。 冲着父亲说出那句话后，张保仁独自一人跑进了已经坍塌了一半的老宅，蹲在瓦砾堆上掩面哭泣良久。之后，他和120急救车的医务人员一起，把四肢发麻的宋小女抬上了车，送往进贤县人民医院。和父亲重逢的第一面，就这样结束了。 混乱中，有亲戚质问张保仁：你又为父亲付出了多少？“这确实是一句灵魂拷问”，他说，他不是不想，只是做不到，“我结婚比较早，经济方面也是不允许，我不能不工作，不然我小孩和媳妇就没饭吃了。” 张保仁曾对澎湃新闻坦言，他没有期许过父亲出来后能与他好好相处，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父爱，“从小没有这些给我，在我记忆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但年幼时，他也曾许下愿望，希望来日能成为一名律师，在他心里，律师是能救爸爸性命的，是很高尚的职业。 “保仁推了爸爸一把”这件事在张家内部引起风波，长辈们对他颇有责备，连说“不懂事”，但张保刚懂得哥哥。他告诉澎湃新闻，哥哥只是太想知道他在爸爸心里到底有多重了。 5日中午，张玉环终于等来了大儿子张保仁，一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 8月5日中午，张玉环大哥张民强携妻子、妹妹妹夫、弟弟弟媳以及三家的小辈一起，在张家老宅摆了一桌团圆饭，菜是从县城饭店做好了带过来的，侄子们开车送菜，来往了很多趟。可到了饭点，张玉环却执着地站在太阳底下，等待大儿子保仁回来，无论亲人怎么劝说，他都不肯进屋。 11点50分，张保仁的电话打了进来。张玉环捧着手机，独自走向家门口的小径，带着哭腔大喊：“爸爸想你啊，我想你啊，你快回来。” 半个小时后，赶来的张保仁和父亲相拥着走进老宅，张玉环激动地举起纸杯，说道：“这是我们家27年来第一顿团圆饭，我感到太高兴了。” 张保仁和张玉环坐在老宅门前谈心。 午饭后，张玉环又拉着保仁在倒塌的老宅门前聊了许久。横亘在父子间的冰山好像在正午炙热阳光的烤晒下慢慢融化。 艰难适应：“像一个新生儿，需要一点点教” 一夜未眠，早晨六点不到，张玉环就起床了。他在家里摸索着牙刷、牙膏、毛巾等日用品的摆放位置，张保刚耐心地告诉他，但一转头，父亲好像又忘了。张玉环说，可能是刚回家事情太多，抑或是在“里面”太久，出来记性变差了。 张玉环用圆珠笔在废纸板上写下未曾谋面的儿媳和孙子孙女的姓名。 他拿一小块硬纸板，一笔一画地用圆珠笔记下儿媳和孙子孙女的名字，一遍记不住，他又抄了一遍，放在床边上的箱子上。 张玉环回家前，保仁和保刚就商量好了，要给父亲买一只智能手机，方便他跟远方的孙子孙女视频。回家的第一天，张玉环在儿子的指导下学会了打电话，保刚把家里所有亲人的电话都提前存在了手机通讯录里：民强、小凡、小女、保仁…… 张保仁和张保刚为父亲提前购置的新手机，里面存好了全家人的联系方式。 南昌的8月，酷暑难当，老宅没有空调，保刚让父亲吹电扇乘凉，张玉环盯着电扇，好奇地问：“这个扇子怎么还能摇头的？” 27年的牢狱之灾，锐利得像一把刀，把张玉环和现代社会割裂，他的思维仿佛仍停留在出事前的1993年。他对张保刚说，出来最要紧的事是解决住房问题，他预备花两三万元在老宅的地基上盖一栋新房子。张保刚无奈地笑了，“爸爸呀，现在农村随便盖栋房子也要几十万了喽。” “啊，要几十万啊？”张玉环吃惊地看着儿子，好像听到了天文数字。 除了房子，他对未来的生活也有自己的打算：请政府分两亩地，种田赡养老娘。不仅如此，他还劝说张保刚也辞掉在福建的工作，回家一起陪他种地。张保刚没有当面回绝，顺着父亲应了下来。 他说，父亲刚出来，就像一个新生儿，需要一点点教他，“等他知道现在种地不挣钱了，他就会转变想法的。”他和哥哥计划，用一年的时间轮流“陪护”父亲，直到他适应出来后的生活。 5日清晨，张保刚用电动车载着张玉环出门购物。 5日清晨，张保刚骑电动车去村里的小卖部购置食物和日用品，他特地叫上张玉环一起，让父亲看着他如何用手机付款。 角色似乎变了。曾经缺席了儿子成长的父亲，如今变成了“孩童”，而张保刚试图在帮助父亲适应新生活的互动中，寻找那些年缺失的父爱。 不过，张玉环有时还是会教导儿子，他说的最多的话是：违法乱纪的事千万不要做。张保刚又有些哭笑不得，他回道：“爸爸呀，我们现在才听你说这些，是不是太晚了？”张玉环听了，没有说话。 1994年起，宋小女便外出打工挣钱，以养活两个儿子，出门前，她把他们分别托付给婆家和娘家的亲人，保仁留在张家村，保刚则跟着外公生活。 张保刚至今都觉得，比起哥哥，他要幸运得多。外公格外疼他，常常把他拉到其他孙儿找不到的房间里，把偷藏起来的好吃的留给他。 然而，对留守在张家村的张保仁来说，白眼、谩骂、甚至殴打，都是家常便饭。他不敢还手，因为顶着“杀人犯儿子”的帽子，他做什么好像都是错的。受了委屈，他也不敢告诉婆婆。张保仁说，自从父亲出事，婆婆的性子就变得暴躁，动不动就是一顿打。家里条件不好，没有冰箱，每到夏天，猪肉都放坏了，婆婆也舍不得扔，“那就是吃蛆，知道蛆吗？” 大约八九岁时，张保刚回村里找哥哥玩，看到同村的小伙伴把张保仁摁在地上，还往他的嘴里塞牛粪，哥哥却躺在那里，打不还手。张保刚气不过，抄起路边的木棍把他们赶跑了。 张玉环回家后，现年84岁的张炳莲逢人就咧着嘴笑，年轻时的她曾经被同村人评价“嘴巴不饶人”。儿子出事后，要强的她一个人揽下了田里的活计。没人帮忙，只能拉着张保仁一起干。 直到现在，村里人还会说起张保仁小时候跟在奶奶身后放牛的场景：“小小的崽啊，还不到十岁，站在稻田里，水没过大腿，躲在牛背后，几乎看不到人。” 回忆起这段岁月，内向寡言的张保仁只说，“只有自己知道就好，心中的苦讲给别人听，别人也听不懂。”他知道父亲是冤枉的，但他选择逃避，不与人争辩，因为无用。 1997年，宋小女的父亲因病去世，张保刚也随即被送回了张家村，兄弟俩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有时两人犯了错，害怕被婆婆责罚，就整夜躲在牛棚或者稻田里，不敢回家。生病了，哪怕发高烧昏在路边，过路的村里人也只用脚踢两下，看看是否还有口气在就走开了。 有一次，家里的灯泡坏了，张保仁上手去修，裸露的电线把他整个人都电麻了，左手掌心烧出一个大窟窿。弟弟见状，上去拉哥哥，也被电得不轻。为了救人，张保刚爬上二楼平台，拽着电线往下跳，这才把电线扯断了。 “当时村里的人都传闲话，说我们兄弟两个不死，是老天爷不收。”张保刚说。只是，这些苦涩的成长经历，他们在成年之前都未曾对人说过。 回家后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张玉环听保刚断断续续地讲述着他和哥哥的成长经历，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和自责，“儿子怨我，我理解，我都理解的，我知道他们在外面过的不容易”。 申诉往事：“这个王律师是不是就是接我案子的那个王律师？” 高墙之内，过去的二十多年，张玉环过得同样煎熬。最初在看守所时，同监舍的人都不喊他的名字，叫他“花生米”（即“枪子儿”），意思是很快就会被拖出去枪毙的人。 张玉环两次被判死缓，戴脚镣的时长超过了六百天，以至于张平凡说，哥哥出来后走路都不一样了，两只脚总是向外翻，呈“外八字”。 张玉环说，在当时，像他一样的量刑，进监狱服刑后，如果积极改造获得减刑，十几年也就出来了。但他起初始终不肯认罪，即便是被投入南昌监狱后，他仍坚持每周写一封申诉状，一封封积累起来，等到大哥张民强前去会见时，托他带出去。 张民强告诉澎湃新闻，张玉环在牢里写的申诉状总数以千计，他有时候都会劝弟弟，也别写得太频繁了，省得看管的狱警不耐烦。每次从监狱里带出来申诉状，张民强都细心地纠正错别字，有条件的情况下，他还会托打印店的老板把文字输入电脑里，再一张张复印出来，投递到各级政府部门：进贤、南昌和北京，都有。 除了寄材料，张民强也四处打听，为弟弟寻找律师。直到2017年，他等到了王飞律师和他的申诉律师团队。王飞翻阅过历次判决书和申诉材料后，还特地去南昌监狱会见了一次张玉环。隔着玻璃，他冷不丁问张玉环：你到底有没有杀人？张玉环很坚定地说：没有。 王飞说，那一刻，他确信，这应该就是一起冤案。他教张民强开通了微博，定期将申诉的进展发出去，当时已年届五旬的张民强哪懂这个，他不是跑去工作所在的大学宿舍楼里找大学生请教，就是问律师和记者，“微博文案这样写可不可以？有没有错别字？还麻烦你帮我看一看。” 然而，外界的这些努力，监狱中的张玉环知之甚少。他说，自己每天都会仔仔细细地阅读报刊，收看新闻联播，关注点有二：一是自己的案子有没有被媒体报道，二是有没有冤假错案平反。 他会认真地记下其他冤假错案当事人的名字：赵作海、刘忠林、廖海军。尤其是看到廖海军案平反的报道，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律师王飞的名字，他激动地给张民强打去亲情电话，问“这个王律师是不是就是接我案子的那个王律师？” 直到今年7月9日张玉环案在江西高院开庭再审，出庭检察员建议改判无罪之后，有管教干部悄悄地告诉张玉环，说他的案子已经有媒体报道了，还告诉他老家的房子坍塌了。张玉环想再追问些细节，对方却怎么也不肯说了。 从再审开庭到宣判无罪，张玉环又等待了26天。得知宣判日期的那天，他激动地没有睡着。监狱里一些狱友见他要出去了，还有想托他转达申诉的。 出来后，张玉环觉得自己的视力明显糟糕了，他说那是在监狱里加工衣服熬坏的，他央弟弟张平凡去给他配一副眼镜。同时，他还要求儿子为他准备一本空白的日记本。监狱里养成的习惯，他还留着。 ...

一、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 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有三个，一是让农民“居有其屋”，二是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三是腾退多余宅基地。“居有其屋”是宅基地改革最基本的前提，“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是农村最基本制度安排和社会保障。 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和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一些地方进行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各地都希望通过宅基地制度改革来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与生活环境，并将之作为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 中国农村实行“一户一宅”制度，作为村社集体的成员，所有农户都有从村社集体免费获得、无偿使用宅基地的权利。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为所有农户提供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基本保障。当前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当中，大量农民工乃至农民家庭进城务工经商，甚至在城市安居下来，土地对于农民的基本保障与过去已有所差异。 不过，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仍然会有大量农民留村务农，且当前农民家庭中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年轻子女进城务工了，年老父母仍然留村务农；农民通常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老时返乡务农退养；即使全家进城农户也会在年节时返乡，以及他们可能进城失败而返回家乡。 这个意义上讲，土地仍然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农村仍然是农民可能的归宿。 1、对于农民来讲，“居有其屋”仍然十分重要。这里面尤其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中国农村人口大量进城，但并非农民家庭进城了，而只是家庭部分青壮年劳动力的进城，非青壮年的家庭人口(老年人、妇女、儿童)大多仍然留村；二是即使农户全家进城，他们也往往很难在城市安居，而可能进城失败，而要返回农村。对于可能进城失败的农民来讲，保留他们的返乡权极为重要。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人口大国，现代化和城市化都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个过程中保留农民在农村的宅基地，给他们留下进城失败的退路，可以极大地增加农民的安全感(“大不了回到农村去”)，保持中国社会结构的弹性，提高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政治风险，都十分重要。 这个意义上，即使农村有一部分宅基地空在那里，也不应当立即收回，而应当作为必要甚至必须的资源冗余量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化解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 2、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是本次宅基地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农民宅基地财产权大致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通过抵押获得贷款的权利，二是通过经营获得收入的权利。本来，农民宅基地是免费获得无偿使用的，农户只有使用权，不过，当前学界倾向将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当作用益物权，这个用益物权不仅具有占有、使用权限，而且应当有处分、收益权。 抵押担保是处分权，即农民可以用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担保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中国人民银行也牵头在全国进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耕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担保试点。不过，当前中央政策明确地要求不能允许农民失去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在农民不能失权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不可能处分抵押担保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就很难真正推进抵押担保的改革。 不让农民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政策是与当前中国发展阶段的国情相适应的，至少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这个政策还具有合理性。在不让农民失去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政策下面，农地抵押担保不可能有实现的空间。 另外一个让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办法是允许农民经营宅基地，比如出租，而在城中村、城乡结构部以及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农民通过出租住房以及将住宅用于经营性目的而有了相当不菲的收入。因此有人以为，如果在政策上允许农民将宅基地用于经营以获得收入，农民就可以额外获得很多的财产性收入。 也是因此，现在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和法学界认为，只要赋予农村宅基地处分、收益权利，农民就可以意外获得大笔财产性收入，甚至可以借此致富。当前正在进行试点的15个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绝大多数试点的重点就是试图赋予宅基地更大权能，以让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 这显然没有可能，原因有二。 一是只要政策不允许农民失去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抵押担保就不可能真正推进，因为抵押担保必须要以能够处分宅基地为前提，而这个处分的基础就是农户失去宅基地使用权。无论设计多么复杂的制度，转多少个湾，基本逻辑就是，不能让农户失去宅基地使用权就不可能让金融机构处分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就不可能成为抵押担保物。 二是即使经营宅基地可以获得收益，有获得这个收益机会的最多也只是城中村、城乡结合部以及少数沿海发达地区农村，这部分村庄，农民人口比较少，占用宅基地也比较少。因为已经融入到城市带中，农民宅基地具有了一定财产属性，因此有可能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现在的问题是，实际上，处在城市带的村庄，农民早已通过出租住房以及将住房用于商业经营目的，而获得了这样一笔财产性收益，无论进不进行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都已不影响这部分农民获得这样一笔收益。而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农村人口大量流出，宅基地没有人要，无论如何赋予宅基地收益权能，宅基地也不可能凭空为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 3、腾退农村宅基地节约耕地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方面。当前有一种说法，就是在当前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城市建设占用土地越来越多，这个当然是合理的，因为人口的城市化必须以土地城市化为前提。 奇怪的是，农村建设用地据说不仅没有相应减少，而且略有增加。有的农户全家进城了，不再住在农村，村庄也出现了空心化，他们的宅基地却没有退出来复垦种粮食，这岂不是巨大的浪费？ 从节约土地的角度来讲，农民进城了，宅基地闲置在那里没有复垦种粮食，的确有浪费土地的嫌疑。 不过，农民之所以普遍不退出宅基地，是有原因的，大致有四个，一是农村年轻人进城了，父母仍然留村，他们要住房子；二是平时进城了，年节还要回来；三是年轻时进城了，年老还可能还回来，因此留下宅基地待回来时再盖房子住；四是现在全家进城了，但能否在城市体面安居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们进城失败还要返回农村。 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真正可以全家体面进城的农民其实是不多的。更何况经济周期可能引发各种问题，使农民返乡的权利尤其重要。这个意义上讲，农民进城了，并非他们就不需要宅基地了，即使农民已经全家进城，他们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进城失败，而愿意留下宅基地作为不得已时期的退路与救济。多一个救济和选择总是好事。 另一方面，农民进城了，农村出现了闲置宅基地，并非这些宅基地就是浪费了，而是仍然闲在那里，随时可以复垦为耕地。实际上，很多中西部农村，农民进城后，农民在空出的宅基地上自动种了树，种了蔬菜甚至种了庄稼。即使这块土地的性质仍然是宅基地，将来还可以让农民回来建房子，现在却没有浪费。将来更不会浪费。 同时，农民用于建房的宅基地一般都不是基本农田，而是坡地、荒地、旱地，这样的宅基地复垦种庄稼与复垦荒地的条件差不多。而既然当前全国还有大量未利用地还可以低成本复垦却没有复垦，就完全不必要非得立即让农民退出对他们仍然具有保障功能的宅基地。 实际上，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中国要珍惜每一寸土地是战略上的而非战术上的，更非要立即马上腾退出所有农村闲置宅基地，当然更不是要不计成本地高价让农民腾退宅基地，而是应当留一点资源冗余量，以为农民提供退路，为现代化提供缓冲。 因此，我以为，当前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最重要的目标是让农民“居有其屋”，“一户一宅”的政策要坚持。通过宅基地制度改革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对于绝大多数农村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倒反过来可能让农民失去宅基地使用权(担保抵押)。如果中央不允许农民失去宅基地使用权，则担保抵押权也就没有实现基础。 至于让农民腾退宅基地以复垦宅基地种粮从而节约耕地的目标更是可以暂缓，因为无论现在是否复垦为耕地，宅基地仍然在那是，留一个缓冲空间，放一点资源冗余，对于农户和国家都十分重要。完全没有必要立即马上不计成本地腾退宅基地。作为土地资源的宅基地，退与不退，它都在那里。 二、当前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存在的问题 当前全国绝大多数宅基地地试点县市都是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作为试点主要出发点与立足点的，学界也对宅基地充满财富的幻觉与想像。最通常的说法是，通过宅基地制度改革来盘活农村宅基地和宅基地指标，激活巨大的农村宅基地资源，由资源变资产再变财产，从而让农民致富。 这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关于农村宅基地的财富幻觉，这样进行宅基地制度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当前全国宅基地试点一般将宅基地退出作为重要目标。地方政府希望借宅基地退出来获得大笔资金用于补偿退出宅基地的农户，改造旧村，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美丽乡村，甚至让农民致富。其中办法就是宅基地改革试点县市通常所说的盘活宅基地及宅基地指标。 具体地，地方政府试图通过让已经进城农户退出宅基地，然后将宅基地复垦形成耕地，同时获得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或将农民腾退宅基地集中于一处用于建设目的来获利。获利用于三个方面，一是补偿退出宅基地农户的利益，二是筹措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三是发展集体事业，从而通过农民腾退宅基地来改变村庄面貌，建设村庄，富裕农民。 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宅基地改革试点中，一些地方采取了大拆大建的模式，主要是将农民集中起来居住，用减少的宅基地换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又通过指标交易来获得农民集中居住的投入。简单地说，地方试图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办法来进行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 按宅基地试点县市的说法，就是要盘活宅基地和宅基地指标。按重庆地票的经验，农民每腾退一亩宅基地大约可以获得地方政府15万元的指标补偿，然后再将指标落实到城市建新区。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在试点县市，宅基地腾退指标，落到城市建新区，县市一级根本就没有如此之大规模的建新区，所以腾退宅基地所形成指标无法落地变现。因此试点地区提出要进行跨县市指标交易，县里的指标卖到省城，中西部指标卖到京津沪。问题是京津沪本身并不缺指标。 因此，花很高代价腾退出来的宅基地并不能获得预期的收入，地方财政根本无力弥补宅基地腾退所形成巨大亏空。也是因此，几乎所有宅基地改革试点县市都提到，现在进行农村宅基地改革的最大困难是钱从哪里来，是地方财政无力弥补宅基地腾退所形成的亏空。 现在的问题是，宅基地制度改革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巨大的亏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在进行宅基地改革时，尤其是农民腾退宅基地时，以为腾退出来的宅基地及宅基地复垦所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增减挂钩政策转换)可以换取巨大利益。 实际上，农民腾退出来的宅基地最多也就是一块良田，良田种粮食，一亩每年产2000斤粮食，价值3000元，纯利也就在1000元左右，一个农户腾退的宅基地有0.5亩，一年500元纯利或地租，按5%的利率计算，这块土地的价值也就在1万元左右。而当前一些地方腾退宅基地给到农户的补偿甚至是按拆迁来支付的，每亩宅基地的补偿在15 ~30万，甚至有达到100万元的。 在区位好的地方，比如城乡结合部或风景名胜区，农民腾退出来的宅基地集中起来用于发展二、三产业，可能获得远高于从事农业的收益，从而实现较大利益。但中国绝大多数农村的宅基地位于一般农业型地区，没有区位优势，也就不可能实现发展二三产业的利润。所谓盘活宅基地，也就是将宅基地复垦种粮食，如前所述，这其中的收益相当有限。 一般农业型地区可能获利的不是盘活农民腾退出来的宅基地，而是要盘活腾退出来宅基地复垦之后形成建设用地指标。绝大多数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腾退农民宅基地的目的都是要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再试图通过指标交易来换钱。 我们知道，指标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是国家行政管制的一部分。这个意义上讲，指标是资源再分配的一种手段。国家为了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调节经济社会发展速度，通过每年下达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而调控地方建设，建设用地指标因此也是一种管理手段。 指标本身不值钱，国家为了集约节约用地，倾向采用偏紧的新增建设用地供给，从而在地方上形成了建设用地指标的稀缺，并因此产生了价值。这就为通过农村宅基地腾退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提供了实现价值的可能。国家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打通了这种可能。 然而，既然是国家通过有意保持相对稀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来让地方集约节约用地和调控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若再通过增减挂钩政策来供给建设用地指标，这就破坏了计划管制。糟糕的是，地方为了获得这个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而要花费巨额资金比如30万元/亩来拆农民房子以腾出宅基地，从而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增加了城市建设不必要的成本。 更加糟糕的是，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都指望通过盘活农民腾退宅基地形成的指标获得资源、支付农民腾退宅基地的成本和进行村庄建设的成本。 回到本原，农民退出的宅基地实际上就是一块有待复垦为耕地的荒地，价值十分有限。现在几乎所有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市以及学者和政策部门都似乎以为，农民宅基地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可以下金蛋的鸡，有了农民腾退出来的宅基地，再通过各种复杂的制度设置就可以让腾退出来的宅基地变成巨额财富。 但正如前述，宅基地本身并没有产生财富，所谓财富，不过是通过复杂的制度设计(比如增减挂钩制度)将其他地方的资源转移到了农村。 将其他地方的资源转移到农村本来也没有错。现在的问题是，因为制度设计过于复杂，制度交易成本极高，资源转移效率及公平性极其糟糕，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极大浪费。当前农村宅基地制度以及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现象正是典型表现。 以所谓盘活宅基地和宅基地指标形成的财富幻象作为推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措施，实在是太过荒唐。 更可笑的是，当前政策部门竟然想以增减挂钩来扶贫。为了满足农村宅基地是巨额财富的幻觉，当前全国各个宅基地改革试点县市均设计出来无比复杂的制度，以实现这个本来不存在的财富。如此改革试点，真是让人忧虑。 三、宅基地与资源冗余量 推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最为重要的一个说法是，在当前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面，农村人口减少了，农民占用宅基地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其中原因据说又是农民退出宅基地制度安排不畅，且本来宅基地很值钱，却因为制度原因没有显化出其中的价值，从而导致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这种说法显然似是而非。 第一，如前已述，虽然农民进城了，但农民往往不是全家进城；即使全家进城，年节还可能回来；即使年轻时进城，年老还可能回村；还可能进城失败后回村，等等。农民之所以不愿退出宅基地，是因为农民很清楚，至少在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还离不开农村，还可能要进城失败回到农村。保留返乡退路，农民才敢真正进城。农村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基本保障。他们最清楚这一点了。 第二，农民宅基地即使现在空在那里，也并非一定要马上立即腾退出来，一方面可以留作农民的保障，一方面待时机成熟自然就会腾退出来了。当前中国粮食还未紧张到非得复垦农民宅基地种粮的地步。反过来，当前中国正大规模开始退耕还林、还草、还湖运动。 第三，宅基地就是普普通通的土地，不要以城市建设用地的价值来想象农村宅基地。城市建设用地的价值来自城市聚集效应。正因为聚集效益不同，城市建设用地的价值差异极大。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土地，无论叫什么地，做什么用途，因为缺乏城市二三产业的聚集效应，土地就不可能有巨额价值。 反过来，当前一些宅基地改革试点县市花巨资来腾退农民宅基地，不仅没有节约资源，反而产生了巨大的浪费。因为这种腾退不仅将很多本来已经建设的农村住宅拆掉了，而且让本来可能的进城失败农民的退路堵死了。一旦出现大规模经济周期，当前可以返乡的制度安排就不再能起作用来缓解经济政治社会周期了。 实际上，将农民目前空在那里的宅基地空几年，留点资源冗余量，不是坏事。当前农民进城还远未达到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的程度，其中肯定会有部分农民进城失败后还要返回农村。留下空闲的宅基地，让农民进城失败可以返回，这个留下的宅基地就不是资源浪费，而是农民心理稳定、城乡良性互动的必要资源冗余。这个资源冗余为保持中国现代化中的稳定提供了弹性与缓冲空间，因此，这个资源冗余量实在太重要了。 四、小结 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和核心只应当是保证农民“户有所居”的权利，其他则都是次要的。当前中国发展的重心在城市，农村社会保持稳定对于中国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可能落入的陷阱十分重要。不能望通过宅基地制度改革来让农民致富，宅基地就是在特定位置的一块荒地，农民用来建了住房而已。这块宅基地若恰好处在城市经济带中，宅基地自然就具有一定财产属性，就可以具有一定的交换价值，为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 而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农民快速进城，农村宅基地开始闲置，宅基地不具有财产属性，无论进行什么样的宅基地改革，设计多么复杂的制度，也不可能凭空产生宅基地的交换价值，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反过来倒是可能造成折腾，损失大量社会财富。当前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绝大多数都是在做这种损失社会财富而无法增加农民收入的事情。这种折腾必须停下来。 当前宅基地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制度问题，不如说是管理问题。加强宅基地管理，而不是改变宅基地制度，保持现有宅基地制度三十年不变，而不是折腾，对于中国发展很重要。 来源：新乡土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持续逾半年，不论富裕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受限，失业问题加剧，基层三餐不继。联合国４月警告，今年将会有数以亿计人饿死，恐较死于新冠肺炎者更多。大流行之下，全球农业从人手、物流、生产成本以至顾客订单饱受影响，加上今年蝗灾、极端天气等多重威胁，粮食供应不稳定。加上全球人口持续增长，对肉类及营养食物的需求有增无减，未来我们如何喂饱全人类？也许是时候来一场农业大辩论。 农场主请不到人 订单锐减 种植猕猴桃和柑橘的四川农民坦言，这是「从事农业近十年来最艰难的时候」。尤其是内地疫情爆发之初，正值关键的农务时节，需要适时灌溉和施肥，这些工作决定来年的收成好坏，若农作物未能及时收割，也会腐烂，损失惨重。 原本每年需要聘请多达80名工人的一个四川农场，因疫情请不到人，只好动员全家十多人到农地帮忙，并且工作至深夜。除了欠缺人手，疫情亦影响了肥料、农具的运送，额外成本大增。农民面对的难题是，不少订单都因疫情而取消了。原本不愁生意、种植贵价生果的农民更忧虑经济疲弱会令消费者转买较廉价的水果。 气候暖化引致的乾旱祸及东非农民。 在太平洋另一端，就算是农业技术先进的美国，受到的冲击也不少。加州为美国农业生产和出口的第一大州，据估计，当地农场和牧场今年的损失可能高达86亿美元（约666.7亿港元），当中以乳制品、核桃、杏仁和葡萄酒酿造最受打击。由于当地的餐厅和学校关闭，业界失去了很多订单。 加州圣华金农业局行政总监Bruce Blodgett表示：「因应疫情关系，农业活动要实施维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如要分隔员工、靠较少人工作等，这些都会增加成本，但农产品的售价却不升反跌。」 疫情中断物流 气候衍生蝗灾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林汉明向《香港01》解释疫情对农业的影响，「疫情主要影响物流，以至农作物的收成是否合时，现时所见对农耕的影响并不太严重。」但疫情影响农民收入，而且饥饿和贫穷问题挂鈎，是次疫情带来不少後果，长远而言会影响农业生产力。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及物流发展蓬勃，农产品倾销到世界各地，如今疫情却使全球物流严重受阻。林汉明说： （疫情）再持续下去，会严重影响经济和购买力。大规模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农药、机械都依赖物流运输。 物流和农业销售链遇上阻碍，农业生产和经济可能回到从前受区域限制的水平，而长远需要视乎疫情发展，始知何时能恢复正常。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林汉明 林汉明指出，气候变化对当前粮食危机的影响可能更值得关注，而且情况更为严重。他举例，旱灾、水灾等极端天气除了有机会令全年作物失收。另一个问题是害虫，害虫害怕冬天，难以捱过低温，不少虫卵在寒冬冻死，但近年全球气候升温，害虫可捱过冬天，继续繁殖。温度和湿度的上升导致各地蝗灾出现，加上季候风的模式转变，蝗虫可飞到更远的地方。他指出，疫苗和药物可控制疫情，但气候变化问题却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 过去几年，极端天气现象频仍，欧洲以至西伯利亚的热浪尤其明显。此外，印度不时发生旱灾，对仰赖雨季带来雨水的农民造成严重影响，大大打击收成和收入。近月中国内地的水灾亦影响到不少农民，大量农地和农作物遭淹没。 水灾不仅摧毁房屋道路，对农业生产和运输亦带来冲击。 林汉明相信，因应气候变化，适合用于耕作的土地减少了，用以灌溉的水源需求增多，对地球的淡水资源带来一定压力。 「饥饿病毒」为祸 每日万人饿死 水灾、旱灾、蝗灾不绝，今年还碰上当代最严重的疫情大流行，导致整体粮食生产、运输、分配，面临更巨大挑战。 乐施会7月发表名为《饥饿病毒》（The Hunger Virus）的报告，警告这场疫情将令粮食危机恶化，粮食生产商面对供应链切断等障碍，不少人或失业，或收入减少，而且无能力购买食物。许多国家和地区推行封锁措施，连人道救援物资的付运工作也大受影响。 疫情袭南非影响当地基层巿民，开普敦一处街站派发饭餐。 该报告估计，直至今年底，全球平均每天有1.2万人因疫情相关因素而饿死，而且比遭病毒夺命的人数更多，其中非洲和印度为重灾区。联合国属下机构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组织（Global Network Against Food Crises）另一份报告亦显示，因受疫情影响，可能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 目前，全球有55个国家和地区的1.35亿人处于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逾半生活在非洲，多达8,000万人；另外有约4,000多万人生活在中东和亚洲，其余不足2,000万人位于拉丁美洲。 就算富裕的美国，广泛失业也让大量民众出现粮食不足的困境。 拯救美国人免于捱饿 「食物券」的前世今生 麦肯锡全球管理顾问公司估计，新冠疫情可能导致非洲农业出口损失48亿美元（约372.1亿港元），并直接影响1,000万非洲农民的生计，恐进一步打击这些地区的粮食供应。 早在疫情爆发前，全球粮食供应情况已经不断恶化。去年全球粮食危机的恶化速度是过去几年最高，总饥饿人口达到8.21亿人。从去年底至今，世界各地接连爆发了蝗灾，祸延东非、中东和印度，还有澳洲山火和新冠肺炎疫情，其中非洲沙漠蝗灾和疫情增加了全球农产品供给的不确定性，引致粮食市场波动。 沙漠蝗虫于今年1月成群结队侵袭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肆虐面积超过四分之一国土，种植小麦、油菜、小茴香和马铃薯等合计2.5万公顷的农地接连遭殃。在75%受蝗灾肆虐的农地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农作物惨遭毒手。蝗虫亦肆虐于东非、中东等地，多地农作物损失惨重。 今年起蝗灾不断，东非肯尼亚也是重灾区之一。 「全球各地新冠肺炎病毒蔓延，加上内战、蝗灾等祸害，而且天气持续乾旱，正在影响全球粮食流动率，导致粮食短缺危机。」美国史丹福大学食品安全与环境中心主任David Lobell发表研究报告分析，造成这场粮食危机的最重要因素，与低收入劳工收入下降有关。 他指出，这群低收入劳工多从发展中国家移居到富裕国家，工作後寄钱回老家。可是，疫情使这群外劳失业，收入大减，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受到影响，并引起粮食短缺问题。

最近网上关注农村建设的文章很多，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往上查三代基本都是农民，所以大家都对农村话题给予了高度关注，纷纷建言献策，这是好事情。但是，网上也出现了一些所谓“农民”或农民的“代表”，对农村生活基本一无所知，偏偏要以“教师爷”自居。其言论无非是： “上了楼的农民即城镇化了，身居斗室还能心忧农田？连放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的地方都没有了，更遑论住地与土地相距遥远，你以为是美国的农场主开着小车去管理农作物。这是还相对落后的中国农村，别把电视新闻看的美好农村当作全部。你能想象住在电梯房的农民担着屎桶扛着锄能去数里，数十里外的农田中劳作吗？笑死你大爷了！” 中国农村真的是这些“教师爷”们说的那样吗？根本不是，如果说某些人“分不清韭菜与麦苗”是有些轻慢了，但是分不清“肿眼蒿与马蜂菜”是真的。 现在的农村家庭农业生产模式（以本人老家鲁西南大宗农作物为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种与收：大宗农作物（小麦、玉米、大豆）基本全机械化了，包括翻地、起陇、播种、收割、脱粒等等，以联合播种和收割机械为主。收获的粮食一般在地头就出售了，秸秆一般直接还田。 田间管理： 1、施肥基本都是化肥（包括底肥和追肥），有些是采用土壤检测和作物配方的，比如BB肥模式。根据作物和地力不同，一般一季作物施肥2-3次。 2、浇水：根据天气和墒情，一般以机井和河水为水源。一季作物一般1-3次。 3、除草与病虫害防治：除草以播撒除草剂为主，病虫害防治根据情况施药，如果区片大面积发生，则政府组织农技部门集中专业实施（费用按亩结算）。 关于土杂肥的问题：大宗作物用不到土杂肥，而且农村正在进行“厕该”，旱厕比例已经减少很多。一些经济作物如瓜果、蔬菜等（可以直接入口的农产品），现在国家要求不得直接施用未经无公害化处理的土杂肥，更没有“农民”担着“粪桶”下地的情况。不得直接施用未经无公害化处理的土杂肥是基于防止寄生虫、传染病传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挑粪桶”之说是不是“黑”农民？ 农村生产的出行及农具：现在家庭农村农业生产的工具是三轮车（以电三轮为主、有一部分燃油的，出行和载物）、喷雾器、铁锹一两把。农药、化肥一般农户是不存的，因为村里有“供应点”很方便，没谁在家里放这些，气味不好。 农村出行最多的是幼童接送，比如一个村子人口不多，就必须送孩子去别村上幼儿园、小学，距离大约在5-7公里范围内，一天最少两次次。这比下地频率高太多了。 经济作物（棉花、油料作物等）、瓜果蔬菜的生产，相对田间管理比较繁重，但是这个种植比例不高，如果有特殊施肥要求也是购买经过无公害化处理的“烘干鸡粪、猪粪”，农民“挑粪桶”已经OUT近十年了！ 不能因为是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者，就否认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设施、基础设施服务的要求。如果真正关心农民、农村、农业，就应该支持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棚改、旧城改造”投入了巨量资金，为什么农村不能再加大一点呢！ 对于一些网上的教师爷，再问一句：分得清“肿眼蒿与马蜂菜”吗？ 放个图片给你们看看。

近日，网曝两封甘肃榆中学生写给天津学生的嘲讽式“感谢信”，引发关注。在信中，榆中学生称“感谢你们寄给我们的文具，但我们并不需要”“自责认识了你们”……这让很多网民不解：“现在孩子的心态怎么这样啊？” 榆中教育局回应，两地学校有结对帮扶，学生交流中起误会，就闹了恶作剧，已对当事人批评教育。 据了解，去年天津宁河区的学校给榆中县学校捐赠了价值7万多元钱的文具，但在此后的交流中，因为天津的孩子认为甘肃榆中特别困难，双方由此产生误会。 置于全貌中才能明晰个中是非 对于“嘲讽式”感恩，有人认为“感谢信”本就是种形式主义，既过时又老套；有人表示有被不懂感恩的孩子气到。 但在我看来，这两份“感谢信”里固然有涉事孩子不懂事的恶作剧式气话，无论是涉事学校还是舆论，对此引导教育就好，无须上纲上线，过度苛责。 而要真正解读此次争议，更需要将其置于全貌之中，才能了解个中是非。 此事被曝光后，有言论将矛头对准了施助者：认为有关方面在帮扶过程中，并不理解受助方的真实需求，一提到“手拉手”“结对帮扶”就窄化为“送文具、捐书”；在此过程中，言语间还流露出些许优越感，这让人不舒服。 不可否认，这类现象也确实存在。但如果站在事件全貌看，类似的言论对此次事件中的施助者天津宁河区一方来说，并不公平。 从公开信息看，近年来，天津宁河区与甘肃榆中县建立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帮扶机制，通过资金支持、人才援助等多种方式帮助榆中县脱贫，其中用于改善榆中县教育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的教育帮扶资金投入，就超过735万元。 2019年，两地实现了东西部学校“手拉手”结对帮扶全覆盖。在此背景下，天津宁河区的学校给榆中县学校捐赠了价值7万多元的文具。 2020年，两地的学校还在推进“互联网+”教育精准帮扶活动和“教师结对子、分享一节课、互通一封信、共读一本书”的主题活动，促进两地的教育资源共享。 也就是说，天津方面对榆中实施的，是系统性、机制化的帮扶活动，而非部分人认为的“一说到帮扶，只知道捐书捐文具”。 天津宁河区的孩子们在沟通交流过程中，或许因为信息不对称下的不经意言语，刺痛了少数甘肃榆中孩子的自尊心，捐文具活动可能也存在不到位不精准的地方。 但舆论若因此而全然把板子打到他们身上，而忽视了当地多方位的帮扶工作，那难免会寒了他们的心，也无益于两地此后相关工作的开展。 “结对帮扶”也要多些理解与尊重 回到“感谢信”上来，从甘肃榆中的孩子在两份“感谢信”中所说的情况看，他们确实被“你们（捐助方）在信中说我们这里很穷”“用砖头当板凳”的字眼刺痛了心。 这里面，相信作为捐助方的天津有关学校学生没恶意，“用砖头当板凳”大概是源于对贫困的刻板化印象，是基于“纸上得来”的信息得出的判断。但这确实可能让人听出些“同情”“施恩”的意味。 所以这事也提醒我们，城市学生和农村孩子在“结对帮扶”的过程中，更需要创造平等交流的空间，别让某些刻板印象影响了二者的沟通，甚至造成不必要的龃龉。 甘肃榆中的孩子们虽然在“感谢信”中的语言不太得体，但也让外界了解到，他们的自尊心很强，也需要被更多地呵护。 他们“以自嘲做回击”的表述，的确有些“恶作剧”意味，但这里面反映出的结对帮扶工作方式与表达习惯中的问题，也需要被正视：对捐助方来说，宜俯下身子，在将工作做得更细之外，真正贴近那些被帮扶孩子的心理，加强引导。 正如有位网友所说，双方应该以“一种平等的朋友的姿态沟通，我给你讲讲城市的霓虹与大厦，你给我说说山间的溪流与晚风”。相互尊重，对等交流，“误会”自然也就能少些。 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说，从2017年开展对口帮扶以来，榆中县在2019年4月就已成功脱贫“摘帽”，从网络曝光的一些图片来看，当地在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方面都有了巨大变化。 天津有关方面显然应该及时关注到这种变化，在组织类似活动的时候，让学生充分了解甘肃校方的真实信息，如此才能满足当地学生的真实需求。 说到底，这件事折射出的是，贫困地区孩子在结对帮扶中对理解与尊重的渴求。看到这点，我们才能既避免过度解读，又不忽视个中的真问题，进而从中获取更多有益启示。 “嘲讽式感谢信”是对长期误读的回应 关于“嘲讽式感谢信”所折射的“一对一”帮扶两端的认知错位，不必从感恩与否的层面过于较真。帮扶结对的前提是尊严对等，谁也不是谁的成长镜像。就像某知名电视节目一样，城里乡下孩子互换身份，玩一出城市主体叙事背景的“变形记”，归根结底还是没有守住尊严对等这条底线，穷乡僻壤和穷孩子们也就不自觉地成为了讲述都市少年“流浪记”的背景板。 说回这封“感谢信”，其表达的情绪很有“贫困地区”普通群众和孩子们真实心理代言感，到底是谁或者什么样的话语环境，造成天津的孩子们觉得甘肃榆中的孩子“很穷”，以至穷到拿砖头当板凳的地步？这样的“手拉手”，不过是一方高高在上，另一方不舒服地接受一堆当地也能买到的文具，是难以感到彼此手心温度的。 有人说这可能是相关帮扶机制两端的人没有深入沟通、实地探访，只不过是坐在空调房里拍脑袋敲定的一个“活动”而已。这有一定道理，但也表现出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孩子们对彼此的生活实境并不了然，老师和家长亦如是。“穷”的不是价值层面的过度想象，而是理性上的方位不清。 “手拉手”重在心相通，彼此“看见”、取长补短、共享童年，而不是要城里孩子拿着家长买的东西“捐献”给乡下孩子，从而确立一种“扶危助困”的优越感。 没必要对中学生“嘲讽式感谢信”过度紧张 前几年，山东济南某中学学生给四川成都石室中学写信，本是友好举动，可因为本地网站通稿中将石室中学说成“贫困山区学校”，引发了这所全国知名高中的校友大反弹，他们纷纷用自嘲方式讲述母校的光辉校史。 这次情况并不一样，但是所谓“交流中起误会”，结合信中字里行间的内容看，跟受助学校学生对当地被描述为“穷地方”的不适心理有一定关系。 邮寄文具当然是爱心和善意的表现，但帮扶者的粗心大意，确实有可能刺痛被帮扶者的心，帮扶行为也被视作流露出优越感——现在即便是西部地区的乡镇中学，学生一般也都买得起文具。说某个地方穷跟送文具的行为联系在一块，也容易被误会。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少年之间的“故事”，也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并不是说，话中带“刺”就值得提倡，但确实没必要将其上升为有的网友担忧的“忘恩负义”。我更倾向于将这理解成有些学生在特定语境下特别的交流方式。 前几天引起媒体关注的“祖安文化”，多少也反映了表达上的次元壁。小孩子的“脏话”和成年人是不同的，根本没有那些词语本身所表达的意义。倒不是说这类文化该倡导，脏话不是文化，脏口理应摒弃，但审视这类亚文化现象时宜代入未成年人视角。 互联网时代，玛格丽特·米德所谓的“后喻文化”（青年文化主导）现象来得很明显。如果换作成年人，这两封“感谢信”当然会被认为是不得体的。但写信的中学生也就十来岁的年纪，他们的嘲讽意味，其实并没有成年人想象得那么浓。某种程度上，他们又何尝不是在向“外部世界”展示自己的自尊心呢？我们没有必要用“太成年”的眼光来看待未成年的他们。而那些调侃，确实也解锁了现在流行的戏谑化、打趣式表述，也拒绝太端着的解读。 到头来，当地教育部门迫于舆论压力站出来回应。从回应中的态度看，也值得称赞——他们将其定性为“恶作剧”，这是相对中性的评价，也期望其“对当事人批评教育”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善意提醒，而不是像部分舆论那样反应过度。 我们需要用一种爱的目光，来看待孩子们的“嘲讽”或“自嘲”，尝试理解和引导他们，而不是基于误解的强迫。所有的“强迫”，都是对代沟的建构，也是没必要的上纲上线。

2012年台湾总统大选，李登辉为蔡英文（左）站台 李登辉病亡 7月30日，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周四晚间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7岁。他在1988年蒋经国总统去世后，由副总统继任蒋经国未完的台湾总统任期。 1990年，李登辉经国民大会选举为台湾第八任总统。随后他在1991年，宣布台湾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并推动总统直选。 1996年，李登辉连任当选为台湾首位民选总统，被视为台湾民主的重要推手，有“民主先生”美誉。 李登辉于1923年1月15日出生在台湾北部。是首任在台湾出生的总统。他曾经将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描述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并引发中国的不满。 李登辉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接受的教育，并且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他曾短暂地在日本帝国军中服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继续留在京都的大学学习。 他于台湾大学取得农业经济系学士，随后取得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农业经济学硕士以及康乃尔大学取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李登辉在台湾总统任内对外强化与日本关系，并推动南向政策，对内则推动国家建设六年计画，加速台湾现代化，且为提振民间投资意愿，1993年提出“振兴经济方案”，1994年接续订定“十二项建设计画”。 负责李登辉医疗团队的台北荣总医院发布声明稿，由于李前总统已高龄，本身又有多重慢性疾病，抵抗力弱，住院过程中反覆感染，产生败血性休克及多重器官衰竭，虽经医疗团队全力救治，仍无法挽回，于7月30日19时24分与世长辞。 1996年台湾首次直选总统，李登辉在选战中拉票。 新党：盼使台湾深陷泥淖的“李登辉路线”随之一起终结 新党说，台湾自解严以来，重大“宪改”、教改、金改皆由李登辉主导，遗祸巨大，尤其错失两岸和谈最好时机，将台湾带上“去中国化”不归路，至今仍是台湾跳不出的泥淖，新党作为反李登辉起家政党，对李历史功过仍要表达立场。 新党批评，民进党声称反黑金，因而于2000年首次夺得政权，但国民党走上黑金之路，来源却正是李登辉，民进党却奉李登辉为“台湾之父”，逻辑错乱，证明一切只为“台独”。 新党表示，李登辉的“台独”之路前提是“中国必崩溃”，如今大陆不但没崩溃，还是台湾经济命脉重要依靠，当今执政的蔡英文，若继续奉行“李登辉路线”，如何同时与大陆建立和平稳定的政经关系，仍是未完成的答卷。 1995年李登辉以总统身份访美，抵达机场後发言。 蔡英文：最深哀悼与不舍　台湾民主贡献无可取代 台湾总统府秘书长苏嘉全表示，蔡英文总统表达最深哀悼与不舍，认为李登辉在台湾民主历程上的贡献无可取代，他的离世是国家的莫大损失，指示总统府及相关部门全力协助家属办理治丧事宜。 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宣誓接任。 马英九：民主化贡献值得肯定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办公室表示：李登辉曾任中华民国元首与中国国民党主席，带领国家与党的发展，包括马英九在内，台湾许多政治人物都曾是他的部属。对於李登辉辞世，马英九感到不舍，并对李夫人及家属致上诚挚哀悼之意。 马英九办公室指出，李登辉继蒋经国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後，进一步推动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对台湾民主化有其贡献，值得国人肯定。虽然李登辉在卸任後，政治理念发生巨大转变，马英九仍感念李登辉对国家的付出，也相信历史将有公正客观评价。 任内美国与台湾断交、与北京建交的美国总统卡特，1999年访问台湾，与李登辉会面。 郁慕明：李登辉想做小岛“强人” 最终变成中华民族的罪人 新党荣誉主席郁慕明同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李登辉在上世纪90年代身居台湾领导人的高位，本有机会进一步促进两岸和平，却追求做一个小岛的“强人”，最终变成中华民族的罪人。 “他在上世纪90年代身居台湾领导人之高位，本来有机会进一步促进两岸和平、开放交流，推动国家统一，但可惜的是，他却在个人强烈的企图心驱动下选择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抛出‘两国论’，追求做台湾一个小岛的‘强人’，希望成为‘台独之父’，结果不但搞垮国民党、搞垮台湾、也搞垮了两岸关系，所以他是民族的罪人。”郁慕明说。 李登辉于1988年接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国民党主席，后来在任内公然鼓吹“台独”，抛出“两国论”，导致两岸关系恶化。2000年，李登辉下台，2001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郁慕明认为，李登辉之所以沦为民族罪人，跟他个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不少人批评他面对蒋经国‘只坐三分板凳’，我觉得他只是通过这些小事来达到自己上位的目的，结果他目的达到了，这是小节，不用去评判。我激烈批评他的是他推动‘台独’、分裂国家的行为，这是大是非。” 1993年，因反对李登辉的两岸政策，郁慕明选择脱离中国国民党，参与新党的创立。在谈到这段过往时，郁慕明说：“其实，如果从小义上来说，我曾受过他（李登辉）的提拔，也可以说有‘知遇之恩’，但我当时放弃高位，选择跟他分道扬镳，因为我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中华文化对我的熏陶，这在当下的台湾是很缺少的。”郁慕明同时表示，李登辉后来的选择和格局，跟他早年受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此前，郁慕明曾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自己跟很多人起过冲突，但“永远无法原谅的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叫李登辉”，“陈水扁我都不会太介意，贪腐是个人的品德问题，但李登辉我不能接受，他欺师叛祖，却享尽荣华富贵。很多年轻人现在看不清楚，但有一天他们长大了，认识到所有的悲惨都是这个家伙带来的，也不会原谅他。” 李登辉与妻子曾文惠。 黄智贤：李登辉用民主包装台独　期盼台湾脱中入日 黄智贤指出，李登辉（岩里政男）享耆寿98岁，今天晚上7：24，台北荣民总医院，他，自认22岁以前是日本人。他坚持钓鱼岛是日本的。他，年轻时为效忠日本，一心从军。台湾光复之後，他加入台共读书会。 黄智贤说，国民党栽培他，重用他，他加入国民党，成为党主席。宣誓过无数次要统一，反台独。台湾如今的去中台独，起自李登辉。民进党的壮大，因为李登辉。用民主包装台独，用本土化伪装台独。台湾政治的黑金，他居功厥伟。 黄智贤说，建立台湾主体性，意思是台湾是一个国家，是他的诉求「脱中入日，却是他对台湾真正的期盼。」

女团选秀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以下简称《姐姐》）在某平台播出以来，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共鸣，也曾一度引发不少争议。直到6月26日第三期的播出，30位30岁以上的女性艺人迎来了首批“淘汰”结局。回顾三期的节目设置，30名女艺人似乎经历了一个“才艺展示→明星真人秀→心理治疗的成长团体”的过程，整个节目也从最开始的“兴风作浪的姑奶奶”话题炒作，转变为如今女性自我成长的励志画风。即便曾备受质疑的评审核心、乐华娱乐CEO杜华女士，在第三期的公演中也积极为该节目定调：“这档节目让人们看到了‘30+’女性的人格魅力，……会让整个圈子的职业度、敬业度进一步加强。” 那么，这款女团综艺节目真的展现了“30+”女性的魅力了吗？或者说在什么层面上表现了怎样的女性力量？更进一步地说，节目打开“30+”女性这一严肃社会议题的方式，是否为中国女性提供了某种可取的鼓舞？ 一、年龄与性别焦虑下的女性共情力 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姐姐》实际上是为前不久火爆的《青春有你》系列女团选秀节目的白米饭里添了块贩卖年龄与性别焦虑的肥肉。其诱人之处，在于节目成功地召唤出强大的女性共情力。 首先，节目组选择近年备受关注的“性别+年龄”的话题，确实为我国30岁以上的女艺人提供了难得的自我展示的机遇。2019年，某女演员还在大呼“我们没有傍大款”“我们没有靠父母”“我们没有传说中那么不好合作”“我们一定会比某某男演员便宜”以试图唤起行业对女性事业危机的关注，不到一年，就出现了为“姐姐”量身打造的节目，这得益于资本敏锐的嗅觉，同时也为行业“寻回”了30名优秀的女艺人。 第二，每一名“30+”女艺人都在努力将娱乐资本话语下的“女团精神”诠释为某种充满共情的女性力量。例如，刘芸在公演时会发出“我们是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感慨；万茜也直言：“不是有句话吗叫‘姐姐来了’。这都是来自女性的力量。”这些对于女性团体强烈而明确的认同令人感动，使观众看到“姐姐”身上所具有的独特品质与团体力量。 第三，在审美接受层面上，“姐姐”的女团表演询唤了现实中“30+”女性个体的情感认同，可谓节目最大的成功之处。“年龄+性别”的选题，戳中了大多数中国妇女的社会性焦虑。在当下，观众需要看到足够优秀的女性在而立之年充满自信地为跨界、为保持最佳状态而刻苦训练，而付出努力。“姐姐”实际寄托着女性突破自我、实现价值的美好愿景。因此，张雨绮直言“没觉得事业上有什么低谷时期”，阿朵扬言不要“追求第一名而是要做唯一”的豪言壮语，才会如此充满激励与治愈的非凡意义，也为后疫情时代的观众带来一丝精神抚慰。 二、娱乐资本逻辑下的女性规训力 《姐姐》真的提供给“30+”女艺人展示自己的舞台了吗？对于完全依照娱乐资本逻辑、自带“养成系”定位的女团选秀节目而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第一，是对女性年龄的否认，尽管这本来是节目最大噱头。 在第一期节目中，评审团的评分标准或许飘忽不定，但杜华为女团所立的标准却极为明确：团体必须“整齐划一、漂亮美丽、青春靓丽”；个体则应“外形养眼、身材最好是黄金比例、高挑、基本功是OK的”。这种对于“30+”甚至“50+”女艺人近乎苛刻的要求，曾在网络上引起轰动效应，也为平台收割了过亿流量。 和“姐姐”的励志表演相比，杜华倒显得无比真实而坦诚：“30+”女艺人的理想人生，既要在外形上迎合父权逻辑扮装成“少女”，又要按照娱乐资本逻辑的女团标准展现“逆龄”改变。如此一来，前者的少女感满足了传统的男性审美，后者的努力付出则能引发女性的共情——这便是节目组为"PUA"（意为搭讪、吸引）女艺人而量身打造的“逆龄女团”伪概念。“姐姐”和观众也因此落入父权文化的性别观念窠臼而不自知。 第二，在于节目组对女艺人职业价值的忽视，以及对于女性矛盾的选择性呈现。 从第一期开始，节目力图呈现的是女艺人面对不擅长、不适合的专业领域的不自信与自我否定状态。到了第二期，一半的节目时间竟都在表现某艺人领导力不足或不慎言辞的性格问题。事实上，张雨绮已经好几次发现，本该承担分配声部职责的声乐老师并没有对女团矛盾进行专业指导。而音乐老师对于女艺人的劝告“我们不是碧昂丝，咱们装可爱装不过那些胶原蛋白”也充满着对于女性职业素养和年龄的否定。节目组最后通过营造“女性相撕”的剪辑效果，持续点燃了好几波舆论热度。 那么，“30+”女艺人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是节目组剪出来的女团体矛盾吗？还是“不好伺候”的“姑奶奶”人设？都不过像是英剧《黑镜》第一季里那名在舞台上拿着玻璃碎片挑战游戏规则的叛逆表现。当一切沦为娱乐表演，那么“姐姐”引发的女性共情力则变得极为廉价。 第三，是观众对于“30+”女性艺人恶意满满的热评。 如今，大众苦新浪微博热搜久矣。每一期《姐姐》播出之后，似乎都会出现针对个人的负面热搜和黑超话，并成为互联网戾气的宣泄口，某女艺人和团队至今仍在遭受网络暴力。这种由资本逻辑所操控的舆论导向，并不利于展现女性力量，反而加深了大众对于年龄与性别议题的刻板印象，除了有助于平台的母公司增长200多亿元市值之外，并未起到积极的社会建构意义。 三、如何书写“30+”的女性故事 诚然，《姐姐》对于“姐姐”的塑造方式无可厚非，甚至也可以是“30+”女性延续事业的一种选择，但绝非唯一选项。一个娱乐资本逻辑导向的选秀节目不可能真正赋予女性真正的独立话语，后者仍然需要激发自身活力。 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姐姐”在成团过程中展现的职业素养与合作精神、女性价值和职业素养。比如郁可唯如何与团员一起将《大碗宽面》雕琢成戏腔唱法的声乐能力、阿朵怎样把“新民族音乐”的风格化探索融入女团编曲的创新能力等。但节目组的思路却意在引导“30+”女性否定自身价值、学习迎合男性目光的“逆龄”写作，这和近年炒作“三七女生节”“三八女性消费节”等流露出的传统性别观念和消费主义文化修辞如出一辙，尤其对于“40+”和“50+”女艺人而言，“少女表演”甚至增添了一份为老不尊的荒诞感。 相比，同样主打年龄牌的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和《我们的歌》，分别重在呈现表演和声乐专业的职业素养，以及新老艺人的代际传承。尤其是后者，某华语歌坛的经典歌手即便遭到大众评审淘汰之后，依然抱着吉他完成了尽显岁月沧桑、致敬青春年华的新作歌曲的首唱。还有某位德艺双馨的一代歌神，也在该节目上奉献了自己的封麦绝唱……而为什么偏偏到了女性艺人，就变成拒绝年龄、否定过往成就的“少女表演”了呢？ 事实上，某女演员在去年所吐露的中年女性事业危机问题，《姐姐》在全程规避。而如果我国“30+”女艺人出于年龄与性别缘故而无戏可拍、无歌可唱，需要去综艺节目尝试自己所不擅长的领域才能延续自己的职业，那说明了中国演艺行业发展之畸形、内容生产之匮乏已至何种境地！这绝不是靠“逆龄”就能解决的。 那么，怎样才是打开“30+”女性社会焦虑的正确方式呢？其根本在于，作品如何直面女性的现实情境。例如，由女性成员组成的九野乐队，就清晰有力地体现了女性力量。主唱段玉所创作的每首歌，包括母职思考（《不完美的妈妈》）、女工力量（《面包与玫瑰》）、女童教育（《不一样的天空》）等，试图在充斥消费主义逻辑和父权性别话语的大众文化场域里，书写中国女人的真实故事。无论《乘风破浪的姐姐》制作初衷为何，确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30+”女艺人的困境与现实问题。但比起“逆龄式”的性别书写，我们更愿意看到全年龄段的中国女性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多元可能，甚至当“30+”女性不再具备娱乐价值的时候，或许我们才能真正迎来一个性别平等而友好的健康社会。

据中国播音主持网官方微博消息， 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沈力老师因病于7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沈力老师被称作“中国荧屏第一人”，曾主持《为您服务》《夕阳红》等经典节目。5年前，沈力老师身患疾病，近年来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与病魔做着顽强的斗争。 中国第一代电视主持人沈力去世，哈文、张泽群、曹可凡悼念 7月28日，据@电影守望者余泳 @中国播音主持网，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沈力老师因病于7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5年前，沈力老师身患疾病，近年来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与病魔做着顽强的斗争。 沈力，1933年生，江苏苏州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在文工团任演员，后调至解放军总政歌舞团。1957年转业，并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 1958年，沈力因为端庄大方的形象被相中，成为我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她也被称作“中国荧屏第一人”。 1974年，沈力转到社教部文化生活组当编辑，采访侯宝林、李谷一，编辑节目《相声大师到哪儿去了》、《心灵的歌声》，曾在全国优秀电视专题节目评选中获奖。 1983年，沈力正式主抓《为您服务》栏目。在她主抓《为您服务》栏目期间，《为您服务》深受百姓喜爱。15分钟的小栏目，刚一开办，仅5个月就收到了1.3万封观众来信，而90%是寄给沈力的。 1993年，央视请已经退休的60岁的沈力再次出山，主持一档老年节目《夕阳红》，这也是央视的品牌栏目之一。 沈力去世的消息一出，多位业内人士发文表示叹惋。 朱军发微博悼念：沈力老师一路走好 哈文（@法图麦的妈妈）转发了@新浪娱乐 的讣文，并配上了三根蜡烛的表情包。 张泽群（@张泽群）：敬爱的沈力老师，永垂千古。1988年央视首届主持人大赛，您给我高分。1991年央视青年主持选拔赛，您给我颁奖。2003年《童心回放》选主持人，您录了样片，又推我担当。您是电视主持行业的祖师！您是我永远铭记的恩师！ 曹可凡（@可凡倾听）：中国第一代电视主持人沈力老师今天下午驾鹤西游。记忆中，每次和沈力老师见面，均可感受其温婉优雅高贵气质，在轻柔的语言里，流淌着一股爱的暖流。她如同我们的长辈，关心、爱护着我们。每每看到我们点滴的进步，她便给予鼓励和支持！沈力老师，您永远是我们的楷模与榜样！您赐予晚辈的点点滴滴，我们将永远铭记于心！ 沈力主持节目： 1958年，组建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时，沈力成为第一位电视播音员，被称作“中国荧屏第一人”。 在北京电视台初创的近两年时间里，只有沈力一名播音员，要播报新闻、社教、文艺、体育节目，甚至天安门节日庆祝实况、大型文艺晚会转播，样样都要干。工作了8年，创造了一个端庄、文雅、大方、诚挚的电视屏幕形象。1974年，沈力改行到社教部文化生活组当编辑，曾采访侯宝林、李谷一，编辑节目《相声大师到哪儿去了》、《心灵的歌声》，曾在全国优秀电视专题节目评选中获奖。 1982年，中央电视台将《为您服务》栏目设为固定栏目，设立固定主持人，由沈力出任。1983年1月1日，《为您服务》以崭新的面貌同观众见面。沈力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位主持人。沈力认为，主持人应该主动参与节目，全面深入掌握节目内容，通过富有鲜明个性的语言风格，“面对面”地和观众交谈。主持人的个性与他所主持的栏目的个性应该是一致的，服务性节目的主持人应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真诚朴实，成为观众的知心朋友。《为您服务》栏目很快得到观众认可和喜爱。仅1983年1月到5月，就收到来自全国的1.3万封信； 6月，中央电视台共收到观众信件7248封，而其中有3300多封寄给沈力。 1993年10月，离休后的沈力再次被请回中央电视台，成为《夕阳红》栏目主持人。在短短的半年时间之内，《夕阳红》和名牌节目《东方时空》一起，成为中央电视台白天收视率最高的栏目，被评为中央电视台十大优秀栏目之一。 如今，沈力已经离开主持舞台，但还时常被邀请做主持人，或出现在电视节目的嘉宾席上。她既是中国荧屏事业的先行者，又是新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和第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 婚姻家庭： 婚礼 1949年，沈力报名参军，认识了一个让她心动的男子，当年由于各种原因两个人没有走到一起，但是半个世纪之后两人又戏剧性地结合在一起。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沈力参军随部队南下，在部队他认识了沈力，他们当初彼此都有好感，但由于种种原因，两个有情人没有走到一块，当时老伴随部队去了哈尔滨，而沈力去了武汉，在他们分开之后沈力就认识了前夫。 夕阳红时补上爱情课 1954年已经订婚的沈力去哈尔滨演出，碰到了现在的老伴，当了解到他为了自己还没有结婚，沈力深感内疚，但是沈力不想折腾了，就和前夫结婚了。20世纪80年代初，沈力的前夫因病去世，她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而现在的老伴在文革结束后，家庭也因种种原因破裂了，就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哥哥给了他一套房子，没有想到和沈力住在一条街上，有一天两个人竟然不期而遇。从那之后，他天天在那等沈力，可是就是等不到她，最后在战友的撮合和暗地支招下，赢得了沈力的心。两个有情人在五十年后又戏剧性地走到了一起。现在的老伴对这戏剧性的结合，形象地描述为“我们两个重新走在一起是‘补上了爱情这一课’。” 儿子未成主持人是遗憾 谈及现在的生活，沈力说她的生活与大多数老百姓都是一样的。骑车、挤公共汽车上下班，到菜市场买菜，回家进厨房，单位里外忙，一直忙到夕阳相接，从青春忙到白发，从少女忙到老妈妈……要说名人与普通观众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多了一份责任感，言谈举止要对公众负责。沈力觉得对不起两个儿子，把儿子耽误了觉得很内疚，如今大儿子还是中央电视台的临时工，没有把儿子培养成主持人做母亲最大的失误和遗憾，但是相信儿子会理解。 没有把儿子培养成主持人做母亲最大的失误和遗憾，但是相信儿子会理解。 影视作品： 1949年沈力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在文工团（一团）当演员。 1952年初，沈力调往武汉高级步兵学校文工团。不久又被抽调到解放军总政歌舞团。 1954年她随总政歌舞团赴苏联、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访问演出。 1954年末，随歌舞团赴朝鲜参加慰问演出。八年的军旅文艺生涯，培养、教育。锻炼了年轻的沈力。 1957年从部队转业后，沈力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学习播音，开始了她近半个世纪的播音主持生涯。 1958年沈力调入正在组建的原北京电视台（今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成为中国的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时年25岁。在电视台刚成立的两年中，只有沈力一位播音员；无论是播新闻、社教、文艺、体育节目，还是什么节日庆祝实况、大型文艺晚会的转播，她都要做。1983年元旦，中央电视台全力打造的电视节目《为您服务》，在改版后播出。作为节目主持人，已年届50岁的沈力，又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位节目主持人。这种电视节目播出方式，在当时还是很新颖的，再加上沈力的主持风格，节目深受观众喜爱。据称，在节目开播当年的六月份，中央电视台共收到观众信件7248封，而其中有3300多封是寄给沈力。 1993年10月，已经离休的沈力被请回中央电视台，成为《夕阳红》栏目首位主持人。栏目开播半年后，《夕阳红》已经可以和新闻事实名牌节目《东方时空》一起，成为中央电视台白天收视率最高的栏目。并被评为中央电视台十大优秀栏目之一，深受观众喜爱。 1995年沈力荣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授予的第二届“金话筒”特殊荣誉奖、中国主持界的最高奖——第二届金话筒特殊荣誉奖。 2003年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中央电视台视察工作时，曾为这位“中国电视播音第一人”的沈力主动让座。 2006年9月，沈力与赵忠祥、宋世雄共同获得中国电视主持人25年杰出贡献大奖。 演艺经历： 中国第一位电视女播音 “观众朋友，你好。”这是沈力老师温暖的问候方式，她总是“目中有人，心中装着观众”，暖洋洋的话语让心中的每个角落都洒进了阳光。近日，出现在记者面前的沈力与其电视形象十分相似，花白头发，形象端庄，说话文雅、亲切，但简单的一件红色上装又使她显得极为年轻。72岁的沈力已进入她屏幕生涯的第48个年头了。1957年由部队转业的她到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任播音员，第二年，中国第一个电视台创立，她便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位电视播音员。初创的一年多时间里，她一个人担当了当时北京电视台的全部播音任务，每天清早到晚十点半都是她的工作时间，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那时她好像一只从早到晚都高速旋转的陀螺，疯狂地抛洒着自己的青春和热情，那么不遗余力。 因小虫子“贪污”新闻稿 当时的中国，电视机都没几个频道，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们都如在夜晚行走，他们只能念着“出发就是最好”而一路摸索向前。沈力还向观众老实交代了当年自己播新闻时犯下的一个错误，“当时播音条件不太好，演播室就在一个大办公室里，都是直播，所以不能出一点差错。夏天，很多小虫子在聚光灯周围乱飞，有一次播着播着，突然，一只小虫正好吸到我的喉咙中了。当时面对镜头又不能咳嗽，做出面部表情，实在是说不出话，我只能‘贪污’了最后一条新闻提前跟大家说再见。”但是八年的电视播音，沈力创造了一个端庄、文雅、诚挚、亲切的屏幕形象。 《夕阳红》给她最大快乐 沈力是以主持生活类节目深入人心的。仅1983年6月，《为您服务》就收到观众信件7248封，而其中有3300多封寄给沈力。《夕阳红》创办仅半年时间，就和《东方时空》一起，成为中央电视台白天收视率最高的栏目，并被评为中央电视台十大优秀栏目之一，也深受观众的喜爱。近日，一个《夕阳红》的忠实观众特地从兰州赶来南京和她见面，送了一件自己亲手做的棉衣和红色围巾给她，棉衣是她连夜赶出来的，红围巾是本命年的沈力必须要戴的，辟邪。看到沈力现场穿上很合身，这位观众也很激动。沈力看到这样的观众，不禁泪流满面，从1993年主持《夕阳红》以来，这是她用辛苦换来的最大快乐－－观众的喜爱。 赵忠祥非常感谢沈大姐 着名节目主持人赵忠祥在谈到沈力时，他极力称赞，“沈力大姐善良、忠厚、与人为善。”赵忠祥回忆起文革时期与沈力大姐一起共事的时光，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只要是穿外国式衣服，打扮的油头粉面，就要被打成资产阶级走资派。赵忠祥那时穿的相对时尚一点，如果播新闻的话就会被打成走资派，所以非常害怕。在风头浪尖的危急时刻，沈力大姐挺身而出，主动提出自己播新闻，让赵忠祥不要顶着危险去播。赵忠祥在谈及这一段往事时称，非常感谢沈大姐，是沈大姐挺身承担风险才使自己免受冲击。

七月份接连发生了两起杀妻案，一是杭州许国利将妻子来女士残忍肢解，二是四川屈某杀害结发妻子，伪称失踪。 两个案子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弑杀妻子 ，报警时都说是失踪，假装自己置身事外。不过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四川失踪案的关注度明显没有杭州的高。原因在哪里？我想不外乎以下几点。 时间有先后 杭州来女士是7月5日失踪的，而四川的女士是7月18日晚乘电梯回家，此后再没有出现。因为都是女性失踪案，而杭州的发生在前面，先入为主。四川的失踪案发生时，来女士一案还没有任何眉目，案件陷入死胡同。此时网友们聚焦在此事件上，所以四川的热度就没那么高了。 演员演技不同 杭州来女士的丈夫是个人精，在面对镜头的时候侃侃而谈，很具有迷惑性，让人真的以为他与案情无关。警方在调出监控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他的身影，让案情变得扑朔迷离。 四川的屈某的手法就没有那么娴熟，留下了蛛丝马迹。7月19日上午10点多的时候，他拖着行李箱，出现在监控中。这一细节为办案提供了线索。短短几天内，案件告破，没有任何悬念。 难度不同 杭州来女士失踪后，警方集中警力，对小区各个角落进行搜寻，挨家挨户搜查，即便是冰箱冰柜也不放过。工作做了，可是没有发现对案件侦破有利的线索。正因为如此，关注度越来越高。 四川的则不同，从监控中就能捕捉到嫌疑人的身影。从这里入手，警方迅速锁定嫌疑人。等到大家发现有这件事的时候，案件侦破工作已接近尾声。 平台重视程度不一样 不知大家有没发现，只要和杭州来女士失踪一案有关系的文章、问答以及微头条等等，展现量都蛮高的。可是四川那个方面的内容发出后，久久得不到大量的展现。如此这般，被网民获知的几率大大减小。 如果没有“杭州杀妻案”的热度，现在或许你也不会知道“安岳杀妻案”。 2020年7月20日，四川安岳警方接到一屈姓男子报警，称妻子于7月19日失踪，接警后，经公安机关调查，发现报案人屈某有重大作案嫌疑，于7月25日，警方将屈某控制。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屈某如实供述了“2020年7月19日凌晨，趁妻子方某熟睡时，将其杀害”的犯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屈某也被安岳警方行政拘留。与“杭州杀妻案”惊人的相似。 首先“安岳杀妻案”破案时间仅仅用了5日，加之案件没有“杭州杀妻案”那样充满神秘感，扑朔迷离，其次加之媒体没有对“安岳杀妻案”进行大量的关注、报道以及对案情的追踪，如果不是与“杭州杀妻案”惊人的相似，相信我们此刻可能也不会知道又一桩的惨案发生。现在所有媒体以及网民全部把目光放在了“杭州杀妻案”上面，也一度导致“安岳杀妻案”关注度不高。 最近类似的惨案接连发生，而且作案手法也是惊人的相似，不得不让人反思，为什么好好的婚姻会最后变成悲剧发生？ 我想说，造成以上案件悲剧的发生，与夫妻之间的矛盾肯定又必不可少的关系，夫妻之间没有彼此沟通，相互包容、理解、关心、爱护，发生矛盾没有及时处理才会导致悲剧一次一次的上演。 所以夫妻之间应该相互包容、理解、关心、爱护，发生矛盾没有及时处理，夫妻才能婚姻幸福、家庭和睦。

最近对一本书《贫穷的本质》感兴趣，当然实际上英文直接翻译过来应该是《贫穷经济学》，不过很显然中文翻译成前者对销量更加有利。 作者去了不少穷国进行调查，书里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总结，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人生很有参考意义，下面的有下划线的文字是书摘。 1、身兼数职会阻碍专业性进步： “很多穷人都身兼数职，但这同样是缺乏效率的。如果不够专业的话，他们很难成为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 2、穷人的工作不稳定，因此有对稳定工作的向往，也确实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对于政府工作的特别强调表明穷人对于稳定的一种向往，因为这类工作虽然不那么激动人心，但一般都非常稳定，而且，实际上，工作稳定似乎是中产阶级与穷人之间的一个界限。” 为什么稳定的工作对穷人如此重要： “一份稳固的收入可以对未来的支出作更多贡献，而且也使现在的借款变得更容易，更廉价。因此，如果家里的某位成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学校会更愿意接收他们的孩子；医院会为其提供更昂贵的治疗，因为医院方面认为，他们能担负得起这些费用；家里的其他成员也可以利用这些收入投资自己的生意，谋求可能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一份好工作如此重要。 好工作是稳定的、工资可观的工作，它能够赋予人们足够的心理空间，让人们去做中产阶级擅长做的事情。 3、缺少信息来源会导致贫困 “穷人通常缺少信息来源，相信错误的东西。” “每天99美分的生活意味着，你接收信息的渠道也会受限——报纸、电视和书籍都要花钱来买。因此，你常常会对世界上其他人得到的特定信息一无所知” 4、穷人肩负的生活责任更多 “穷人肩负着生活中的多种责任。你越富有，越容易做“正确”的决定” 什么是正确的决定呢，书中有个例子： “我们问一些农民为什么他们后来没有使用化肥，大多数人都回答说，在耕种季节到来时，他们手头没有足够的钱买化肥。令人惊讶的是，化肥可以少量购买，因此即使对于只有少量存款的农民来说，这似乎也是一个不难抓住的投资机会。这表明，问题在于，在丰收至耕种期间，农民们甚至很难存下一点点钱。为家里存钱很难，因为他们总会有要用钱的问题出现（有人生病、有人需要买衣服、有客人需要招待），人们很难对这些问题说“不”。” 5、穷人身处的环境意味着他们会付出更多的“无意义劳动” “但我们与穷人的差别其实很小，因为我们的认识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很多。我们真正的优势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 “我们住在有自来水的房子里，不用想着每天早晨往水里加消毒剂。下水道自行运转，我们甚至不知道是怎样运转的。我们大都相信医生会尽力为我们服务，公立医院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这一条我仔细的读了好几遍，觉得很有启发，具体见后文 6、穷人往往不一定能找到服务于他们的市场 “一些服务穷人的市场正消失，或是在这些市场中，穷人处于不利地位。” 这个并不难理解，例如穷人需要地下室，城中村，老城区等廉价房租的住房 7、穷人的钱更多花在了疾病的治疗而不是预防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穷人为健康花了多少钱，而是他们的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他们常常把钱花在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 “纯净水、蚊帐、抗蠕虫药片或强化面粉，尽管这些东西会给人们的健康带来很大好处，但人们似乎不愿为此花太多的金钱或时间。” 8、穷人通常需要孤注一掷的面对风险 “一个国际金融领域的朋友总说，穷人就像对冲基金经理一样——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风险，而唯一的不同点就在于二者的收入水平。实际上，他对于这个问题的估计过于保守了：与几乎所有的小业主及农场主不同，对冲基金经理不需要承担自己全部的损失。此外，穷人常常要为他们自己的生意筹集所有资金，这些资金要么来源于家里的积蓄，要么是从别处挪借的，而这种情况是大多数对冲基金经理无须面对的。” 9、对于穷人家庭，由于对子女投入水平本来就低，因此孩子的多少对孩子健康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如想象的大，对作为养育付出方的父母反而更有影响。 “家庭规模与储蓄之间的有力联系，或许有助于说明这样一点，即孩子越少并不意味着他们越健康或受教育程度越高——如果孩子少的父母意识到他们将来只能得到较低的现金回报，那么他们就需要提前储蓄更多的钱，这会减少他们投资给孩子的钱。” “然而，大家庭对孩子无不利影响，这似乎也有些违背常理：如果同样的资源要由更多的人来分享，最终有些人就会得到更少。如果孩子没有受委屈，究竟是谁吃亏了呢？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母亲。” 10、穷人依赖子女的经济回报 “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孩子就是他们的经济未来：一种保障政策、一款存储产品，也是某种福利彩票，这些东西被统统装进了一个大方便袋。 富裕国家的很多父母并不需要思考这些，因为他们有其他安度晚年的方式——他们有社会保险、共有基金及退休计划，还有公共或个人医疗保险。 对于全球大多数穷人来说，子女（还有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给父母养老的观念是极为平常的事。当生育率有所下降，财政储蓄就会增加。” 11、生育率与储蓄率的关系 “与1972年之前生第一个孩子的家庭相比，1972年之后生第一个孩子的家庭平均少要了一个孩子，后者的储蓄率比前者约高出10%。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储蓄率的增长幅度达33%（家庭储蓄率从1978年的25%增长到1994年的34%）。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因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而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对于那些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家庭来说，效果尤为明显，这符合养儿防老的观点 ” 以上三条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即使避孕措施普及，穷人生育率仍然比中产更高，因为穷人收入低本来就低，少生带来的储蓄上升收益并不太明显，倒是万一多生了个有出息的孩子会带来极高的收益。 另外穷人由于收入限制，对孩子的资金投入也本来就低，忙于生计也无暇顾及孩子教育，孩子的成长主要依赖于学校教育，多生一个少生一个都在同一个学校读书，不会明显的导致单个孩子获得的教育资源投入猛增。 这和中产的策略不同，中产由于对子女投入金额更大，相应的少生带来的储蓄增加收益更明显，同时带来的对单个孩子的教育投入的增长也更显着，可以让其上更好的学校，而名校对孩子来说往往意味着一个飞跃，同时少生也可以在学校以外也能接受更多的校外补习。 所以经济发展，总体生育率下降是必然现象。 “大量记录显示，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会花很多钱来置办婚礼、嫁妆、洗礼等，这很可能是怕丢面子的结果。” 12、由于收入低，所以存钱的吸引力对穷人更小，因为积累需要的时间更长，更倾向于消费。 “你永远都买不起那台电冰箱，还是喝茶吧….结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对于穷人来说，存钱的吸引力更小，因为在他们看来，目标太遥远了，而且他们知道一路上会遇到很多诱惑。不过，如果不存钱，他们会一直穷下去。” 13、必须要向穷人父母宣传读书有用 “需求达人观点的核心是，教育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人们投资于教育，就像投资于任何其他领域一样，目的是挣到更多的钱，增加未来的收入。将教育堪称一种投资所带来的一个明显问题就是，做出投资的是家长，而未来获得收益的是他们的孩子。” “政府必须从经济角度考虑，让父母觉得送孩子上学是值得的。” 还有一些关于如何让穷人接种疫苗，以及蚊帐价格和购买比例等试验和数据， 比如为什么接种疫苗是免费的，但是穷人疫苗接种率却很低？ 为什么蚊帐很便宜，但是能够有效的降低得疟疾的几率，但是穷人购买蚊帐的比例却很少？ 其他我觉得里面一些关于国家治理水平和穷人收入的关系也很有意思 “如果政策不能被正确地实施，计划得再周密完好的政策，也不能发挥作用。不幸的是，政策的意图和实施之间存在的差距越来越大。” “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往往都气候炎热、土地贫瘠、疟疾肆虐、四周被陆地所包围。因此，如果没有大量的原始投资助其解决这些地方性问题，这些国家很难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然而，这些国家却因为贫穷，无法支付投资回报——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谓的“贫穷陷阱”。除非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落到实处，否则无论是自由市场，还是民主制，都帮不上什么大忙。” 强调外资的重要性： “外来援助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启动一种良性循环，即辅助穷国在关键领域投资，从而提高其生产力；由此而产生的更高收入会带来更多投资，收益将呈螺旋状上升。” 我其实看完这些，倒是有点感想，这本书没有给如何脱贫给出很有力的答案，也没有深入的研究全球脱贫经验最丰富的中国是怎么做的，但是作者Abhijit Vinayak Banerjee班纳吉和Esther Duflo杜芙若夫妇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让我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含金量产生了一些想法。 作为全球脱贫最显着的国家，国内的学者也应该深入国内田间地头，尤其是贫困地区，对贫困户和扶贫干部进行深入调查，几亿人是怎么脱贫的，背后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写出好多本书，这里面是可以诞生经典着作的，再配上一个出彩的标题，这写出来的书不是更有价值。 我老家县城当年大下岗的时候也是一片萧条，我也亲眼见到了下岗职工们集体聚集争取权益，但是20年后却变得更加繁荣，这背后做了哪些工作，由学者写出来，不是很容易形成中国学派？ 于是搜索了一下，发现国内还真的有这样的书籍，而且还有不少，已经形成了中国减贫研究书系，只是有点遗憾为什么没有涌现类似《贫穷的本质》这样的热门书呢？ 如果国内作者文笔能够通俗易懂点，标题再符合传播特点一点，比如叫做《一个县城的逆袭》，或者是反映某个600多人的贫困村脱贫的报告，可以取名叫《600个穷人的经济学》之类，再加上社交媒体宣传，是不是也可以出现知名着作。 另外，我认为作者还没有真正的提及一个问题，我们的地球，其实就是个阶层固化的社会，从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到现在都100多年了，欧洲，北美，大洋洲，日本四地以外进入发达经济体的， 只有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还有个以色列，不过其实也是欧美的犹太移民。 而这些地方全部都在冷战前线，受到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大力扶持和技术产业转移。 港澳台和韩国都在第一岛链以内，而新加坡也受益于美国，不只是美资到新加坡设厂，美国打越南战争时，美军在越南作战的物资供应的大量来自新加坡，这使得1965年才独立，处于贫穷状态，在努力发展制造业的新加坡因为越南战争而获得了巨大的市场。 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的几次中东战争，背后分别就是美国和苏联。 当然了，我们不能说他们能发展起来就是靠美国或者西方，自我的奋斗也很重要，否则有机遇也抓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