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何亚福 最近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列出了各省份的婚姻登记情况，包括结婚登记、初婚人数、再婚人数、离婚人数、离婚率等数据。 在讨论离婚率的数据之前，需要先搞清楚离婚率和离结比的区别。离婚率是指一年内离婚对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通常以千分数表示，计算公式是：离婚率=（某年离婚对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离结比是指一年内的离婚对数除以结婚对数，通常以百分数表示。以2020年为例，我国离婚率是3.09‰，离结比是53.3%。 本文把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些省级行政区统一简称为“省份”。另外，中国还包括台港澳，但由于台港澳的有关数据暂缺，所以本文暂不讨论。 中国的南北划分是以秦岭和淮河为界，北方省份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共15个省份。 南方省份有：江苏、上海、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共16个省份。 下面是2021年各省份的离婚率数据（按从高到低排序）： 天 津 3‰ 新 疆 2.83‰ 重 庆 2.82‰ 贵 州 2.78‰ 黑龙江 2.7‰ 吉 林 2.68‰ 安 徽 2.4‰ 四 川 2.37‰ 宁 夏 2.31‰ 北 京 2.3‰ 内蒙古 2.29‰ 青 海 2.28‰ 辽 宁 2.26‰ 湖 北 2.18‰ 江 苏 2.12‰ 云 南 2.1‰ 全国平均 2.1‰ 陕 西 2.07‰ 河 南 2.02‰ 湖 南 1.95‰ 广 西 1.89‰ 山 东 1.84‰ ...

或许，世界上的人群还可以这样分类： 有“痒痒肉” 和 没有“痒痒肉” 的人。 你只要在前者腰部轻轻一戳或者用羽毛轻触脚底，他们就能笑得打滚，求饶不止；对于后者，你使出浑身解数他们都能稳如泰山，面不改色。那么，你属于哪一类呢？痒痒肉真的是一块肉吗？ 在搞清楚痒痒肉是什么之前，就不得不提到痒觉和痛觉这对亲兄弟。 这两种触觉其实非常相似，都会对人体起到警示的作用，从而避免外界的进一步骚扰和伤害；痒觉和痛觉激活的脑区也有很多重叠；许多参与痛觉信息传递的神经活性物质同样参与痒觉反应（例如，降钙素基因相关肽阳性神经元）；一些先天缺失痛觉的病人也无法感受痒。 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痒觉是痛觉的一种。 直到2007年，孙衍刚团队根据小白鼠注射胃泌素释放肽（GRP）后出现的抓挠行为，发现了胃泌素释放肽是痒的特异性受体。 后来，他们在小白鼠的基因中敲除了该特异性受体基因，发现在缺乏该基因小白鼠身上无论注射哪种致痒药物都不会引起它的抓痒反应，丧失痒觉的小白鼠对疼痛刺激的反应却完全正常，这便首次在细胞分子水平上证明了痛觉和痒觉是两回事，痒觉有自己的信号传导通路。 该团队在研究痒觉的道路上一挖再挖，发现痒觉和人脑情绪的感知高度相关，这就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感觉到身上痒痒的同时还会产生一种烦闷的坏情绪。 2019年，这个团队以小鼠为模型，用组胺或者氯喹给小白鼠制造出瘙痒的感觉，并记录了在“抓挠行为”中，它们大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区的神经元活动变化。研究发现，小鼠大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区域的一群神经元，是调控了“痒-抓挠”这一自发行为的关键。 痒的信号转导通路 ｜参考资料[4] 抓痒时，指甲和皮肤的刮擦会让我们的皮肤感受到低于疼痛阈值的痛觉，这种轻微的痛觉可以通过抑制周围痒信号的传导，从而暂时分散大脑对瘙痒刺激的注意力。 只靠分散注意力是远远不够的，2014年日本一个研究团队通过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人在挠痒痒时大脑的活动，发现了当人在挠痒痒的时候大脑还会释放出有着“快乐激素”之称的——血清素来进行应对，让人产生愉快情绪。 但是血清素的出现会减缓有着止痒作用的轻微痛觉感受，大脑中又会感受到瘙痒刺激，继而引发新一轮的抓挠和疼痛，产生更多的血清素，以此循环往复。 所以，抓挠虽然舒服，但它不仅无法止痒，还会让我们更痒。这也是为什么明明身上只有一个地方痒，挠了两下，结果浑身的皮肤都开始痒了。 人类的痒点地图，从黑到红依次痒觉感受递增｜Twitter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被别人触碰到某些部位，比如脖子、腋下、背部、脚心甚至是腰部的时候，会激发明显且强烈的痒觉，继而哈哈大笑，这些部位被我们亲切地称为“痒痒肉”。 我们的“痒痒肉”存在的位置大多位于人体的淋巴、神经主要分布的区域，这些神经直接与我们脑神经相连，因而对外界的刺激反应特别敏感。 我们的身体随时都在预测下一刻即将发生什么，并且根据预测会发生的事情相应调节我们自己的感官，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痒痒肉”就是身体预测危险的好帮手，它能帮助人类在复杂的环境中顽强生存。 掌握这份挠痒秘籍，便能挠遍天下无敌手！｜Twitter 为什么自己咯吱自己的“痒痒肉”不会痒，别人咯吱自己时就反应很大呢？ 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莎拉-杰恩·布莱克莫尔 (Sarah-Jayne Blakemore) 对5名志愿受试者进行了试验，她先用一个机器咯吱受试者的手心，并用磁共振仪记录下脑电流的变化，然后让受试者自己咯吱自己，也记录下脑电流的变化。 研究发现，如果是我们自己挠身体上的痒痒肉，小脑会察觉到这是我们的“自发行为”，下意识地钝化自己强加的感官刺激，让身体忽略这种刺激，这种反应后来被神经系统学家称之为感官减弱（sensory attenuation）。 如果挠痒痒的对面是其他人（实验中是机器），哪怕预先知道要被咯吱，小脑也不会发出钝化信号，于是人就会觉得奇痒难忍。 而有的人怕痒，有的人天生不怕痒，既可能是因为自身神经感受器不敏感，也有可能是因为小脑发出了欺骗信号，暗示外界刺激其实是自己所为，从而提高了自己对外界刺激的阈值。 那么，为什么挠痒痒这个动作会引发人们哈哈大笑？科学家认为，哈哈大笑也许是进化过程中为人类设计的一种自我保护。 即身体的敏感部位受到刺激的危险情况下，会激活负责笑的神经系统，从而向对方释放出“友好信号”，以期减少对方伤害我们的风险。 那些具有非常良好的痒反射的人能成为大自然幸存者，而对痒没有反应或者反应迟钝的人逐渐被淘汰。于是长期以往，痒便就成了人的一种反应。 据说抓痒像打哈欠一样能传染，看完文章的你，此刻想抓痒了吗？ 参考文献 [1]Blakemore SJ, Wolpert D, Frith C. Why can’t you tickle yourself? Neuroreport. 2000 Aug 3;11(11):R11-6. doi: 10.1097/00001756-200008030-00002.[2]Yan-Gang Sun, Zhou-Feng Chen. A gastrin-releasing peptide receptor mediates the itch sensation in the spinal cord. Nature. 2007. 448: 700–703.[3]Sun, Y.G, Zhao, Z.Q, Meng, X.L, Yin, J, Liu, X.Y, Chen, Z.F. (2009) Cellular basis of itch sensation. Science 325:1531-4.[4]Hideki Mochizuki, Satoshi Tanaka, Tomoyo Morita, Toshiaki Wasaka, Norihiro Sadato, and Ryusuke Kakigi. The cerebral representation of scratching-induced pleasantness. J Neurophysiol, October 23, 2013.[5]Di Mu, Juan Deng, Yan-Gang Sun. A central neural circuit for itch sensation. Science. 2017. 357(6352): 695-699.[6]Zheng-Run Gao, Wen-Zhen Chen, Yan-Gang Sun. Tac1-Expressing Neurons in the Periaqueductal Gray Facilitate the Itch-Scratching Cycle via Descending Regulation. Neuron. 2019. 1: 45-59.[7]Meijer Larissa L,Schielen Zo? A,van Ree Kim Y,Dijkerman H. Chris. Affective Touch Reduces Electrically Induced Itch Experience[J]. Frontiers in Medicine,2021.8: 1-9.[8]https://dl.acm.org/doi/abs/10.1145/3490496

1990年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上，表演了这样一个小品。 黄宏和宋丹丹扮演一对来自农村的夫妻，两人带着三个孩子，在城市中一边东躲西藏，一边打零工。黄宏给人弹棉花，宋丹丹给人修鞋。 一家五口之所以这么狼狈，主要是为了躲避超生巡逻队的检查。 因为连续超生，早已经被罚得倾家荡产，为了躲避后续的罚款、也为了谋生，二人才进城做了“盲流”。 所谓盲流，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恶意”进城打工的人员。 不得不说，当年的小品演员，胆子真大。 小品中，宋丹丹说了一句现在的多数年轻人不太能感知到背后冷暖的“生猛”台词：“生、生！跟你结婚没消停，结婚四年生仨丫头片子！” 更可怕的是，二人即将迎来第4个孩子。 要知道，怀胎一次就要10个月。两人结婚4年，即将生出4个孩子。平均下来，12月生一个孩子。 小品中，宋丹丹抱怨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现在怀孕了吃不起水果，以后想吃糠都吃不上。 黄宏回了一句很写实的台词：吃不吃得上糠，你不用管，“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知道不？” 第4个孩子马上要生了，二人还带着3个孩子以及谋生的工具继续“流窜”。 这个轰动一时、广受好评的小品，名为《超生游击队》。 小品的创作灵感是，当年在辽宁省群众艺术馆工作的段小洁（黄宏的妻子），在街头看到怀里抱着、手里牵着小孩的进城务工的农村妇女，以及报纸上的“沈阳城开进生儿育女‘游击队’”的消息。 当年的喜剧，就是这么简单。真事已经够戏剧性，那就按照真事去演。这一年，全国总人口只有11.6亿，出生人口却高达2391万人。甚至于，出演之时，30岁的宋丹丹真的怀着身孕。 所以黄宏当时就认为，这个小品肯定火，因为从里到外，都是真实。 不过，艺术，多少还是经过了一定美化。真实，往往更加狼狈。 我老家是北方的一个普通农村。仅仅在我们村，我就目睹了很多个“超生游击队”。并且，和小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村有这样一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大名是什么。因为，农村普遍认为贱名好养活，平常只称呼小名，狗儿、驴蛋、粪叉、石磙等等。 有些小名听起来很奇怪，比如《超生游击队》中，黄宏给三个女儿分别取名为海南岛、吐鲁番、少林寺。 我们村这个人，并不姓黄，但大家都叫他“黄鼠狼”。暂且称呼他为“老黄”。 老黄一共有7个孩子，前面连续生了5个女儿。 他的大女儿，今年已经四五十岁了。第7个孩子，刚二十岁出头。听村里人说，老黄的妻子生儿子时，跟大女儿同时坐月子。 老黄是我熟知的现实世界中，生孩子最多、也是为了生儿子最执着的人之一。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如果是1990年代上旬，超生严打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出生于农村的读者，应该和我、和老黄的孩子一样，都有着一段“奇幻”的遭遇—— 以“神秘身份”与计生所人员、与村支书“捉迷藏”。 在我们村，我有很多同龄人，都是在自己家偷偷“超生”出来的。一方面因为住不起医院、另一方面为了不在医院留下“案底”，很多人都是在家里被“熟能生巧”的接生婆给接生的。 因此，很多农村出身的90后，往往有一个“神秘身份”。明明是自己亲妈生的孩子，对外却要说，自己是外地亲戚寄养的孩子，甚至是路边“捡”来的弃婴。 最提心吊胆的就是，计生所人员、与村支书等人的突击检查。一旦确定了“该流不流”（流产），真的会被“拆房牵牛”。 我就远远看到过，被确定超生的一户人家，家里的电视机、收音机被查抄，粮仓里的粮食也被搬走。 不过，当时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超生，两三个小孩都算少的，经常都是四五个。所以，“老鹰”来抓“小鸡”时，多数时候都会有人发出预警。实在来不及发出预警，突然被查抄的人家，一般也会嚎啕大哭。 总之，一般出现这种状况，家里的大人，就会赶紧把超生的小孩藏在家里隐蔽之处，或者是农田深处。 我老家不少的90后，在童年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度过。不少人，甚至到上了学，也没有户口。 一直以来，都有不少媒体解读说，农村人“疯狂”生小孩，原因是农村夫妇在用最小的成本豪赌“只要有一个小孩翻身，全家就翻身了”。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类似评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不可能翻身。甚至有人说“活该”、“可悲”。 这种言论，或多或少还是在以“肉糜”之心度“棒子面”之腹。 太远的事就不说了，就拿解放初期来说。当时全国平均寿命仅35岁，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婴儿死亡率高达200‰。 平均数，只是平均。相对于医疗条件较好的城市来说，农村的情况更加不理想。 我小学同桌的奶奶，一共生了7个孩子，由于营养、疾病、意外等原因，最后活到成年的只有3个。在我认识的老一辈人里面，生下四五个、五六个孩子，大有人在，但是全部都养活到成年的，并不太多。 粪叉、石磙、栓子、栓柱这些名字很难听，却在农村很常见，主要是农村人面对不可控命运时的心理寄托，希望能把孩子的性命“拴”在人间，希望孩子能像那些低贱的东西一样顽强、牢固。 直到现在，农村姓刘的人，也特别受人重视。很多其他姓氏的农民，都希望自己家的孩子能认一个姓刘的人当干爹，借此希望把孩子“留”住。毕竟，过去很多农民不识字，刘和留，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分别。 毕竟，没有哪个农村人敢保障自己只生一个孩子，就一定能把这个孩子健健康康养到成年。 直到现在，全国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8岁。广大农村地区的平均寿命，也只有大概68岁。农村的婴幼儿死亡率还是高于城市。 除了人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等问题，农村人对于生孩子、尤其是执着于生儿子的部分原因，就藏在那句著名的宣传口号中——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时代有什么不同了？ 笼统来说，就是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 这个时间节点，可以粗略画在1984年到1993年。在此之前，国内的工业水平，和当时农民的营养、医疗水平差不多的低。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工业落后，城市中是没有“农民工”的工作机会的。 早在1953年7月，中央政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紧急通知》，这也就是小品中“盲流”一词来源。 到了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之后，城市中所有生活必需品与供应票证挂钩，供应票证与户口挂钩。这就意味着，没有城市户口，就无法在城市中活下来。 因此，直到1970年代末，几乎没有农民可以“盲目流入”城市。《超生游击队》播出的1990年，依然如此。 直到1993年，“粮票”才正式停止流通。 这也就是说，过去很长一段历史，国内的农民仍然和古代的农民一样，只能务农，没有别的出路。 而在一个工业不发达的社会的农村地区，人口，就是第一生产力。尤其是男人，和牛、马一样，对于农业文明来说，都格外重要。 你连城市都进不去，没有融入工业文明的机会，怎么可能靠多生孩子翻身？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义。 农村多生孩子、多生儿子，就可以创造更多农业生产力，挣更多的“工分”，尽可能保证一家人不被饿死。 甚至，过去，农村女孩经常出现“扶弟魔”现象，也并非所谓的“畸形”心理。 农村的婚姻，是不太能上升到“爱情”这个词的。不少人都是因为“老大不小了”，在父母催促下，找个家庭条件差不多、年龄差不多的，就一起过日子了。 就像马有铁和曹贵英，两人在一起，并不是自己选的。 男女双方，往往谈不上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顶多是在不那么错的时间遇到不那么错的人。 女方在婆家的地位，一方面取决了男方个人品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女方的婆家有几个兄弟，她的兄弟们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以及女孩与兄弟们关系好不好。 ...

对国产药的评价需要回归客观公正的环境。 撰文丨周叶斌（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博士） 自11月11日国务院公布了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之后，许多人开始个人储备药物，以应对防疫政策宽松后可能面临的感染风险。11月18日，网上有药店公开销售国产抗新冠口服药阿兹夫定片。然而，不到24小时，阿兹夫定片已紧急全网下架，厂家称阿兹夫定是处方药，不适合在家自行服用。这一“上网下网”风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阿兹夫定（Azvudine,FNC）是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真实生物”）研制、国内首款获批的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的小分子口服创新药。2021年7月20日，阿兹夫定以抗艾滋病药物通过中国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老药新用，又于今年7月25日获药监局附条件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适应症，并被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九版）》。阿兹夫定获批治疗新冠近四个月后忽然可以公开网购，又忽然下架，引发了网上“买到了能不能吃”的焦虑，这提醒着我们去关注、了解这款国产新药的相关信息。 情况不容乐观。 1、仍未发表的数据 阿兹夫定作为抗新冠口服药获批是通过紧急使用授权，从未公布过完整的临床试验数据。当然，这并不能阻止药企宣称数据已上报，正在整理，准备投到国际期刊发表。不过这些话是今年7月下旬获批时说的，如今已然岁末， 阿兹夫定要在国际期刊公布的临床试验数据在哪里？ 其实投稿国际期刊与公示数据没有任何矛盾，研究人员完全可以将试验结果以预印版形式先公开。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们看到无数重要的新冠研究先以预印版论文公布，再发表于期刊，生命科学各大顶级期刊无不接受这一操作流程。然而，三个多月来，除了打算建一年几十亿剂的生产线外，阿兹夫定未曾公开过任何数据。 我们能找到的也仅有8月相关药企申请港股IPO的材料中极为有限的数据[1]。 就是这些IPO文件里极为简略的内容，仍然让阿兹夫定看上去问题多多。本文分析如下。 2、试验人数问题 在IPO文件里提到阿兹夫定有三个临床试验，分别在中国、俄罗斯与巴西进行，中国的已经完成，俄罗斯的也达到了设计的招募人数，而巴西的只完成了招募人数的一半[1]。 中国的试验从2020年6月做到了2022年3月，计划招募342人，实际招募348人，标准是轻症与普通型新冠。俄罗斯的试验从2021年6月开始，计划招募314人，已招募314人，标准是中症。巴西的试验与俄罗斯一样，在2021年6月开始，标准是中症，计划招募342人，但只完成招募180人。 这些试验的主要终点不一，中国的是载毒量下降，俄罗斯与巴西是症状缓解。但无论什么终点， 计划招募人数如此之少都是非比寻常的。 有人可能会说，管它招募多少人，最后有效性指标——临床试验终点——能做出统计意义上的区别不就行了？可是要在非常少的招募人数下做出显着差异，意味着药效要非常好，这样用药组与安慰剂组才能拉开足够的差距。但三期临床试验是前瞻性研究，试验完成前（包括设计试验的时候），没人知道药效有多高。因此试验人数的确定，一般是在“ 希望能有多大概率（统计检验功效）确认至少多高的有效性”这一基础上去推算的。 比如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假设希望能有90%的把握确认一个50%有效性的疫苗，可以回推需要多少病例，再根据一些感染率假设，推算应招募多少人以及试验需要做多久。 新冠药物在试验设计阶段，认为只要招募三百多人就能确定有效性，几乎是匪夷所思的。 我们可以参考获得FDA批准的辉瑞与默克两家的口服药。在轻到中症的高危人群三期临床，辉瑞计划招募约3000人，希望有1700人有数据做主要分析[2]，默克则计划招募1550人[3]。这些都是基于“希望有足够的统计检验功效去检测50%降低重症风险”而演算出来的需要的样本量大小。最后两家实际分析的数据量分别有2200多人与1400多人。 即使说这两个药检测的降低重症风险与阿兹夫定的临床试验终点不同，那参考辉瑞口服药在低危人群的EPIC-SR试验——这里主要终点是症状持续改善——也招募了1440人[4]。 国内新冠单抗药Brii-196/198，参与NIH的ACTIV-2试验，确认有效性是用药组418人，安慰剂组419人[5]。 为什么阿兹夫定的研发方认为300多人的试验就能验证药物有效性？同行都是计划招募一两千人来明确有效性的时候，有人却不断设计300多人的临床试验，这是需要警惕的。 3、魔鬼在细节 阿兹夫定药企的IPO文书中，中国与俄罗斯两项临床试验的阳性结果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以下仅举几例。 中国的三期临床试验中，主要终点是受试者服药后第7与14天时的载毒量。可是在描述有效性时，文件中却加了一个前提——基线载毒量高于310，在这些高载毒量受试者中，第3、5、7天用药组载毒量下降比安慰剂组更多[1]： 那么问题来了，这载毒量高的受试者是多少人呢？这一标准是事先确定的，还是事后加入？如果是事后加入，是否存在偏倚（bias）呢？而且即使是在这不知道多少人的高载毒量组里，载毒量变化达到显着差异的只有第5天。 根据这些描述可以推断试验的主要终点——受试者第7与14天的载毒量，用药组与安慰剂组没有显着差异，也就是说该试验没有达到主要终点。 另外，IPO文件里还提到所有次级终点均未显示显着差异。那么次级终点里有什么呢？除了吸氧比例、肺炎变化等症状，还有核酸检测转阴时间与速率。这与阿兹夫定获批时的新闻稿里“5天核酸转阴”可是直接矛盾的。姑且不说新闻稿是否准确，核酸检测结果与载毒量是有一定对应关系的，如果核酸转阴时间、速率在用药组都无改善，所谓基线高载毒量组第5天载毒量下降更多，这一阳性结果能有多靠谱呢？ 再来看俄罗斯的试验，这个试验也是“阿兹夫定有助症状缓解”的说法来源[1]： 根据药企的说法，第7天时，用药组40.43%的人症状有改善，而安慰剂组只有10.87%，差异非常大。可这是PPS分析，是去掉一些随机入组但不符合试验流程的受试者之后所做的分析。实际这个试验两组都已经招募了157人，但PPS分析时分别只有141与138人，其它的人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去除？如果没被去除，结果是如何呢？ 一般来说，PPS展示的是理想情况下药物的有效性，因为各种不符合试验理想流程的人都可以剔除。而ITT（意愿治疗分析）与FAS（全分析集）更贴近最初随机入组的人群，也更严格。要知道三期临床试验能作为检验新药有效性的金标准，很大一个原因是受试者分配入组是随机的，而这个随机是在招募时确定的。ITT就是真实反映了这个随机状态，而PPS涉及剔除掉任何“不符合试验流程的受试者”，在保存试验的随机性上不如ITT或FAS（ITT中去掉完全没用药等极特殊情况）。 但是， 无论是中国试验还是俄罗斯试验，IPO文件都未提供ITT或FAS的分析结果。中国试验里提到了FAS人数，可给出具体数据的却只是高载毒量组这样一个亚组分析，对“随机”背离更远了。 当一个药企只提供亚组分析、PPS分析这类更宽松、潜在偏倚风险更大的结果，而没有ITT、FAS数据，甚至连亚组与PPS具体标准都没有时，我们必须要高度警觉。 此外，在俄罗斯试验里，第7天用药组（下图蓝线）符合症状缓解标准的已经达到40%，可中位症状缓解时间却是10天，也就是说第10天用药组符合缓解标准的是50%。前7天与8-10这三天的缓解速率差异不小。安慰剂组（下图橙色）则反了过来，第7天——也就是第一周还只有10%的人缓解，再过一周（第13天）却有一半人缓解。走势如下： 作者根据IPO数据绘制 缓解病人占比的速率如此急转也是较为罕见的情况，需要更详细的数据公开，才能搞清楚其中的原因。但IPO提供的数据不够详实，无法对此做出任何解释。 4、老药就安全吗？ IPO材料的信息透明度低，令阿兹夫定的有效性显得极为可疑。不过，在关注有效性问题之外，我们更需要关注药物的安全性问题。 文章开头提到，阿兹夫定在2021年7月获批用于HIV治疗。有人说，阿兹夫定是老药了，它的安全性是有保证的。但要知道，阿兹夫定作为抗HIV药物，获批依据是一个事先未设定标准的二期临床试验的事后非劣性分析[6]。 在已经有大量高效HIV抗病毒药上市的情况下，为什么阿兹夫定能获得如此“优待”，可以附条件优先审批？在没有大规模三期临床试验数据的情况下，只有295人使用过至少一剂治疗就被允许上市[6]？ 阿兹夫定最初作为抗HIV药物时，对标的是拉米夫定（Lamivudine,3TC）。去搜阿兹夫定国内的报道，到处是“比拉米夫定剂量低”“不受拉米夫定耐药性影响”的溢美之词。 但是这些一边倒的正面报道并没有告诉我们，拉米夫定的遗传毒性实验结果[10]除了一个细胞实验结果不明确，在体内体外均为阴性，而阿兹夫定则在体内体外均为阳性（下文会讲到）；拉米夫定的致癌性实验结果为阴性，而阿兹夫定根本就缺乏致癌性实验数据，还得补上。 拉米夫定的遗传毒性实验结果[10] 至于耐药性，阿兹夫定的HIV临床试验里也出现了耐药性突变[6]。不受拉米夫定的耐药性突变影响，不代表HIV病毒不会对阿兹夫定产生耐药性，只不过发生不同的耐药突变而已。 当我们给中国的HIV感染者使用阿兹夫定而不是拉米夫定的时候，他（她）们知不知道这些差异，还是只听说阿兹夫定比拉米夫定更好？他（她）们最基本的知情权有没有被尊重？ 5、遗传毒性 前文提到，阿兹夫定获批抗HIV药物根据的是一个临床二期非劣性试验结果。也多亏一年前的这个批准，我们能找到当时药品监管机构的技术评审报告[6]。 该报告提到，阿兹夫定在遗传毒性实验里“ Ames 试验、CHL 染色体畸变试验和体内小鼠微核试验结果均为阳性”： 遗传毒性（genotoxicity）是某个化学物质导致细胞内遗传物质发生突变的能力。对于一个药物，我们需要评估其遗传毒性，因为万一它能导致人体细胞的基因组发生突变，那就有 潜在的致癌性、致畸性等严重安全问题。 遗传毒性不是一刀切的风险。这体现在两个层面。评估遗传毒性的方法有很多，比如用实验室培养的细胞，看看药品有没有在这些培养的细胞里导致突变，也可以在动物实验里观察有没有突变发生；而同一个药物用不同实验，做出来的结果又可能不一样。第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只能综合考虑，给出一个风险上的评价。 从不同检测方法的结果来看，阿兹夫定的评审报告包括了三种常用的遗传毒性评估方法：①Ames是用细菌分析致突变性，②CHL染色体畸形是用小鼠细胞观察，③体内小鼠微核试验则是在动物身上直接研究。三者与人体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递进关系，细菌是原核生物，与人体细胞相差甚远，小鼠细胞就接近很多，但体外培养细胞与真实的药物使用还是有很大差异，到小鼠体内试验，基本是遗传毒性在实验阶段能与人最接近的情况了。 这三项评估全部是阳性，也就是 三种试验都能观察到阿兹夫定的致基因组突变现象，遗传毒性可说是不容忽视。 遗传毒性还要在另一个层面考虑，那就是 药品的风险收益。如果是不治之症，那么对遗传毒性的风险耐受度会更高，也就是对药物的毒性标准会更宽容。毕竟，假如没有其它替代药物，那也不得不宽容。 到阿兹夫定的新冠治疗上，遗传毒性无论在哪个层面好像都不该宽容。参考同样遇到潜在致突变风险的默克口服药莫那匹韦（molnupiravir）：在FDA上市审核时，遗传毒性成了这个药重点讨论的话题（详见《全球首款抗新冠病毒口服药莫那匹韦，是天使，还是魔鬼？》）。实际上，在多种实验里，莫那匹韦只有一个Ames实验阳性[7]，动物体内实验都是阴性（见下图）。即便如此，FDA仍然对莫那匹韦做出了极为严格的限制——孕妇与未成年人直接排除在外，剩下的也必须在其它药物——包括paxlovid和单克隆抗体——都不能用的情况下使用。 ...

近日，上海。拍摄者在路边采访了一位身穿长袍的女子。据悉，女子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2019年决定出家，将上海一套价值588万的房产卖掉并全部捐出。据称，该女子父母支持她的选择，但其女儿还借着助学贷款上大学，因此不太认同妈妈裸捐的作法。母亲出家裸捐588万女儿贷款上大学对此，你怎么看？ 值得一提的是，该女子的女儿还借着助学贷款上大学，以后要考各类资格证书、结婚、买房，希望母亲能给予支持，所以并不认同妈妈裸捐的作法。该女子说：“父母和孩子是红尘中人，对我卖掉房子裸捐这事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一些嗔心，我也能理解。 也许，这位妈妈觉得，孩子的路是自己的，每一步都是孩子成长的过程。母亲出家裸捐588万女儿贷款上大学，倘若成年后还继续帮衬着孩子，孩子会过于依赖她。 以这样的方式，推动着孩子成长，虽然她的孩子在初期会身负很大压力，但是扛过了那段时期，孩子便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做为父母，把孩子养到十八就算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接下来的路理应由孩子自己去面对，今天你不锻炼孩子，孩子何时才能依靠自己独立生活呢？每个父母都有自己的考虑，怎么教养孩子那是他们自个的事。孩子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总之，自己的人生终究是要靠自己。

“因为菜卖不出去，大面积种植，又没有客商来收，我们采取了没有办法的办法，直接把它给毁掉了。”近日，一位山东曹县农民遭遇“芹菜卖难”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共鸣。视频中，农民低头看向已经犁平的土地，计算着有将近十万斤蔬菜就这样被毁掉的场景，看着令人心疼、也令人心酸。 初冬时节，本应是蔬菜紧俏、购销两旺的好时节。曹县蔬菜为何在地头就遭遇卖难？ 据相关媒体报道，虽然并没有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区，但能够进入曹县韩集镇拉菜的货商却寥寥无几：凡是外地来拉菜的车，必须提前三天进行报备，而郑州和西北五省份等地的货车，即便提前报备也过不来；凡是本地货车拉菜外出，即便不经过疫情风险区，回乡后也要“居家隔离七天”。如此，曹县蔬菜的“出县”之路自然阻碍重重。 曹县蔬菜面临的窘境并非孤例。近期，多地都有蔬菜滞销的现象。在相关视频的评论区，不少地方的网友反映，自己家乡的蔬菜也正遭遇卖难，为了腾茬种小麦，一些农民只能忍痛将绿油油的蔬菜直接毁在地里。而来自北京新发地市场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从10月底到11月初，蔬菜的地头价与市场价走势“背道而驰”，一些品类的蔬菜地头价从一元跌至几毛、甚至几分，而新发地市场的蔬菜价格周环比上涨了9.03％。调查报告列举的诸多原因中，“货车司机在检查站排队时间过长，核酸过期重采重排”位列其中。显然，疫情中的“交通梗阻”已经成为蔬菜滞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疫情时期，诸多不易。当前，国内新发疫情不断出现。从整体来看，生鲜农产品的物流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具体到一时一地，“梗阻”是否可以尽量避免和减轻？日前发布的“二十条”疫情防控优化调整措施，就是在与病毒斗智斗勇中迭代升级出的最新版“疫情防控指南书”，为科学精准地做好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指明了方向。 我们需要更加精准的落实。比如，一些地方出现的外地客商拉不了菜的情况，交通运输部已有明确规定，严禁以车籍地、户籍地为依据，或有涉疫地区行程为由限制货车通行。针对检查站排队时间过长的问题，交通运输部也明确了货车通行“即采即走即追”的要求。简单地说，货车前来运菜，司机只需采集了核酸样本即可继续前行，连核酸结果都不用等。更不能因为是“外地车”，就要区别对待、层层审批。 我们应当有更具有人情味和创造性的办法。11月19日河南省专门出台了十条措施助农卖菜，不仅严禁“层层加码”，多措并举帮助菜农对接销路，还创新了“一车一证一线路，有效期内车辆可以多次往返”的办法。可见，落实“二十条”绝不是简简单单地“开个会”“读一读”，而是深入把握、因地制宜、量体裁衣。据悉，曹县也正在结合本县情况，调整防疫措施，全力畅通交通大动脉和物流微循环，效果如何，值得期待。 我们应当有更大的责任感和担当。有人可能会说，疫情多变、病毒狡猾，基层治理力量有限，一辆外来的货车就可能带来一个安全隐患，到底是一家的菜卖出去重要，还是一县的疫情防控更重要？但是疫情防控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如何在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这里面关系着一连串具体的工作链条，环环考验着一地基层治理的精细度，更考验着基层工作者的作风。如果说，在疫情发生之初，这样的要求是对基层政府的一道“附加题”，那么在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积攒了足够多的斗争经验之后，这已经是一道“必答题”，是基层政府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回过头去看文章开头提到的视频，遭遇困境的菜农声音嘶哑哽咽，令人心酸。要知道，数以十万斤计的蔬菜毁在地里，就是农民一年的光景掉在了水里，就是农民的泪流在了心里。今年的就业压力大、外出务工难，回乡种地是不少农民重要的增收渠道。据调研，今年一些地方的蔬菜种植面积有所增加，农民在种菜方面的投入也增加了。疫情之下消费萎缩，本来就给蔬菜销售带来一定压力，更需要地方有关部门能多多帮一把。 当然，这绝不是说只要经济不顾防疫，更非意味着要“躺平”、当甩手掌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我们既要杜绝“一封了之”的做法，也要防范“一放了之”的倾向。任何执行上的不精准、不科学，最终都会由当地的老百姓为之埋单。 市民要吃菜，农民要收入，农时也不等人。我们要齐心协力、科学防疫、多措并举，给运送蔬菜的车辆多开“绿灯”、少添“梗阻”，让田间新鲜的蔬菜热气腾腾地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让每一位耕耘者都能勤有所得。一蔬一饭的相守之间，我们必定能穿越寒冬，春暖花开。 （郭少雅/农民日报） （来源：农民日报）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大人就会教他们辨别左右。辨别的对象一般首先是左手和右手。 一个人从生下来开始认识世界的过程几乎是人类千万年认识世界的缩影。我们的古人写左右两个字就分别是左右两只手，到了写篆字的时候，字已经相当符号化了，手字的符号简略为只用三根手指。 后来，人们在表示左手的字下加上一个工，成左字，表示帮助。工是古代的“矩尺”，象形，本义是工巧，这里表示做得更好。 人们在表示右手的字下加上一个口，成右，也表示帮助。口表示用口帮助。 这两个帮助有什么不同呢？用口帮助，大致是下指示、出主意，那是上对下的帮助。工是做得更细致、更工巧、更好一点，那是下对上的帮助。 后来，在帮助意义上的左写成了佐，而左则仅仅表示“左手”的方向。同样，在帮助意义上的右写成了佑。而右则仅仅表示“右手”的方向。 佐是辅助的意思，那是下对上的，例如说周公佐（周）成王。佑则是保佑、袒护的意思，那是上对下的，如古代失败者常常说天不佑我。 而原来表示左手的那个楷化成一横一撇的字就不再使用了，大概也是因为写出来不好看，还容易误会，所以废了。原来表示右手的字则写成了又，字对称好看了，意思也变成了“再一次”（again）。 佑（右）是上对下的，而佐（左）是下对上的。所以，古时候以左为尊。官员的降级（即贬官）称为“左迁”。魏晋以前大致如此（秦、楚有时候与中原不同）。 北方少数民族的习惯，很多与中原不同。所以南北朝从鲜卑人的北魏开始，左尊而右卑。隋唐从之，此后的宋、明、清，除了元代以外，都以左为尊。 元代之例外，其原因可能是元代皇帝可能以为必须更加尊崇汉代的传统，要“比汉人更汉人”，从而能够显示他才是“真命天子”。 上古时代，上衣多为交领斜襟，中原人崇尚右，衣襟右掩，称为右衽；而北方民族崇尚左，衣襟左掩，是为左衽。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抵制了北方民族，说如果没有管仲，中原就被北方民族统治了（“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中国的古人坐在房子里，地位最高的人总是坐北朝南的。所以，他的左边是东而右边是西。这样，在叙述地理方位的时候，左往往就是东的代称，而右则是西的代称。 江左就是江东。往往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这个词历史上多用于指东晋、宋、齐、梁、陈各朝统治的全部地区。 由于长江在南京往上一段，为从西南到东北的流向。所以，江南、江东、江左都是一个意思。 项梁、项羽从会稽（治所在今苏州）起兵，带领着所谓八千江东子弟，最后失败无颜见江东父老，这里的江东，就是指江南，江左就是江东。 《世说新语》有这样的记录：“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这是说西晋贵族王导南渡到江东之初，想要结交吴地的世家大族，向太尉陆玩提出联姻。 当然，江左这样的词并不是正式的政府行政区划用语，而是文人们对江东的别称。这种别称可以延伸很多年。清代的屈大均有诗句：“龙盘虎踞惟江左，儿女乘时亦拜侯”。 左就是东，右就是西。江右与江左相对，江西与江东相对，都是指江北的广大地区。有时候特指江北而淮河以南的地区。这是隋代及其以前的事情。这里的江右、江西并不是指现在的江西省。如今江西省的绝大部分地区那时被人称为豫章。 到了唐代，唐太宗分全国为十道，豫章（后改称洪州）属于江南道。唐玄宗又把江南道分成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洪州属于江南西道。宋代改道为路，赣江流域属江南西路。在江南西路的基础上元代改立江西行省。这才是如今江西省的来历。 也就是说，江西省的“江西”并不是“大江之西”，而是“江南之西部”（在古代江南只是指长江中下游之南）。但是，一旦“江西”这个称呼被如今的江西省所有，“江右”这个别称也就随之送给了江西省。赣江流域的名人多被称为江右名人。 同样的道理，有淮左和淮右，二者亦并非是淮河的东边和西边。宋代在江、淮之间，设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分别称淮东和淮西，别称淮左和淮右。例如扬州称“淮左名城”。朱元璋自称“淮右布衣”，其老部下李善长、冯胜、徐达、常遇春等都是其“淮右旧部”。 同样也有河右，这里的河指黄河。河右就是河西，指如今甘肃、宁夏等地。那里有地理书上有名的河西走廊。唐代张九龄有诗句：“朔南方偃革，河右暂扬旌”。 陇右就是陇西，指今甘肃东南部，在陇山（六盘山）之西。古代陇右大族名人甚多，如汉代的李广、李陵祖孙；两汉之交割据的军阀隗嚣（wěi áo）；汉末的董卓、韩遂、张绣、姜维；唐代的皇帝李渊、李世民等等，数不胜数。 同样，山左是山东的别称，山右是山西的别称。不过对山东、山西的这两个别称起源不是很早，在明清时期才比较流行。 海右，是大海的西面。我们东临大海，海右也就是华北华东这片地方了。杜甫在济南历下亭有诗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大海的东面最近的地方是朝鲜半岛，所以海左也指朝鲜半岛上的高丽。12世纪末高丽的李仁老等七位文人被称为海左七贤。 为什么古人喜欢用左、右来代指东、西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语言有四声有平仄，讲话、做诗如果讲究平仄，那么就抑扬顿挫，好说好听。东、西两个字都是平声，而左、右两个字都是仄声。当需要说方位东、西而应当用仄声时，就可以用左、右来替代。像上面所说杜甫的诗句用海右对济南，张九龄诗句用朔南对河右，其意义和平仄都对得很好。 当然这些主要是文人说话、写文章、作诗的时候才这样。这样做也显得比较文气、雅致，以示与粗人说大白话的差别。 上面所说是我们古老的东方大国的传统文化和习惯。与我们一样，西方人也重视左右的方位。不过，由于古代东西方山海相隔，在习惯上就有许多不同之处。 对于河流的两岸，我们用河东河西河南河北之类词，欧洲人却常常用左岸、右岸来叙述。这使得我们不少人不习惯，不知道他们的左岸右岸是什么意思。例如最近的战争报道中就常遇到的第聂伯河左岸或右岸的词汇，就使有些人有些“发懵”。 欧洲人的习惯是，人顺流而下，面对船头，左边的就是左岸，右边的就是右岸。近来报道中常常提到的第聂伯河，在赫尔松附近是由东北流向西南的，因此其右岸是河的西和北边，而左岸是河的东和南边。 欧洲人说河流左岸和右岸的场合很多。例如，著名的波尔多葡萄酒，就有左岸葡萄酒与右岸葡萄酒之分。波尔多地区被由东南向西北流的吉隆河一分为二，吉隆河以西和以南的产区被称为“波尔多左岸”，吉隆河以东与多尔多涅河以北则为“波尔多右岸”。 又如，东欧有德涅斯特河，该河由乌克兰从西北往东南经摩尔多瓦流入黑海。这样，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东岸就被称为德涅斯特左岸，简称德左。1990年代，德左地区的一些人宣布脱离摩尔多瓦而独立，成立所谓“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有时候人们称之为“德涅斯特左岸共和国”或“德左共和国”）。该地的东面就是乌克兰。该“国”并没有获得国际的普遍认可，国际社会仍然认为这块区域是摩尔多瓦的一部分。 由于河流往往蜿蜒曲折，用东南西北不易指明究竟是哪一个岸边，而这种由河流的流向来判断两岸的办法还是比较方便的。这种办法也影响到我国。例如，额尔古纳河是我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的一段界河，由西南往东北方向流。其右岸即河东南为我国，左岸即河西北如今为俄罗斯所有。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了生活在该地的鄂温克族人的故事。该书2008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大概是由于人的心脏位于左胸，打仗时，左手多用于护卫心脏所在的左胸，右手则用于进攻。长期的进化使得大多数人形成了右利手。这样，英语中的右（right）表示正确、权利等义而左（left）则没有这样好的意思了。汉语中的左还往往表示谬误、无能等。 另外，在政治领域，也有左派与右派的说法。该说法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在各种立法议会里，尤其是1791年的法国制宪议会上，温和派的保王党人坐在议场的右边，而激进的革命党人坐在左边，从此便产生了“左派”、“右派”两种称呼。不过，到了今天，左和右的概念已经非常复杂，并不能用激进与保守来简单区分了。

近年来，受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多，以及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毕业生的就业压力逐年增大，以至于几乎每一年都成为“史上最难就业季”。 11月15日，教育部披露，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动机是期望未来能有个好工作。然而，在就业压力逐年增大的大背景下，怎么读大学才最可能找到好工作？搞清楚这个问题，对大学生合理规划学业和职业生涯、实现自己的理想大有裨益。 笔者结合自身学习、观察和指导学生的实践，谈几点认识。 一、好工作是学出来的 国内高校的课堂有一个普遍现象：毕业年级（大四）课堂到课率相对较低，特别是在每年的毕业生招聘季（包括秋招和春招），到课率更低。 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众所周知是因为缺课的学生大多去找工作了，而坚持到课的学生往往已无求职之虑——他们要么已获得推免研究生资格，要么已申请到海外留学的机会，要么已拿到一个甚至多个所谓好工作的Offer（录用通知）。 很显然，留在课堂的都是成绩优异的学生。从这个现象中，不难看出一个事实：好工作是学出来的。 如果把目光抬高一点儿，从大学生就业转向博士生就业，这个事实就更加明显。不少博士生一毕业就被众多单位以各种优厚待遇“争抢”。甚至一些优秀博士毕业生刚刚入职高校，就可以直接当上教授，实现从博士生到博士生导师的“无缝对接”。 可以说，越高级的岗位或越好的工作，越是学出来的。 二、远大志向具有决定性意义 好工作由自己定义。想要有个什么样的工作，基本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职业志向。 现实中，不少人认为家庭背景、大学牌子、专业冷热等因素对找工作非常关键。然而，仔细分析那些去向好的应届或往届毕业生，可以发现他们在这些方面虽然千差万别，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在进入大学甚至更早时候就已经树立了明确的志向。 事实上，已经有研究表明，志向才是决定大学生未来工作和成就的最重要因素。 不久前，美国知名调研机构盖洛普咨询公司和美国贝茨学院发布了一个题为《打造有意义的工作之路：高等教育的作用》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调查了2000多名大学毕业生、600名招聘经理和1000名即将上大学、正在上大学或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的家长，确定了大学毕业生能否找到工作和工作意义的四个关键因素，其中有两个与志向有关：一是有人鼓励学生的目标和梦想，二是学生对毕业后的就业前景给予现实的期望。 此外，最近有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和瑞士巴塞尔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在《欧洲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全面分析了青少年的教育和职业志向与未来成就之间的关系，以及志向如何影响人的晚年（50岁后）生活。 研究发现，远大志向驱动学生在以后的人生中取得更高成就，其决定作用几乎与认知能力一样大，而父母的志向比家庭背景对孩子志向的影响更大，这些志向会推动孩子的成就更进一步。 因此，鼓励学生怀抱更大的志向，例如鼓励他们寻求更高的教育，或申请他们最初可能觉得不可能得到的职位，可以帮助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 此前，许多经济学家也研究过学生才智、志向、家庭背景、大学排名等对学生未来成就（用职业地位和收入衡量）的影响。尽管不同研究所得的结论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年轻人在18岁（进入大学）时想成为的人，比他们在22岁（大学毕业）毕业时的学校更能预测他们的未来成就。 为什么远大志向对找个好工作有决定性意义？在笔者看来，有一个好工作的前提是，想要有一个好工作，正如学好的前提是想学好，而好工作是学出来的。因此，“想要有个好工作”成为“学好”的强大动力。 三、尽早投入学习具有奠基性作用 最近，笔者参加了一次班主任工作交流会。会上，有多位老师反映，很多学生在大一时学习没抓紧，导致成绩落后，大二时想奋起直追，但觉得后面即使再怎么努力，也竞争不到保研资格了，于是索性继续放松学习。 这种现象在国内高校有一定的普遍性。有网友分析近年来考研人数年年激增（即所谓“考研热”）的原因——许多大学生进入大学后长期放松学习，在慢慢醒悟后，试图在大学最后一年通过和高三一样的方法补回来；也有不少大学生突然感觉自己在大学期间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于是选择“随大溜”般的考研，这两类人最后也基本上成了考研大军的“炮灰”。 大学学习也符合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规律。进入大学后“先玩玩再说”的心态不仅导致学生的学业困难，更要紧的是磨灭他们的求学斗志和兴趣，最终影响其前程。 在一篇发表于《高等教育评估》上的论文中，英国阿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监测其所在大学1602名大一学生在听课、访问虚拟学习环境和上图书馆等方面留下的“数字足迹”，研究了这些学生早期学习投入对学年末学习成绩的影响。 结果显示，学年末学习成绩最好（分数最高）的学生，基本上是学年最初的3~4周投入度位于前20%的学生。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全年投入相同的情况下，越早投入学习的学生，最终的学习成绩越好。 这也就意味着那些先松后紧（早期投入少后期投入多）的学生，后期即便再怎么抓紧学习，最终成绩也很难赶上先紧后松（早期投入多后期投入少）的学生。 这项研究表明，尽管有些学生确实设法通过后期追赶的方式提高自身成绩，但早期投入依然很难被后期投入所取代。因此，最初的投入程度是学生更高成就的一个很好的预测因子。 这项研究针对的时间跨度尽管只有一年，但笔者相信它的结果适用于整个大学的学习。 今年6月，美国州立学院与大学协会也发布了一个报告，专门分析为什么基础课程和早期平均学分绩点（GPA）很重要。报告指出，第一学期和第一学年GPA较高的学生更有可能顺利完成学业并找到工作。因为大学在大一主要开设基础和通识教育课程，而在这两类课程中，学生所取得的成绩已被证明与按期毕业和找到工作有关。 掌握基础课程中的概念为支持学生在后续高级课程中取得好成绩，并在毕业后取得成功提供了强大学术基础，而通识教育课程被认为有助于提高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解决问题、团队合作、写作和交流等能力，从而有助于在就业市场和社会中取得成功。 总之，大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坚信好工作是学出来的，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就全身心投入学习，利用大学的一切资源和机会充实自己，毕业后更容易找到自己心仪的好工作。 （应邀撰写。发表于《中国科学报》 2022-11-22 第3版 大学观察) 本文来自文双春科学网博客

福州的一则新闻，看的五味杂陈：某小区里，陈某根（男，35岁，福州人）于11月18日17时许占用林某凯（男，47岁，福州人）地库车位。11月19日22时许，林某凯在联系不上陈某根的情况下，雇请龚某强（男，38岁，四川人）驾驶叉车将陈某根的车辆叉走并丢入河道。目前，林某凯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叉车司机龚某强已到案。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一辆叉车正在移动一辆小轿车，移到河岸边后，将小车推入河道内。有人在说“占我的车位，叫他移他说‘我感冒了’，可以啊，感冒了是吧，没事的，我直接把它丢到流花溪里去，这破车我也赔得起。” 车位纠纷，本来是一起民事纠纷，协商不成的，可以去法院解决，让法院来确定车位归属。但，或许是事情不大，或许是上法院劳神费力且花钱，性价比不高，于是双方采取了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一个占着车位不动，另外一个干脆雇叉车把占位车扔到河里，典型的以暴制暴，以违法犯罪来解决民事侵权。旁观者也看的五味杂陈。有的说，对占位车无可奈可，去动手却是违法犯罪。有的说，民间戾气重，动不动就是丛林规则。还有人说，如果你是当事人，该怎么做？有更好的方法吗？ 其实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对这样事情，要有一个合理解决纠纷的渠道或者办法。譬如对于违法占车位的，可以报警处置，由警方来及时拉走，那就没事了。或者采取合适的私力救助，在急于用车的情况下，被堵车主可以雇叉车挪车，但挪后应把车放在一个合适地方，不能抛入河中。抛河是泄私愤，损毁他人财物了。物业与居委会，对于此类邻里纠纷，也可介入调解，调解不成的，再到法院诉讼，诉讼虽然花钱，总比这种抛车两败俱伤的方法好。 在法律上，抛车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罪，损毁了他人的财产，但是否入罪，还要综合来看，譬如占位是否恶意、是否长期？如果是恶意的长期的，则被害人有重大过错，行为人在赔偿后可以情节显著轻微出罪。如果占位并非恶意或者是临时的，则是普通的车位纠纷。这种因民间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双方可以刑事和解，和解后从宽处罚，包括不起诉。总之，无论被占方有理无理，以这种简单粗暴的抛车来处理，都是要付出法律代价的。面对无理方，要想出一个合适的方法去对付。最重要的是，社会须有化解纠纷的方式，避免以暴制暴。社会的风气至关重要，要法治，让法律要成为一个习惯，无论大事小事，依法公正解决。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的农村出现了“老实人”光棍这一新现象。所谓的“老实人”光棍并不是混混，通常有自己的工作，喜欢宅家，与人交往较少，家庭经济状况还不错。但他们找不到媳妇。 对此，村民们也解释不出具体原因，似乎只能将之归结为老实。问题是，依照传统农业社会的概念，老实是个褒义评价，说明一个人做事踏实、有责任心、值得交往，很多女孩的父母在为女儿挑选婚恋对象时还会专门注重这方面的特质。 青年学者、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李永萍所着的《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一书指出，婚姻从来就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的事，尤其在中国农村，需要综合考虑两个家庭的意见，这涉及到婚配权力和婚配能力两方面的问题。正是因为我国农村社会中的婚配权力和婚配能力在转型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了两者主体分离，而“老实人”光棍也因此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婚配权力指的是谁主导婚姻达成，分成青年男女自己做主和父母做主两种类型。而婚配能力指的是影响婚姻达成的多重要素，包括个人相貌、择偶能力、交往能力以及不良记录（婚育史、恋爱交往史等造成的口碑），还有家庭经济支持能力以及父母介入程度。书作者指出，2000年以后，也就是打工经济普遍兴起以后，这使得自由恋爱成为主导性的婚姻缔结方式，父母通过亲友等安排介绍和相亲的方式虽然也存在，但已经不占多数比例。 书名：《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 作者：李永萍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1月 “在此过程中，婚姻的意义或目标也发生了变化，婚姻从‘结两姓之好’转变为‘两情相悦’”。这种情况下，老实人（主要是男性）在农村婚恋市场上缺乏竞争意识和能力的问题，就得以凸显。虽然其父母会竭力帮忙介绍对象，或增加经济支持力度，但是老实人往往很难进入稳定恋爱阶段。书中还指出，年轻人在挑选婚恋对象时，肯定也要看经济条件，但同等看重甚至更加看重情感共鸣，换言之长相、个性成为了婚配能力的关键要素。 也就是说，“农村人‘老实人’光棍的出现，表面上看是因为村庄社会对老实人的评价与之前有所不同，更本质的原因其实在于随着打工经济、自由恋爱以及全国性婚姻市场的形成……（婚姻的达成）需要父母和子女共同的努力，任何一方的缺位都可能会导致儿子娶不上媳妇”。 《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这本书展现了书作者通过长期在国内各地乡村的深入驻村调研考察，挖掘并考量了现代化、市场化、世俗化力量深入村庄，农民的生活逻辑和家庭内在机制发生剧烈变化的过程。全书聚焦于家庭领域的具体现象，如农村婚姻模式、代际关系、养老问题等，并由此延伸至村庄、市场等领域，剖解了这其中复杂而联动关系。 比如，书中对于河南、河北等中原河北地区的婚姻市场进行调研时分析了当地的高额彩礼现象。以河南某市为例，农村家庭如果有一个儿子，家庭彩礼的“门槛价”达到了10-15万元，而两个儿子的家庭彩礼则是20万元起。除彩礼外，男方家庭还需要建造一栋两层楼房，也需花费20-30万元。书作者指出，学界主要关注男女性别失衡、妇女地位提升等因素导致的彩礼“涨价”，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本地婚姻市场也助推了彩礼行情的走高。 中原华北地区农村主要以本地婚姻为主。书作者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外地婚姻具有不稳定性。而在激烈的村庄竞争（亲兄弟之间、堂兄弟之间、普通村民之间）中，姻亲仍然是当地农民参与并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资源，所以，只有本地婚姻所建构的姻亲关系才能实现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帮扶和相互支持。这种情况下，本地婚姻市场加剧了阶层竞争的压力，这与女方的择偶空间更大也有关，女性成为了婚姻市场上的稀缺品。书作者还指出，“本地婚姻市场的维系，使得传统的婚姻习俗得以延续并发生异化”；还加深了父代对子代婚姻的介入，这都推动了彩礼行情的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