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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驰接受史 2022年6月22日，是周星驰60岁生日。微博文娱榜热搜一早就出现了相关词条，不少朋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向周星驰表示感谢。 是否真的像热搜词条说的“人人都爱周星驰”不得而知，但作为一名80后，身边的确鲜有人是不爱周星驰的。 不少80后、90后的少年与青春时代，都有周星驰喜剧的作伴。但事实上，周星驰1990年代创作巅峰期的大多数作品都未曾在内地公映；在网络不发达的时代，我们是通过盗版光盘以及录像厅接触到周星驰电影的。犹记得录像厅里，一帮少男少女密密麻麻坐在长凳上，满足又期待地等待周星驰的电影播放，每个笑点出现，小屋里就爆发雷鸣般的笑声……那种纯粹简单的快乐，已经太久太久未曾体验过了。 《大话西游》剧照 要说周星驰电影在内地的接受史，不得不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95、1996年在内地上映的《大话西游》，它分为上下两部《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和《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今日的我们都知道，《大话西游》已经经典化了，但电影刚公映时，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票房都非常平庸。在内地影院，不少观众中途退场，一些影院匆匆撤档换片；在香港市场，《大话西游》两部共5400万港元的票房，与周星驰大卖的电影相距甚远，也可以用“失败”来形容。 随着《大话西游》盗版碟的流行，1997年《大话西游》“意外”在中国内地的高校里风行，无数人对《大话西游》进行二次解读。《大话西游》的走红，不仅仅带动了盗版光盘生意的火爆，也让周星驰喜剧真正广泛进入内地观众的视野。到了新世纪前后，在内地年轻人群体中，周星驰的喜剧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 2001年，周星驰带着《少林足球》到北京大学的百年礼堂与2000多名学生进行交流，礼堂外也是乌泱泱挤不进去的学生，差点发生踩踏。周星驰才真正感受到他在内地夸张的人气，多少把他给吓到了。虽然《少林足球》未能如愿在内地发行，但这一次北大行，坚定了周星驰进入内地市场的决心，这才有了后来在内地公映的《功夫》《长江7号》《西游·降魔篇》《美人鱼》《西游·伏妖篇》等。 02 时代选中了周星驰 1990年代中后期，周星驰缘何爆红？ 首先不可忽略的是时代的因素。今日我们往往更多谈论周星驰喜剧的特色，而忽略了周星驰其实也是一个类似于邓丽君、崔健、陈佩斯这样的“文化人物”，他的出现也恰好是时代转折的一个关节点，时势与英雄相互成就。要说区别的话，那么周星驰与邓丽君更相似，他们在内地以外的地区创作，却被内地的时代潮流所选中，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人。 1978年之后，时代解禁，喜剧也被松开了手脚，长期在压抑而克制的环境中生活的人们，亟需喜剧和风细雨的吹拂。1984年央视春晚，陈佩斯与朱时茂合作表演的《吃面条》，不仅给全国观众带去笑声，还创造了小品这一艺术形式。1980年代，喜剧是小品的天下、是陈佩斯的天下。1990年代，赵本山小品崛起。但喜剧世界仅有小品，已经满足不了内地民众的需求。 | 《赌侠》剧照 新旧世纪交接之时，市场经济崛起，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非常快，新旧价值观冲突剧烈，人们需要喜剧的幽默来消解转型时期的迷惘和恐慌。周星驰的喜剧电影被选中了。也是在这个时候，冯小刚的“冯氏喜剧”拉开帷幕。 虽然陈佩斯、赵本山、周星驰、冯小刚的喜剧作品风格各异、水准也有高低之分，但共同点是，作品主要讲述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喜剧偏爱小人物，这是喜剧的机制决定的。喜剧的对象要“低于观众”“弱于观众”，让观众产生心理上的优越感，他们滑稽、不严肃的举动，才能让观众暂时性地远离共情，放心发笑。 喜剧选中小人物，更与时代相关。刚从风声鹤唳的时代走过的民众，厌倦了那种“伟光正”“高大全”的无趣人物，他们渴望在喜剧作品中看到自己的经历与困惑。 所以，从大方向上看，周星驰与陈佩斯、冯小刚、赵本山，都是被时代选中的喜剧的组成部分。 我们选择了周星驰 高明的喜剧总会在笑声之余，让观众在小人物身上看到自身的困境，看到自身茫然无力的突围，暂时性地远离共情，最后迎来更为盛大的情感共鸣。 周星驰1990年代大多数是喜剧作品，尤其1996年他成立了新公司，以出品人、编剧、导演等身份参与创作的那些作品，诸如《食神》《破坏之王》《国产凌凌漆》《大内密探零零发》《喜剧之王》，以及后来2000年之后的《少林足球》《功夫》，都是很高明的喜剧作品。 周星驰在这些电影作品中，注入了更多他的个人经历、他的喜剧观、他的人生思考，并形成了周星驰喜剧作品难以取代的特质：无厘头下的痛感。即，以小人物被凌辱的痛感制造笑声，以小人物对疼痛的愚钝、忍耐、苦中作乐试图消解痛感。这种生存之痛镌刻在骨子里，现实冷漠残酷，小人物的努力卑微又徒劳，笑声只是聊胜于无的安慰。 比如《喜剧之王》中，尹天仇热爱表演，对表演有追求，即便是饰演没有台词的角色，他都希望演出层次来，被片场的工作人员视为“添乱”。他不受欢迎，甚至发放盒饭的工作人员宁愿把盒饭扔给狗吃，都不愿意给他…… | 《喜剧之王》剧照 尹天仇片场里遭遇的一切，均以喜剧的形式呈现出来，痛感是笑声的源泉。而无论“我是一名演员”对自我价值的珍视，还是“我养你啊”小人物之间的惺惺相惜相濡以沫，都未能消除世界本质性的残酷。故事最后，尹天仇好不容易赢得一次出演男主角的机会，在最后关头，他的机会再次被剥夺。 我们热爱周星驰，并不仅仅是爱无厘头制造出的本能的笑声，我们也爱笑声背后这真实的痛感，以及它所揭开的世界凛冽的那一面。 周星驰电影无厘头、戏谑与狂欢的气质，有时会让观众忽略它的认真。他的电影总是关于平凡的小人物在现实中的碰壁，关于他们的猥琐、自私、好色、软弱、卑怯，也关于他们的坚持、热爱、尊严、苦难、孤独、不屈，给他们送去残忍的真相，以及一点温暖的体恤。可以说，周星驰的喜剧是普世的。 Your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the video element. 周星驰之后，模仿与效仿者无数，大家扎堆讲着小人物的故事，却鲜有能打动人的。如今国产喜剧的万能公式就是“小人物逆袭”，喜剧内核是鸡汤。一个小人物，一出场是个loser,阴差阳错之下，经过一系列啼笑皆非的过程，他隐藏的善良、坚强、勇敢等品质被释放出来了，最终完成逆袭。这样的电影，无异于屌丝意淫，它们没有真正的经历，没有真正的痛感；它们连周星驰电影的皮毛都摸不到，遑论触碰得到周星驰喜剧的灵魂。 周星驰的童年并不快乐，他出生于香港九龙的穷人区，家境贫寒，父母离异后母亲独自把他与几个姐妹带大。他演艺生涯的开端亦很不顺遂。1981年，19岁的他与发小梁朝伟一起报名参加第11期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梁朝伟成功录取，他名落孙山。 后来，经过好友戚美珍介绍，周星驰好不容易进入夜训班学习。训练班毕业后，梁朝伟很快大红大紫，但周星驰一直在跑龙套，包括在梁朝伟主演的作品里跑龙套。龙套生涯持续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89年他首次在《盖世豪侠》担任主角，这是他首次在剧集（不包括单元剧）中担演第一男主角。1990年《赌圣》的大卖，才正式开启了周星驰时代。 在人们后来的复盘中，周星驰1980年代的困顿可以一笔带过，但对于周星驰来说，他所遭遇的冷眼、冷待、冷遇却是真真切切的。连同孩童时期的匮乏，或早已深深影响了周星驰的艺术观，他的作品骨子里是悲观，想要抓住那些美好的东西，却犹如捕风。 这是否也影响周星驰的人生态度，我们不得而知。虽然在八卦媒体中，演艺圈里与周星驰有过密切合作的很多人都远离了他，包括吴孟达、杜琪峰、王晶等；他与发小梁朝伟的友情也不知道是终于何时，他们不曾再热络过，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曾是少年好友。 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无权论是非。只是每当看到八卦媒体把周星驰塑造成“孤家寡人”，我们越是想深深祝福一直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他，也能一直快乐。星爷，生日快乐！

母爱如水，父爱如山。 相对于母爱的温柔，父亲的爱多了几分静默和深沉。 读完9位名家笔下的父亲，我们就会明白，到底亏欠了父亲多少。 不要让自己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后悔和遗憾， 多给父亲一些爱的表示，多照顾他们的生活和感受， 父亲也许不善表达，但他心里一定是温暖的。 01 朱自清《背影》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 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 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 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 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 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 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 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 感言： 这也许是关于父亲最有名，也最动情的一段文字了。 车站送别，正值父亲人生低谷，看到他笨拙地翻过月台，作者突然发现父亲已经老了。 以往强大的父亲已经有些蹒跚，儿子一下子眼泪流下来。 一方面是感慨岁月的残酷，一方面是自己内心的愧疚。 父母已经老去，却依然尽最大努力照顾自己，自己却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这种感觉让作者心里很不是滋味。 父母恩重，做儿女的千万不要一味索取，忘记报答。 不要让父母寒心，也不要让自己后悔。 02 余杰《父亲的自行车》 那时，我和弟弟总手拉着手跑出校门，一眼就看见站在破自行车旁、穿着旧蓝色中山服焦急地张望着的父亲。 等到我上了初中，父亲的车上便少了一个孩子； 等到弟弟也上了初中，父亲便省去了一天两趟的奔波。 可父亲似乎有些怅然若失，儿子毕竟一天天长大了。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半夜里听见客厅里有动静，起床看，原来是父亲，他正在台灯下翻看一本发黄的相簿。 看见我，父亲微微一笑，指着一张打篮球的照片说：“这是我刚上大学时照的！” 照片上，父亲生龙活虎，眼睛炯炯有神，好一个英俊的小伙子！ 此刻，站在父亲身后的我却蓦然发现，父亲的脑后已有好些白发了。 母亲告诉我一件往事：我刚一岁的时候，一次急病差点夺去我的小命。 远在千里之外矿区工作的父亲接到电报时，末班车已开走了，他跋山涉水徒步走了一夜的山路，然后冒险攀上一列运煤的火车，再搭乘老乡的拖拉机，终于在第二天傍晚奇迹般地赶回了小城。 满脸汗水和灰土的父亲把已经转危为安的我抱在怀里，几滴泪水落到我的脸上，我哇哇地哭了。 “那些山路，全是悬崖绝壁，想起来也有些害怕。”许多年后，父亲这样淡淡地提了一句。 离家后收到父亲的第一封信，信里有一句似乎很伤感的话： “还记得那辆破自行车吗？你走了以后，我到后院杂物堆里去找，却锈成一堆废铁了。” 感言： 世间只有两个人，视你胜过自己的命。除了母亲，就是父亲。 从小到大，看着你一点点长高，一点点成熟，父母有欣慰，也有落寞。 欣慰于你的成长，落寞于你的离开。 你生龙活虎，父母日渐衰老。 曾经的日子一去不返，过往与你一起成长的时光，也只留下回忆。 你养我长大，我陪你老去。 人生的旅程，不论漫长还是短暂，我们会一直相伴。 03 莫言《父亲的严厉》 我父亲今年已经80岁，是村子里最慈祥和善的老人。 与我们记忆中的他判若两人。其实，自从有了孙子辈后，他的威风就没有了。 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虎老了，不威人了。后来，母亲私下里对我们兄弟说： 你爹早就后悔了，说那些年搞斗争，咱家是中农，是人家贫下中农的团结对象，他在外边混事，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生怕孩子在外边闯了祸，所以对你们没个好脸。 母亲当然没说父亲要我们原谅的话，但我们听出了这个意思。 但高密东北乡的许多人说，我们老管家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学生、研究生，全仗着我父亲的严厉。 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还真是不好说。 ...

电视剧《人世间》有一幕周家父子吵架的戏，周父向周秉昆咆哮：“怎么的，我还得先给你认个错呀？”在这位中国式父亲眼里，即使错了，老子也是不能给儿子道歉的。 2022年春，上海因新冠疫情实施“全域静态管理”逾两月之久。在官方发布解除封控日程时，复旦大学曲卫国教授颇有微词：“有关领导发言虽然表达了对上海人民的感激之情，但很遗憾，他对上海人民在这两个月主要因为他们的工作失误而吃尽了苦头没有道歉。” 政府道歉是现代民主政治与责任政府的范畴，与古代帝王“罪己诏”并非同一而语。“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所谓“寡人有罪国家”，不过是“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现代政治中的政府道歉则关涉执政合法性基础。 政府因失职而辜负公众信任与期待时，理应公开道歉作为回应。俞可平教授曾提出政府善治的六项要素，即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有效。法治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如果在失职之后拒不作出回应，政府则将面临合法性危机。 政府道歉在现代西方国家屡见不鲜，而在近邻韩国也频频见诸报端。2005年韩国总统卢武铉为因警方过度镇压而引发的示威农民死亡事件，发表《致国民道歉书》；2012年韩国连续发生针对妇女儿童的性犯罪案件，总统李明博向国民下跪道歉；2014年“岁月号”沉船事故发生后，总统朴槿惠发表“对国民谈话”，再次向全体国民道歉；2021年初总统文在寅为韩国土地住宅公社职员违规炒地事件公开道歉，同年末文在寅又为政府决定再次收紧新冠防疫措施而向国民致歉。 “道歉是一个沟通历史与未来的行为过程”，政府道歉有助于恢复个人尊严，修复政府威信，化解公私冲突。秋菊打官司，不依不饶“要个说法”，也只不过是要政府道一声歉。 中国没有政府道歉的传统，但近年政治实践已有突破。2007年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向“黑砖窑”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公开道歉；2009年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发生后，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查草率，“误导了公众和舆论”，浦东新区区长姜梁为此在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向公众道歉；2015年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代表深圳市政府为“12·20”滑坡事故公开道歉。 完整的道歉应当包含确认事实、承认错误、表示歉意、承担责任、补救措施，政府道歉也应以此五项要素为规范。但是，也有地方政府道歉却堪称“打脸”。2010年6月23日，湖北省政法委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黄仕明之妻陈玉莲，在湖北省委南门被武昌公安分局驻省委大院“信访专班”六名警察误认为上访群众，而惨遭殴打逾一刻钟。事发次月，武昌公安分局局长朱正新带领两名涉案警察到医院向受害者当面致歉。但是，两位警察“不说话，只是自抽耳光”。 政府道歉是政治伦理，在特定情形亦是法律责任。《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机关侵犯公民人身权，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向受害人“赔礼道歉”。《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深府〔2007〕216号）明示“实行政府部门失职道歉制度。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 香港借鉴英美法系先例，于2017年制定《道歉条例》（Apology Ordinance），“提倡和鼓励作出道歉，以期防止争端恶化，和促进和睦排解争端”，该条例适用于民事法律程序，亦“适用于政府”。香港申诉专员刘燕卿认为此举会鼓励政府“更为积极主动，在有需要时真诚向市民道歉，必定有助纾解感到受屈市民的不满情绪，或有助解决纠纷，有效平息纷争，重建社会凝聚力，恢复互信”。 美国学者艾伦·拉扎尔（Aaron Lazare）说，在威权型社会结构中，领导“永不犯错”，也不会道歉，但是在现代相互依存型社会结构中，认错与道歉变得很重要。“个人、群体或国家的道歉曾经被视为软弱，但是现在它则被视为坚强的表现。它是一种需要双方都有诚实、大度、谦卑、承诺和勇气等态度的行为。”

2022年6月10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发生在唐山机场路某烧烤店的一场暴行。看视频 ，时间是在10号凌晨，人声鼎沸的烧烤店里，一名男子因搭讪未成进而暴力殴打另一位女子，随后男子的同伴几人持续对女子拳打脚踢，从室内打到室外，甚至还抄起了凳子做为武器，手段极其残忍。期间围观者众，却无人敢劝阻。事件经过简单，店内外监控视频有完整记录，不再赘述。不了解事件经过的，可以看本文后面的视频。但实话说，不建议看，冲击力太大。 唐山群殴女性事件，制止恶行需要旁观者的力量 这样残酷的折磨，拳拳到肉，让人觉得惨不忍睹，心理极度不适。 大名鼎鼎的老胡也就此发声，“保护女人是男人的天性”，“这几人是男人中的人渣”，赢得许多人的点赞。他们当然是人渣，但我觉得老胡的说法有待商榷。 首先，他这样说，其实潜意识里还是男性的优越感——女人嘛，是弱者，需要男人保护。恰恰相反，在很多事件中，我们看到勇敢站出来发声的反而是女性。 其次，这也有和稀泥之嫌——我们绝大多数男人还是好人，绝不会这样对待女人，这些打女人的男人，是男人中的人渣——那么，视频中那些只翘手围观绝不出手相救的男人，是不是绝大多数“好人”其中之一？该不该谴责？ 身为女性，哪怕你遵从了所谓的安全指南——并非独自一人、穿着并不暴露、也有足够的勇气尝试反抗，最终可能也无法逃脱一顿暴打。 但其实这已经无关乎男性女性，任何人都可能在毫无防备的时候，摊上这样的无妄之灾。我今天特别想探究的是，为什么没有人见义勇为，出来阻止这样的恶行？ 而这样一起本该算是普通刑事案件的新闻，为什么引发了全网愤怒，微博热搜持续第一呢？更让人深思的是，唐山市6月8号刚召开过扫黑除恶大会，这伙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仍如此嚣张，挑战政府和法律的权威，怎一个狂字了得！ 视频显示，这样的暴行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路人中没有见义勇为者。这是视频截图，可以看到饭店就餐的好几桌人都坐在那一动不动。 竟无一人是男儿。 当然，许多人也许会觉得，说起来容易，见义勇为？万一救不了人反被对方伤害，怎么办？ 我把视频给先生看，边给他解释事情经过。他忍不住问：谁拍的？我说：路人吧？他不解：有人拍视频，没人帮助女孩？ 一语道破真相。 为什么那么多人眼睁睁地看着这帮暴徒行凶竟不阻止？ 就像一位姓张的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为避免受到波及，我赶紧跑开了。” 他大概也是老胡言下所指的好人，但在那样的时刻，他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让他恨不能有多快跑多快。 其他人也像他一样，唯恐避之不及的话，唐山暴行，也就几乎无可避免会发生。今天也看了另外一个视频，一个男的殴打一个女生，旁边一辆大巴停了下来，车上下来很多人，把那个打人的男人打了一顿。科幻作家郝景芳在微博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对此深以为然： 科幻作家郝景芳在微博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对此深以为然 这两段说得太好了： “敢不敢站出来、路见不平，其实缘于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如果相信周围普遍人是秉持正义而勇敢向前的，一个路人就敢于踏出一步，与暴力抗衡，并且带动周围人的群体力量战胜施暴者。但如果一个人感觉自己是孤单的，一旦出头就也会被毒打，而感觉自己的英勇无法唤起他人的共同行动，就会选择沉默的逃避。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衡量周围人，那么所有人都会缩头，对施暴者噤若寒蝉，祈祷下一个不是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两三个人就能制服全村上千男女老少，现场施暴，也没人敢出一声大气，最后数百人一个个成了待宰的羔羊。“ 没有一个鼓励勇敢的风气，没有知道周围人也会站起来一起对抗恶人的信任，大多数人选择隐忍。一个人的隐忍，或许还可以美其名曰“沉默是金”，多数人的视而不见，那就是这个社会病了，陷入了恶性循环——越无人过问、制止，环境越无法改善；越无法改善，恃凶行恶者越多。 《水浒传》里被鲁提辖三拳打死的屠户镇关西算得上是个恶人，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强纳翠莲为妾，后又以契为名逼她还钱。如此恶人，比起唐山这几位泼皮来，显然还差得远。 现代镇关西们只因为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没得到满足。就肆意施暴。而在在更强势的人面前，会搬出祖训“好汉不吃眼前亏”，唯唯诺诺，转头只敢将拳头相加在体力明显不如自己的人身上。可惜当今社会，镇关西恐怕不少，鲁提辖怕已罕见。在被害者无辜遭受残酷殴打的时候，不敢出手相救。 恶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暴徒理所当然应该严惩不贷，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最新消息：当地警方已经抓获了两名主要嫌疑人。大快人心！ 但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时候旁观者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对恶行大胆说不。 集体的沉默和姑息是可怕的，勇敢者越多，作恶者越忌惮，恶行也越少。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 袖手旁观是法律悲哀，不全怪人性 路人是现场目击者，应该比看视频的网友更惊骇、更愤怒，之所以无人伸出援手有个人原因，更有深层次的法律原因。 个人原因：远离是非，避免麻烦 全行业内卷，人的时间成本越来越高，如果伸手相助了，派出所首先要找你谈话，了解案情，如果把匪徒打伤了，可能先把你请进看守所，你需要自己辩护，还可能要花钱找律师辩护，一通操作查明你无罪也会让你脱一层皮，而一旦被认定为“互殴”、“群殴”，则后果更麻烦……工作、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远离是非、选择旁观自然成为所有旁观者的明智之举。 法律原因：伸手轻则自伤，重则可能坐牢 路人伸手还面临个人被打伤的风险，如该事件中的唐山渣男，连自己人劝阻时都能动手殴打辱骂，路人劝架必然也会被打，如果伸手，岂不是也像那几个可怜女性一样成为暴力攻击对象？如此可能就会导致自己轻伤、重伤、残疾，甚至死亡！ 有网友或许会说，暴徒先动手，直接拿起砍刀一招毙命之，如此即避免了自己被打伤，也落个“见义勇为”美名扬！——笔者只能说，这种想法真是好傻好天真：如果你不只是拉架，而是“以暴制暴”阻止暴力，或被暴徒攻击后还手，则很可能被警察蜀黍认定为“互殴”、“群殴”，而“互殴”、“群殴”中是没有正当防卫之说的，一旦把对方打成轻伤以上，那可能就要去看守所吃盒饭了！认定“见义勇为”，想得太简单了吧！ 国内见义勇为的认定，说的好听叫“谨慎”，说不好听叫“困难”，去见义勇为的人，说的好听叫“仗义”，说不好听叫“送死”。 每个人看了视频都“热血澎湃，义愤填膺”，每个人在场都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包括你我，问题出在了哪里？根子是什么？ 是做好事正向回报难，相反还要冒巨大风险，是法律没有给乐于助人者、见义勇为者完善的保护，浇灭了“助人的积极性”！ 这是每位法律人，特别是警察需要深思的，只有从制度层面消除路人伸手顾虑，降低路人伸手成本，才会出现热血男儿、巾帼英雄，才会有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唐山群殴女性事件详情视频： Your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the video element.

本文内容来源于抖音直播“高考和高考后的发展” 俞敏洪： 大家好！马上就要高考了，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就是“高考和高考后的发展”。说到高考，就从我自己的高考故事说起吧！ 01. 我的高考故事 我高考考了三年，第一年、第二年都没考上，第三年就考上了北京大学，这段经历也成了一个励志故事，但是其实我当年之所以能够连续考三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当时的动力足够大。 ◆ 我为什么能够坚持考三年？ 第一个来自于理想和渴望。理想和渴望是你希望未来你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状态，这个状态可能是更好的生活，那么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的理想和渴望的就是希望自己能上大学，因为对大学生活，我内心充满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这是第一个动力。 第二个动力其实来自于恐惧。恐惧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害怕自己陷入某种状态，为了逃避这种状态，所以你要去付出努力。现在像这样的同学我不知道有多少，比如说农村的孩子可能不愿意一辈子在农村待着，也不愿意一辈子当打工仔或打工妹，所以你希望通过读大学给自己一个更好的生活，那这就是你的一种恐惧。当然我这不否认打工妹、打工仔为中国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而是说这种情况给你带来的恐惧。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的高考是被理想和渴望在拉动着往前走，还是被恐惧在拉动着往前走？这两种力量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这两种力量都没有，那就是个麻烦了。因为如果这两种力量都没有，意味着你没有任何动力去努力学习考试。你觉得现状挺好，你觉得爸爸妈妈为你买好了房子，就在自己的家乡，这样“有一搭、无一搭”的生活挺好，那就是个麻烦。 对于当初的我来说，恐惧就是一个巨大的拉动，我必须离开农村，这是恐惧，我不想在农村过一辈子贫困的生活。 另一个就是一种渴望和理想，我渴望过大学生活，这是我的一种浪漫主义理想，上了大学我可以在美丽的图书馆读书，我可以找个美丽的女朋友，我可以一辈子在大城市工作生活，那是一种无法抵抗的诱惑。所以才有了我后来的坚持高考三年。 ◆ 如何建立正向循环机制？ 我觉得人生两件事情特别重要：第一是热爱自己的生活和事业。这个事业当然是从高考志愿开始，然后到了大学慢慢地寻找确认，甚至到了大学毕业后，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迷茫，才终于找到自己一辈子最想干什么。 比如说我如何找到自己一辈子最想干什么？当时我已经在北大当了三年老师，但是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当老师，而是因为当老师是留在北大工作的一个选择，前三年当老师时充满了折磨。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当老师，北大的学生又很聪明，所以我讲着课，北大的学生就从教室里全部跑掉了。 但是三年后，我琢磨出了当老师的方法，并且赢得了学生的喜欢。我觉得站在讲台上面跟学生讲课这件事，也给我本身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和激情，所以从此我就产生了一种对教学事业的热爱，以至于到今天还在这讲课，所以人生的发展就是要找到你究竟热爱什么。 第二个要有上进心。所谓上进心，就是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未来比今天好，明天比今天要好。下个礼拜好，这个礼拜好，所谓的好，也许短时间内看不出来，但是因为你一直保持上进，不断地正向反馈，你的人生道路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我上北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起点。 因为我进了北大以后就突然意识到，我很落后，作为一个农村孩子知识面非常窄。但是它给我带来了一个正向的循环机制，我发现我处在一个非常好学的氛围中，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地拓宽了自己的知识和眼界，不断让自己的思考变得更加成熟。 上大学其实就是一个正向循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周围的人越来越能干，这些越来越能干的人既可以作为榜样，又可以成为你的朋友，慢慢地你自己也变得越来越能干。这个时候你的层次就是循环地交替上升。那么你终于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立足之地，甚至可以开创自己的事业。 ◆ 我为什么选择英语作为自己考大学的专业？ 这其实跟高考相关，因为当时高考的时候，我的数学能力非常差。但是当时中国的高考只要是考外语，数学就可以不计入总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 当然后来进入大学以后发现学英语很好，当你学好英语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大量地读英文原着，你学好英语以后就可以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当然也没有想到，后来我这辈子基本上要一辈子跟英语打交道，创造的事业也是跟英语密切相关的。 ◆ 如何考上北京大学？ 曾国藩有一句话是：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就像高考，通常情况下，大家备考三年，同学们一直拼命地努力学习，学习方法也对，而且保持了对学习的热情。那么到了高考的时候，又考出来一个好分数，并且进入一个好大学，原则上就是比较自然的事情。 如果说我们高中的学习马马虎虎，并且成绩也不是那么的好，也没有为高考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你可能就会进入一个一般的大学，甚至有可能考不上大学，那么就需要靠你后面继续努力去弥补。 总之凡是你过去没有做到的，未来的生活将会继续跟你提出要求，这是一个弥补原则。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是平白得到的。 02. 我们现在为什么参加高考 ◆ 高考一定不是为了父母。 首先请同学们记住了，高考一定不是为了父母。现在很多学生说：我高考就是因为父母要我考。 如果说你高考只是为了给父母一个好成绩，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高考其实是为了给你自己一个交代。某种意义上，高考是为了上大学，但是上大学不是我们高考的唯一目的。上大学是一个起点，这个起点让你此生可以走得更远、更好、更充实。不同的大学就意味着不同的起点。 以我自己为例，如果我没有上大学的话，今天我最多就是我们县里的一个乡镇企业家甚至还是个农民。但是因为我后来上了大学，我的世界就变得更加广阔。 ◆ 学习是为了找到一生最大的价值。 现在的家长和老师如果再跟孩子去说学习是为了改变命运，这件事情是说不通的，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本身是一个比较安逸的状态，你让他改变命运能改变到哪里去呢？ 无非是从家乡的城市跑到另外一个城市？无非是如果父母有钱的话，家乡有房子，那么到别的城市也买栋房子，这起不到改变命运的作用。 所以今天我们学习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是为了改变我们自己。把你从一个思维狭窄不知道这个世界为何物，也不懂得利用这个世界资源的人，改变成为一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双向赢得的人。 所谓的双向赢得：第一你能够赢得这个世界的资源，让你拥有更多的朋友，更多的社会关系，你也有更多的眼界和更宽的胸怀来做更大的事情，这是你的第一个赢得。第二是倒过来让这个社会赢得你。就是说你能够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请记住，一个人的最大收获和人生价值就在于这两点，做到这两点你就能拥有精彩的人生。 ◆ 学专业不再是为了就业。 我看了一份统计数据表明，现在家长选的前五六位的专业都是跟计算机、商业、经济学相关的。为什么？因为据统计这些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月工资都比较高。 说明如今大家在选专业时仍只考虑就业因素，但这首先会形成一个不利的情况，就是就业拥挤状态，每个人都去选人工智能，每个人都去选经济学，每个人都去选商学，结果导致毕业以后进入这些领域的人，远远多于能够就业的人，反而导致大家找不到工作。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学们自己也许对这些专业并不一定感兴趣，所以选专业的时候就是为了就业，从而去学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那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折磨，对青春也是一种浪费。 所以请记住了，面向未来世界，选专业已经不再只是为了就业。 上大学其实是两方面为自己做准备，一方面是基础。就是一棵树可以长高的土壤和厚度，因为上大学的土壤肯定比你不上大学要好。这么说，就是越好的大学土壤越厚。为什么呢？它的科学氛围、人文氛围，老师的教学水平，还有整个学校的历史氛围都会比较的深厚。你在大学的四年泡在里面，当你泡在里面的时候，不管你爱不爱学习，你身上就带有了学校的某种特质，这个学校的文化滋养了你。 第二是通过系统化的学习，让你重建思维能力和思维框架，这对你的未来发展带来好处，这就是厚度。数据表明， 55%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其实并没有在自己专业领域中就业，包括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有 55%以上。这表明什么？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不管学哪个专业，学习这件事情本身是让我们学到研究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大学选专业尽管重要，但是并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实际上是通过大学四年学习，找到你从内心喜欢去从事的那件事，这件事情才最重要。选大学比选专业反而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大学氛围差距其实是非常大的。有的大学才成立了十几年，有的大学却已经有一二百年的历史。有的大学是在绿树成荫的老校园里面，有的大学搬到了一个新地方，树还没有一人高，那这个学习氛围就完全不一样。 ◆ 如何建立正向循环机制？ 保持学习热情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不断地学习的热情。学习的热情就是从你喜欢学习的某一本书或者是某一个课程开始，如果说你到了大学以后，第一学期选修了五门课，结果没有一门喜欢的。那么这是你的学习态度出了问题。因为既然是必修加选修，就意味着就一定有一到两门课你是非常喜欢学习的。那么你就可以从一到这个两门你喜欢的课入手，把自己的学习热情给提起来。 第二是要有探索的热情。就是要多读书，了解各个方面、各个门类的知识，再把各个门类的知识互相打通以后，也许你就会产生一种兴趣。近两年交叉学科很受学生欢迎，就是因为学生面向未来，发现光知道一个专业的专业知识远远不够，所以就有了交叉学科。 ◆ 开放的时代，可以自由转换。 尽管要尽可能让自己上好大学，但是如果高考失利没有去到一个好大学怎么办？其实很多人仍有往上升的机会。 第一个就是准备考研，考到一个你心仪的好大学。比如说北大每年录取的几千个新的考研学生， 80%都是从其他大学，甚至是从原来的二三本学校考到北京大学的，所以未来你依然有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 第二个，如果家庭条件许可的话，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英语，选择去国外留学。在这个开放的时代，我们有这样的转换机制，也有这样一个再次选择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要考大学？是为了给自己打开一个新世界，不是改变你的命运，也不是说为了满足父母的需求，而是因为你进了大学以后，你的整个世界就被打开了，你的人生会更加的丰富，也有更多有趣的事情来到你的面前。 03. 高考前和高考中的心理准备 ◆ 高考前的心理准备。 两天我看到了一份数据，根据这个热搜统计，高考压力和高考焦虑成为学生和家长同时搜索的热词。那么这就表明了现在1193万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有很多陷入了焦虑状态。这种心态主要是来自于担心高考考不好。 ...

追踪疫苗的安全不仅是药企的工作，政府监管机构也有责任 | 图源：pixabay.com 最近，新冠疫苗接种不良事件问题引起了极大关注。尽管国内广泛使用的灭活疫苗尚未报告有严重的不良反应，但国外使用的mRNA疫苗心肌炎以及腺病毒疫苗罕见血栓不良反应，均通过上市后药物警戒和独立的疫苗安全性跟踪系统发现，后续研究中也得到了相关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数据。 如何确认接种疫苗后的健康问题与疫苗接种的因果关系是关键。过往经验中，通过发生率与病理分析可以确认大部分的疫苗严重不良反应和耦合事件。 即便是监测到了严重不良反应，也并不代表我们就应该因噎废食弃用疫苗，本文通过回顾已上市新冠疫苗不良反应案例，梳理目前疫苗临床试验前、人体临床试验和上市后的安全性追踪方法，结合疫苗历史上标志性事件，试图说明疫苗接种的风险可控，严重不良反应的监控系统也足以保证疫苗的安全性。 疫苗是人类已知对抗传染病的最有利的工具，而疫苗犹豫则是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威胁。 自从新冠疫苗上市以后，除有效性外，安全性也是公众非常关注的话题。比如，已上市的多个不同研发路线疫苗，有些人会问是不是某个疫苗副作用更小？而当朋友圈转发的文章说有人接种某个疫苗后出现某种疾病甚至死亡时，很多人也会问这是不是意味着疫苗不安全，会诱发疾病？ 对于疫苗这样一种侵入性的疾病预防手段，权威药品监管部门是如何断定疫苗的不良反应的？为什么会出现民众觉得是不良反应的疾病，科学家却说只是耦合？以及当面对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接种者、医疗机构、政府等各方该如何处理呢？ 1 临床试验中如何研究疫苗安全性？ 一个疫苗的安全性是有效性同样重要，甚至是在确认有效性前达标的安全性属于基本保障。目前的权威药品监管体系中，对于疫苗安全性的分析研究是被要求贯穿整个研发过程的。 常规来说，一个疫苗进入人体临床试验前，研发人员会用动物模型观察疫苗在动物中耐受的程度，为人体试验的安全性提供基础保障。而在后期不同阶段的人体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也是在不同层面去收集、完善疫苗的安全性数据。 例如，新冠疫苗和其它新药一样，整个临床试验从一期临床试验到三期临床试验分阶段开展，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设计，以对应该阶段最需收集的安全性信息。其中，一期临床试验阶段是疫苗第一次应用于人体，虽然有之前动物实验的安全性数据，但毕竟人与小鼠、恒河猴等实验动物在生理上有不小的差异。研究人员要考虑人体能不能耐受这个疫苗，因此一期临床试验往往要做多个剂量设计，从低剂量到高剂量，逐步确认低剂量可以耐受后再开始下一个剂量的测试。 以科兴新冠灭活疫苗的I/II期临床试验为例，设计测试了3微克与6微克两个剂量，研究人员发现，从免疫反应上来看，6微克组抗体滴度高于3微克组；而从不良反应上看，3微克组少于6微克组 [1]。最后，综合免疫反应与不良反应两方面的数据，科兴疫苗以3微克的剂量进入三期临床试验以及后续的上市实用。 又比如，辉瑞/BioNTech的新冠mRNA疫苗在早期实际上设计了两种疫苗 [2]，一种是以全长刺突蛋白为抗原的bnt162b2，另一种是以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为抗原的bnt162b1。两个疫苗都进入了一期临床试验，更早进入人体临床试验的bnt162b1总共做了10微克、20微克、30微克与100微克四个剂量的测试。结果发现，100微克剂量组在第一针后就有较多受试者出现高烧等不良反应，因此中止了这一剂量的试验。在此基础上，另一种疫苗——bnt162b2则只采用了10微克、20微克与30微克进行一期临床试验。试验结果比较后发现，bnt162b1和bnt162b2两个疫苗的免疫反应相近，而bnt162b2的不良反应更少。 综合这样的免疫反应与安全性数据，辉瑞/BioNTech最后选择了30微克的bnt162b2进行后续的三期临床试验。目前中国港澳台地区使用的复必泰就是这个疫苗。 观察科兴与辉瑞/BioNTech疫苗的一期临床试验，我们会发现每个剂量组的受试者人数往往只有十几人或几十人，因此这一阶段的安全性数据收集更多是着眼于不同剂量间的比较，确认人体能耐受的最高剂量大概是多少。而更详尽的安全性数据，如常见不良反应种类与发生率，需要通过规模更大、人数更多的三期临床试验来确定。 目前已上市的大多数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都招募了大量的受试者，不仅是为了通过比较疫苗接种组与安慰剂组间的新冠感染率来明确有效性，也是为了获得足够量的安全性数据。 例如，国药集团的两个灭活疫苗——北京生物与武汉生物均在阿联酋做的三期临床试验，共招募了超过46000名志愿者，两个疫苗组入组数都超过13000人，最终每个疫苗收集到的安全性数据也都超过13400人 [3]： 图1 国药灭活疫苗阿联酋三期临床试验招募人数与分组情况 | 图源[3] 正是由于足够多的志愿者参与，我们才能对疫苗的常见不良有很完善的认知。比如从三期临床试验的安全性数据看，两个国药灭活疫苗的不良反应分类中绝大部分都比较轻微，实际上发生率与仅用铝佐剂的安慰剂组类似： 图2 国药疫苗三期临床试验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 图源[3] 实际上，不仅仅是简单招募更多人以及在剂量选择上的循序渐进，为了更好地明确疫苗安全性，临床试验中对不良反应的跟踪分析还考虑了以下很多方面。 例如，从疫苗原理来看，发烧这样的不良反应是人体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后、可以预见的自然反应，与抗体滴度等体现免疫反应强弱的免疫原性相对，这类不良反应属于 “反应原性”。因此，在研发中，发烧等可预见或特别值得关注的不良反应会通过调查问卷等形式直接向受试者询问，也就是 “记录不良反应”（solicited adverse reaction）。这种主动询问可以更准确记录不良反应的具体情况。 另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是，跟踪疫苗安全性的时间维度该是什么样的？是应该跟踪接种后一个月还是一年？ 从疫苗的原理看，接种是刺激人体免疫反应，而人体形成免疫反应的时间是有规律的。比如，接种后一到两周我们就能观察到抗体形成。 因此，如果疫苗导致了异常的免疫反应，也会符合同样的时间规律，即会在接种后一段时间内而不会是很多年以后出现症状。根据各种疫苗积累的研发经验来看，不良反应主要发生在接种后两个月内。 因此，像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安全性数据标准是三期临床试验中位跟踪时间至少两个月，比一般疫苗获得正式授权需要的半年跟踪时间更短，但仍能在安全性上有超过两个月的跟踪保障 [4]。 2 疫苗上市后会作安全性跟踪 虽然疫苗的临床试验提供了大量的安全性数据，但即便是大规模的三期临床试验，实际接种疫苗的志愿者往往也只有一到两万人。 万人级别的临床试验安全性数据对于监测常见不良反应非常充分，可对药物的罕见不良反应观察——那些发生率低于千分之一的不良反应 [5]，却会捉襟见肘。 临床试验中监测罕见不良反应的困难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当不良反应发生率太低，在一两万规模的接种者中可能根本观察不到。例如，新冠mRNA疫苗在极罕见的情况下会导致心肌炎的发生，可是由于发生率太低，无论是辉瑞/BioNTech还是莫德纳（Moderna），在两个疫苗的临床试验均未能发现 [6-7]。 第二个方面是即使罕见不良反应在临床试验里被监测到了，可由于病例非常少，往往没法判断是偶然发生还是确实由于疫苗接种导致。例如，在强生腺病毒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中，实际上发生了一起伴随血小板下降血栓的不良反应 [8]。但由于仅有一例报告，又属于血栓这一大类疾病，而血栓大类的不良反应则无论疫苗组还是安慰剂组都发生多例，整体发生率也在自然背景的范围。因此，研究人员无法就此明确推断这一例伴随血小板下降的血栓不良反应是疫苗导致。 但到了现在，我们却已经明确了新冠mRNA疫苗可能导致心肌炎，强生与牛津大学/阿斯利康的两种腺病毒新冠疫苗都可能导致伴随血小板下降的血栓。 心肌炎和严重血栓这两种不良反应在不同年龄段、性别的发生率也已经有了研究数据，而这些都是通过疫苗上市后的安全性跟踪完成的。 疫苗上市后安全性的追踪包括罕见不良反应的监测是由政府监管部门、疫苗研发方等多方共同完成，其中包含多个不同的监测系统，既独立运作又互相协助。 从疫苗研发方的角度，药企对上市的疫苗与其它药物一样，需要做药物安全警戒工作，也就是不断收集各种与药物安全性相关的报告。药物安全警戒如何做，不是疫苗上市后才决定的，而是在上市审核的过程中就与药品监管结构协商确立。比如哪些不良事件需要特别关注，以及相关数据以什么样的频率报告给药品监管机构，这些都是在疫苗上市前就需要确立的。 药企在新冠疫苗上市后做的药物安全警戒工作可以举一个例子：前段时间一些反疫苗组织大肆宣称的 “辉瑞文件”。实际上，这些文件正是辉瑞公司在辉瑞/BioNTech的mRNA新冠疫苗上市后做的药物安全警戒工作里收集到的数据。内容包括了各种接种后不良事件的汇总，但并未显示任何不良事件超出自然背景，也就是说显示疫苗是安全的，上市后未出现新的罕见不良反应 [9]。 追踪疫苗的安全不仅是药企的工作，政府监管机构也有责任。以美国为例，FDA会监督药企药物安全警戒工作，与此同时，美国疾控中心（CDC）也有多个独立的疫苗安全性跟踪系统。 ...

一 这件事性质要多严重有多严重，情节要多恶劣有多恶劣。难怪昨天连上七个热搜：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孩子是国家民族的希望。教材出问题，那是最不可容忍，不能原谅的。 看看网民从这些插画中发现了什么？兔女郎、纹身、性暗示、星条旗服饰、错五星……这哪是审美标准问题？也不是人教社回应的什么“画法画风”问题，更不可能用失误解释这么多性质如此严重的问题集中出现。 这是一次典型的意识形态渗透，直接渗透到了我们孩子的教材，而且是以最肆无忌惮、以最没有底线的方式，把那么多令人不齿的内容，直接渗透到一个国家价值观塑造系统最核心的教材，渗透对象还是最缺乏辨别力和判断力的小学生。他们连我们的孩子都不放过。 教材出问题，影响的是亿万学生，他们是祖国的未来。从他们进入学校开始，他们的价值观和性格塑造，就跟课本产生了最直接的联系。 带着这么多严重问题的插画，竟然能够通过理应最严格的教材审核程序。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就是发生了。而且，问题插画教材，从一年级涵盖到六年级，于2012年或2013年审定后，一直用到今年才发现插图的问题。 九年时间啊，这些插画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多少学生，想想就脊背发凉。 二 教材出问题，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最晚从2005年开始，中小学教材就多次成为社会争议不断的热点。 2005年，《狼牙山五壮士》从上海二期课语文教材和人教版的语文新课本删除，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论。对此，上海市教材编写组主编徐根荣是这么回应的，“把《狼牙山五壮士》从新课本中删除也是现代社会的需要。”“《狼牙山五壮士》所反映的时代与现代社会从时间上来说也存在距离，学生的生活环境与那个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文章也越来越难勾起年轻的老师们的共鸣。”人民教育出版社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回应是，《狼牙山五壮士》并没有从课本中删除掉，只是从小学五年级课本调整到四年级自读课本了。 2006到2007年的人教版语文课本，又有一批红色经典退出。其中，就包括影响了多少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对于这篇文章被删除，“凤凰网”以“令狐补充”为作者写了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撤出课本是明智之举》进行辩护，“这篇文章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宣教的产物，有着深刻浅显的时代的烙印”“这是一篇煽情和滥情之作。”“继续向青少年灌输陈旧过时的“革命英雄主义”，……对孩子们的心智发育难免有负面影响。” 2009年人教版新教材，删除的不只是红色经典，鲁迅的文章数量也在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多篇作品不见了。由此，“鲁迅作品淡出教材”的争论不下，还成为2013年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报刊社等单位发起，评出的“十大语文教育热点”。 2009年两会，政协委员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建议红色经典回归课本：“还记得《朱德的扁担》吗？这曾经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课文；曾经教育了很多人的《星火燎原》丛书，曾经有36篇文章被选入中小学课本，但目前只留有《飞夺泸定桥》一篇在教辅教材里……” 红色经典从课本消失，与当时中国舆论界思想界甚嚣尘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形成了呼应。 最近十年，随着中国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力度加大和最高层的重视，教育界也开始强化革命传统教育，2018年，《狼牙山五壮士》、《朱德的扁担》、《小英雄雨来》、《黄继光》、《王二小》、《为人民服务》等一批红色经典回到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 2021年，《谁是最可爱的人》出现在全国统一使用教材语文七年级下册。 《狼牙山五壮士》从消失到回归课本用了九年的时间，《谁是最可爱的人》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但教材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彻底解决。2019年，有网友发现，小学语文课本里面的外国人形象比重很大，而且，外国人的插画形象往往是正面的，而负面的内容则更多与中国人的形象相联系。有人以小学二年级上学期语文课本为例：“第7课《一分钟》元元同学贪睡迟到，插画是中国的孩子形象。第14课《我要的是葫芦》，讲中国古代人比较笨。第19课《蓝色的树叶》，通过中国小朋友画画的故事，暗示中国人小气。第22课《窗前的气球》，一个外国小朋友生病，同学们来看他，给他升了个气球，让人感觉到外国小朋友很有爱。”（内容参考《为什么教科书的老外那么多，貌似那都比华人形象好呢》，下同） “小学二年级下学期课本，《动手做做看》讲英国佬怎么有求知欲，《爱迪生救妈妈》讲美国佬怎么聪明，故事还是假的。《画鸡蛋》讲了意大利佬怎么刻苦学习。《寓言两则》里面的拔苗助长和守株待兔，都是中国人的形象。” 网友总结，讲中国人缺点的一大堆，讲外国人缺点的，一个都没有。 三 以前社会更多关注语文教材，没想到，他们连数学教材都没有被放过。以前更关注课文内容，没想到插画也被人家盯上了。 这次的教材插画问题，性质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严重。这一次不但是在体制层面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人种自我贬低，而且，还有性暗示、性暴露这样严重违反道德底线的问题。 教材出问题，影响的是亿万学生。尤其对处于儿童时代的学生，课本的影响会持续终生。 我个人到现在还清晰记得我小学第一节课的内容和插画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虽然记忆力随着年龄会减退，但小学课本很多经典的插画和内容，记忆至今都不模糊。对于国家的最初认知，国家认同、制度认同就是从课文开始的。一个细节，都会是终生的记忆。 台湾和香港的教科书问题，给当地青年的三观塑造形成了多么可怕的影响，这方面的教训太多。 上世纪80年代，一股去革命化、告别崇高的思潮，席卷了大陆，影响了几代人，以至于产生了很多崇洋媚外的文化和知识“精英”。他们受西方影响，不但否定我们的制度，贬低我们的文化，而且作为黄种人，竟然有一些人接受并信奉“白人至上主义”。 这些因素在这次插画事件中都能找到。比如，对国旗故意画错，带着红领巾的小孩带着诡异的笑容、身着星条旗服饰的孩子……有的人还从中发现了一些特殊的军事符号元素： 四 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给人教社数学教材配了这样的插画，绝对不是什么审美标准问题。吴勇本人曾作为导师，指导汕头大学的学生写了一篇硕士论文《人教社小学数学教材插图设计探究》，其中有一句话，可以解释插画问题的思想意识根源：“ 相比起美国、日本的小学数学教材插图设计而言还落后很多，不是因为我们的插图设计者绘制不出高质量的教材插图，这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制度。” 好家伙，这要没有制度约束，他还能把教材插画画成什么样？ 公开资料显示，吴勇，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创始人，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 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 装潢系书籍装帧专业。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美编室副主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地区）艺术顾问。曾在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专业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万能的网友还找到了1999年1月的一份采访记录，发现吴勇1998年从中青社“下海”办工作室的一年内，就拿到了瑞士诺华公司、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订单，成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顾问。 一个初创的工作室，这么快就得到国际机构的青睐，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明德等博主还扒出了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设计师吕旻的背景。他的父亲吕敬人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有人称他为书籍设计的“泰山北斗”。吕敬人和吴勇都曾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1996年，吕敬人和吴勇以及其他二人，还共同举办了“书籍设计四人展”，吕敬人和吴勇后来都成立了工作室。 吕敬人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身份：统编教材的艺术设计总顾问。在一次采访中，吕敬人说了这么一番话：“审美文化是从哪儿开始的，实际是从小孩开始的，但是我看到了现在的教材，它的审美就相对欠缺一些，所以征得人民教育出版社他们的信任，我参与到十三五的中小学教材的工作。” 吕敬人从2011年接手统编教材的设计工作，一共做了十年。他自称，最初的时候，是他“召集了国内设计界很优秀的一批设计人才，比如赵晓翔、吴勇……” 事情就很清楚了。这些问题插画虽然是吴勇工作室出品，但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吕敬人。 作为艺术设计总顾问的吕敬人，很清楚审美是从小孩开始的。所以，他在担任艺术设计总顾问的小学总编教材编写过程中，他的前同事吴勇创办的工作室，不但得到了为教材创作插画的机会，还顺利通过了教材的审核。 教材插画审核的关键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吕敬人。 网民一直奇怪，为什么问题插画能够通过审查，现在答案有了：创造插画和负责审查的关键人物都是自己人。 可见，吴勇工作室的插画符合吕敬人要给中国孩子传播的审美标准。按常理，这么重要的插画，从开始策划就不太可没有吕敬人的作用。何况，设计师团队里就有他的儿子吕旻。 吕敬人还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教材插画存在不同的声音，但他坚持了自己的观念。吴勇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取向，应该受吕敬人的影响，至少他们之间不会因此有什么冲突。吴勇指导的那篇以“人教社小学数学教材插画”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 ，也对自己插画很肯定，称“更显活泼，更符合儿童气质 ”，“画面精美程度媲美商业绘本”。 教育事关一个民族的前途和未来，教材的意识形态安全系数等级应该是最高的。 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强调这么多年了，意识形态守土有责的责任机制也应该建立起来了，但还是在最不应该发生的教材问题上，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由此，可见作为意识形态的教育系统，被渗透到多么严重。 其实更早一些时候，就有参与教材编写的人，暴露了严重的立场和三观问题。 温立三，1995年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语文课程研究和教材编写工作，2006年前后，温立三曾任人教社中学语文室副主任，主编过多套中学语文教材。后来又被安排到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又被安排回到小学语文课本的编写。 温立三的三观那可真称得上五毒俱全。 他不但极端仇视伟人，仇视新中国的制度，还极力贬低中华民族。对西方制度和文明极度崇拜。他说中华民族是“毫无希望的垃圾民族”，“野蛮落后的民族”，“最善于自轻自贱的民族”；汉族是“目前世界上最肮脏”、“素质最低”、“人品最恶劣的民族”；他想到美国，感觉中华民族“不配在这个地球上存在”；他称“是西方文明改变了中国，我们却不知感恩”，侵略者是“文明的播种者”。 更可笑的是，他多年参与语文教材的编写，自己却对中国语言文字都极为排斥：“汉语让我终身陷于文化泥潭无法走向外面世界。”“语言也是一个民族的道路，民族的命运。被地球上最先进的文明教化过的亚非拉落后民族，几乎全都走上了民主宪政的道路。语言在其中立了大功。” 就这样的一个对祖国语言文字恨之入骨，居然多年参与、负责参与语文教材编写多年。 五 意识形态阵地，守土有责。最不应该失守的就是教材。 ...

教育决定的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决定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主权的归属、方向和为谁服务的问题。 医疗决定的是中华民族的体质，决定了中华民族在繁衍生息主权上的根本保障。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两项在于此，民族的体质和民族的素质，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两项主权的公有化和公益化，不能把民族的体质和素质推向市场，建设所谓的产业化。一旦产业化，意味着民族的体质和素质问题，将被金钱所量化。 我们时常认为“经济”这个词汇，代表着高大上，只要谈到经济，就会联想到贸易、自由和全球化，好像不谈经济的人不足以显示自身的格调。 但是，在中华文化的语境里，把“经济”仅仅定义为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是对这个词汇的降维。 因为在中华文化真正的语境里，“经济”意味着经世济民。 经世济民，是所有中国有识之士的远大抱负，是所有中国人为了民族繁荣、国家富强而为之肝脑涂地的伟大事业，是所有圣贤为了经天纬地而呕心沥血的宏伟篇章。 因为经世济民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 如此对比，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在维度上跟经世济民的本质相差甚远。也就是说，我们在经济这个维度上可能丧失了方向和初心，这个方向就是百姓的安居乐业，这个初心就是治国平天下。 既然教育和医疗不能产业化，那么教育和医疗可以公有化吗？ 这个问题简直太简单了，当前就有一个最好的例子足以说明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真正的公有化。 既然核酸检测和接种疫苗可以实现免费，为什么医疗就不能实现免费呢？为什么教育也不能实现免费呢？ 显然，教育和医疗公有化是可以做得到的。 民族的教育和医疗的主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不能把教育和医疗推向市场，更不能使之形成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的结果就是学区房、昂贵的私立学校和教育军备竞赛。带来的恶果就是阶级固化，那些无法通过金钱获取额外的教育机会的穷人，在教育方面将会比那些拥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的富人更欠缺，最终导致阶级固化越来越严重。 教育除了公有化和公益化之外，更要保障所有中国人都享有教育的公平原则。教育公平，才能最大限度保障穷人获得教育的机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教育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 教育产业化也会变相腐蚀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初心，导致部分老师掉进钱袋子里。因为教育的本质是为了民族的素质，是要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接班人。教育产业化带来的恶果是，老师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一份简单的工作，是为了获得报酬，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去完成。 最严重的是，教育产业化导致公办学校主动丧失教育主导权，把一些本应该在学校里传授的知识，让渡给社会的补习班，变相把学生推向社会，让补习机构吃下这一块大蛋糕，继续完成对学生的教育。 这个教育产业化利益集团一旦形成，想要让这个利益集团把吃到肚子里的蛋糕吐出来，简直与虎谋皮。 我们接着说医疗不能产业化的事。 “手术室里全是钱”绝对是今年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言论之一。 在古代，传统中医药店都会挂一副对联：但愿世间人无病，宁可架上药生尘。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思想，原因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自天道，天道的根本就是天下为公。 这个思想作用在中医身上，就是悬壶济世。可见我们的传统中医，初心也是为了经世济民，要让天下变得更好太平，要让百姓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悬壶济世与经世济民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一个是让人的身体回归健康，一个是让民族和国家回归天平盛世的状态，虽然标的物不一样，但是目的都是一样，可谓殊途同归。 这就是中华文化始终把人放在第一位的体现，我们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人民，都是服务于民族，经济、政治、贸易、金融、军事、舆论等等，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的更美好。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人才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人才是一切的根本，只要有了人就可以创造任何奇迹。人要成为主人，要役物，而不是役于物，这是根本问题。 现在，东莞康华医院竟挂上“手术室里全是钱”的横幅，让人大跌眼镜，痛心疾首。 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 2018年4月10日，世界着名投资银行高盛的一份研究调查报告，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高盛分析师认为，基因疗法可能成为一次性治愈慢性疾病的治疗方法，然而快速甚至是一次性治愈患者的商业模式并不利于长期利润。 这种赤裸裸的言论，已经不是令人毛骨悚然这么简单，而是要吃人，通过医疗产业化来吃人。 这就太讽刺了，医疗明明是为了救人，在这些试图将医疗产业化的资本家眼里，却成了吃人的恶魔。 从救人到吃人，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根本原因就是一个是为了生命，一个是为了利润。利润，也就是实现经济效益，恰好是市场化所追逐的根源。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说的不能产业化并不是说不能收费，而是指不能把教育和医疗推向市场、推向资本，应该由国家来领导，由全民公平地获得教育和医疗机会。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民族的思想和民族的体质，只有把这两大重点由国家统筹规划，杜绝资本的渗透和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才会更快的来到。

近日，英国、美国、加拿大、葡萄牙、西班牙、瑞典、意大利等多国报告新增猴痘确诊或疑似病例，美欧正在对此开展调查，并订购疫苗用以预防。 据悉，猴痘病毒是人类天花病毒的“近亲”，但猴痘感染症状较轻，天花疫苗也可预防猴痘，有效率在85%左右。上世纪70年代首次出现首例人感染猴痘病例以来，猴痘病毒主要在非洲中西部传播，其他地区患者通常有非洲中西部旅行史。本次全球多国出现的猴痘病例大多没有去过非洲，也没有接触过来自非洲的动物。 2022 年 5 月，全球共有100多起感染病例，其中大部分在欧洲（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 猴痘是一种由猴痘病毒引起的疾病，猴痘病毒是一种与人天花病毒天花同属的病毒。猴痘是一种人畜共患病，之前有零星暴发的记录，具有中度的人际传播、呼吸道传播和接触传播，包括性传播。临床模式与 1979 年根除的天花相似，但病情较轻。 这类天花患者的主要症状是： 溃疡性病变 皮疹 淋巴结增大 发烧 头痛 肌肉疼痛 疲劳 据CDC介绍，猴痘感染后存在约7至14天的潜伏期。最初的症状通常类似于流感，如发烧、寒颤、疲惫、头痛和肌肉无力，而后淋巴结开始肿大，这是“将猴痘感染与天花区分开来的一个特征”。“治疗通常是支持性的，因为没有特定的药物可用。但有疫苗可以用来预防。”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国际公共卫生教授吉米·惠特沃斯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据报道，多名专家称猴痘病毒的传播需要与感染者密切接触。“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主要通过大的呼吸道飞沫发生，而且由于这种飞沫通常只传播几英尺，因此需要长时间的面对面接触（才可能感染）。”CDC称，普通家用消毒剂可以杀死猴痘病毒。

俞敏洪在直播对话心理学教授彭凯平时表示，实际上现在人的退身之所变少了，甚至没有了。现在城市的孩子，如果失业了或者找不到工作，他们立刻连房子都没了，因为很多人没有房子，租房子住。即使回到家乡，可能在家乡也没什么资源的。很多人只能往前进，没有退身之所，这对他们造成了心理上的严重不安全感和伤害。他还说到人脉关系就是财富。 在中国，如果完全没有人脉，一切凭着公事公办的方式想把事情做成，难度是比较大的。 Your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the video element. 俞敏洪的这段话，讲得还是挺实在的。 其实吧，中国现在之所以很少见到流浪汉，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没有完全完成，且城市化的时间比较短。等到全部完成且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后，中国的城市中也可能会出现流浪汉。 我们现在有时嘲笑美国那边有流浪汉，个人觉得是一种“短视”。 所谓“短视”，是指很多人没有认真思考过，为什么美国那边有流浪汉。 试想一下，当你没有农村的房屋和土地，且由于失业导致还不上房贷，房子被银行收走后，请问你住在哪儿？ 中国的城市中，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出现流浪汉，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住在城市里的很多人，在农村还有根基。虽然很多年轻人在城市里工作，但是父母可能在农村，或者说，在农村里还有住的地方。 在最不济的情况下，还可以回到乡下待着。 可是，再过两代、三代后，当很多人在农村没有房子，没有根基后，一旦城市里没有住的地方后，这些人则只能睡大街。 大规模城市化和大规模房贷提前消费后，会带来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即整个社会层面无法承受较高的失业率。因为一旦失业率上升，则意味着可能有相当部分的群体，还不上房贷，可能没有地方居住。 对于这些人而言，基本属于灾难性的后果。 当你在城市里的住房被收走后，人生基本坍塌，生活基本失意，有些人还可能家庭破碎。 当这部分群体数量足够庞大时，我觉得中国的体制无法承受这种后果。 总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只要沿着西方的经济规律走，西方走过的老路，在很多方面，我们可能都会走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