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352场瘟疫，中医从未缺席
据天津中医药大学的王玉兴教授2003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疫情年表》统计，从公元前243年到公元1911年的2154年里，中国共发生有史可查的瘟疫352场。在战胜历史上为数众多的大规模瘟疫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医学没有一次缺席。 那些悬壶济世的医生，古往今来均为世人所景仰，人们尊称他们为“郎中”“大夫”(古代官职名称);对于拯救苍生的“大医”，老百姓敬他们为“医圣”“药王”，世世代代感念其恩德。 文 | 陈忠海 本文为了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了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1 第一位“坐堂医”，衙门里看病 东汉末年，时局动荡，战乱频发。 旱灾、蝗灾、地震接踵袭来。 瘟疫一触而发。 157年(汉桓帝永寿三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全国人口总数为5648.6万;到了280年(晋武帝太康元年)，一百余年间，人口跌至1616.3万，简直可以说是“断崖式”下降。 人口锐减的最重要原因就是频繁发生的瘟疫。 仅在公元196年—220年(汉献帝建安年间)，有史可查的大规模瘟疫就发生了5次： *196年(建安元年)，北方大面积爆发瘟疫; *208年(建安十三年)，曹操征荆州遇瘟疫，“吏士多死”; *215年(建安二十年)，孙权征合肥遇瘟疫，“吴疾疫”; *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江淮流域大疫; *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江东地区大疫。 当时，南阳郡涅阳县(今属河南省邓州市)有一个张姓家族，全族总人口有200多，从建安初年开始，不到10年，2/3的人身亡，其中死于传染病伤寒的占70%。 将上面这件事记录下来的是这个家族里一名叫张机的人。 张机，字仲景。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注：出自《伤寒杂病论序》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瘟疫是各种传染性疾病的总称，人们称这种病为“温病”“热病”“伤寒”。 张仲景原本已被举为孝廉，仕途前景一片光明。孝廉是汉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通过察举，推荐在孝与廉方面表现突出的人来做官。这个名额相当宝贵，20万人口以上的郡国每年只能推荐1人，20万人口以下的每2年推荐1人，全国每年只有数十人有幸得到这个机会。 然而，目睹身边的人连遭不幸，张仲景立志从医，拜本郡名医张伯祖为师，没日没夜地刻苦钻研医术。 他在医学方面展露出惊人的天赋，医术逐渐超过了老师。他的主攻方向就是瘟疫，取得了许多诊断和治疗的经验。 注：出自《襄阳府志》 “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一个人本事再大，在大规模疫病面前也是杯水车薪，懂得瘟疫防控与治疗的医生越多，老百姓的生命才越有保障。为此，张仲景撰写了《伤寒杂病论》一书，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 他将各种“伤寒”分为6大病种，并根据其临床上的不同表现再逐一细分，针对每种病分别给出治疗手段和药方。 《伤寒杂病论》中载有方剂113个，张仲景的另一部医学着作《金匮要略》中载有方剂262个，除去两书重复，实收方剂269个，有些至今还在被人们所使用。 比如： 白头翁汤：治疗痢疾; 白虎汤：治疗乙型脑炎; 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肺炎; 大黄牡丹皮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 茵陈蒿汤：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 乌梅丸：治疗胆道蛔虫症; 炙甘草汤：治疗心律不齐; …… 不仅如此，《伤寒杂病论》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制定了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这种先“辨证”再“施治”的方法一直被后世中医所推崇。 更值得后人钦佩的是，在担任长沙郡太守(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期间，张市长每天要处理很多公务，忙得不可开交，即便如此，他仍坚持给百姓看病。 平时还好，瘟疫流行时，大量染病的老百姓就医无门，张仲景想了个办法——每个月留出固定时间，官府衙门不处理其它公务，让百姓们进来看病，诊断、治疗的地方就设在官府大堂上。 张仲景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坐堂医”。 2 首部“抗疫手册”，老百姓的救命书 晋朝有一位着名医学家，名叫葛洪。 他13岁丧父，家境贫寒，早早扛起了养家的担子。可贵的是，在困境中葛洪也没有放弃学习，他用砍柴所得换回纸笔，一有时间就学习，尤其精研医术，常至深夜。 乡人称他为“抱朴之士”——坚守初心、怀抱纯朴、不受制于物欲的人。葛洪遂以“抱朴子”为名号。 在葛洪的一生中，有多次仕晋机会，本可以当很大的官，但是，葛洪潜心悬壶济世、无意于官场。在行医过程中，他接触到大量身染“急病”的百姓。 注：“急病”也是当时人们对瘟疫的一种叫法。 人们对这些汹汹来袭的传染病非常恐惧，称之为“天刑病”，认为这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 葛洪不以为然——生病跟鬼神有什么关系？是因为中了外界的毒气！民间急需解毒救命的药方！ 这位医生不仅研发出对症的良药，还处处设身处地地为贫苦的老百姓着想。比如： 考虑到普通人吃不起珍贵又稀罕的药材，他精心挑选出许多容易找到、价钱不贵的药材来治疗“急病”; 考虑到大众文化程度，他写药方和疗法从不故弄玄虚，都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写下来，成就了着名的医学着作——《肘后备急方》。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 “肘后”，意为可以常常备在肘后，随手可以拿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抗疫应急手册”，它改变了之前那些救急药方不易懂、药难找、价钱贵的弊病，成为老百姓的“救命书”。 书中记述了当时较为流行的各种急性病症的治疗方法，其中对天花、恙虫病、脚气病以及恙螨等的描述均属首创。 书中还给出了治疗狂犬病的方法，其中之一是杀掉咬人的狂犬，取出脑浆敷在患者被咬的地方。 注：出自《肘后备急方》 “乃杀所咬之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 这是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办法，为了不患上某种同样的疫病，人们用捣碎、研磨等物理办法把发病个体的组织、脏器等制成“药物”，其作用相当于原始疫苗。 大约1500年以后，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在受感染动物的脑组织和脊髓中存在大量病毒，将其接种到兔子的脑中，终于研制出狂犬病疫苗。 3 救命药方，为何刻在石碑上？ 被后世尊为“药王”的孙思邈，少时喜欢读书，涉猎广博且天赋极高，7岁能识1000多字，在那个时候十分了不起，又能背诵许多典籍，被人称为“圣童”。20岁时能畅谈老子、庄子学说，精通道家经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