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

春季学期断断续续看了几本闲书，其中值得隆重推荐的就是这本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写的《传统的发明》。霍布斯鲍姆的切入视角是一个常见的文化现象：传统。对于传统好像每个人都知道，可如果一旦追问起来又会让人迅速陷入不可知状态的问题。所以能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深刻的问题，这才是学术大师功力的体现。我一直坚信传统是文化的铠甲与社会认同的黏合剂，因此，不妨沿着这本书提供的视角继续追踪下去，看看我们能否发现点什么。 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很明确：我们遇到的很多传统，其实都很年轻，也就是最近一两个世纪内创造出来的，他甚至认为欧洲在1870-1914年间是大规模生产传统的一段时期，而真正历史久远的传统其实并不太多。比如公众比较熟悉的苏格兰高地的传统：穿着具有民族特色的格子呢做的苏格兰褶裙以及演奏的风笛等，它们在17世纪后半期还不存在，那是18世纪后才开始逐渐出现的，这就是典型的传统的发明。按照修?特雷弗-罗珀的考证：如果高地服装在1715年叛乱之后就被禁止，而不是1745年之后才被禁止，那么现在被视为苏格兰古代传统之一的苏格兰褶裙很可能就不会出现。到1746年苏格兰褶裙完全形成，在议会法案中被清晰地命名，现在普遍认为它的发明者是英国贵格会教徒兼企业家托马斯·罗林森（Thomas Rawlinson)。 苏格兰传统的褶裙与风笛 借着霍布斯鲍姆的话题，我们不妨进一步探究关于传统的两个问题：第一，人类社会的传统到底有什么作用？第二，为什么人类族群要不断地发明新传统？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传统相当于一个族群的生活范式，它包含一系列被认可与接受的习俗、规则、制度与仪式等，通过传统可以实现族群内的团结、合作、认同与秩序，以及更为深远的是通过传统这个生活范式为族群提供稳定的意义供给系统。任何传统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缓慢形成的，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成为一种独特文化的表征，这种表征在与其他族群传统相遇的时候，就成为一种文化的铠甲，防止被其他族群的传统所替代或者同化，以此为族群提供一种稳定的社会身份与文化认同。这里暗含一个不易觉察的趋势：一旦传统形成所依赖的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么基于原有条件所形成的传统就会面临崩塌与解体的风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曾拥有的许多传统在新环境下都纷纷瓦解或奔溃的原因。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以传统为代表的生活范式的规训作用，它如黏合剂一般把区域内每个个体用可见的仪式或符号胶水粘连起来，如果旧的传统崩塌了，那么特定族群一定会发明新的传统来弥补生活范式的真空状态，否则族群就会面临解体的风险，这就是发明新传统的内在机制。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 明确“被发明的传统”的含义，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它是指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其次，在科技时代，一切知识与传统的新陈代谢速度都在加快，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传统在快速消失，而一些新传统在快速涌现。传统更迭的边界条件是：特定时代的净传统总量（消失的与新发明的）要能够满足那个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最低需求量，不足则会出现社会解体现象，新传统太多（发明过量）会稀释所有传统的功能与价值；新传统太少，族群的凝聚力与认同会出现与时代脱节问题，成为时代的文化异类。 人们的精神需求与认同感是刚需，如果出现不足，就意味着人类必须发明新的传统来填补这个空缺，这就是传统的发明产生的最基本原因。据笔者观察，只有那些与人类的基本需求与终极关怀有关的传统具有抗衰变性并会长期存在，其他传统的生命周期在科技时代会变得越来越短，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发明的频率会越来越高。就中国文化中的四大传统节日来说，比如春节（意味着团聚）、清明节（祭奠先人）、端午节（娱乐）、中秋节（祭月、思念等），其所蕴含的主旨与中国人的基本精神需求有关，可以预言其仍会长期存在，但是它们的一些原初内容会被新内容替换，这些新内容一定是与时代相契合的。毕竟这些节日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表征，它如铠甲一般为个体抵御外部文化的侵蚀提供一种坚固的保障，同时，这些传统也在时时刻刻塑造中华儿女的身份认同，试想，如果这些传统都瓦解了，我们如何在群体中形成具有高度凝结力的认同感呢？我们又如何为每一个人提供让心灵安宁的精神家园和骄傲呢？反观近年来我们新发明的一些传统为何效果不理想？如教师节、植树节等，究其原因在于与历史的连续性较低，从而无法获得来自历史所赋予的合法性，再加上新传统的仪式与符号的展示力度严重偏低，从而导致新发明的传统的功能有待提高。 在全球化时代，除了可见的经济全球化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不可见的观念与思想的全球化，而观念与思想的全球化必然会对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下的诸多民族传统造成强烈冲击：强势文化会对弱势文化下的传统形成严重的挑战，甚至解构弱势文化中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也要创新，诚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文化竞争的舞台上，没有同情的选项，弱势文化没有天生的赦免权。发明新传统恰恰是树立文化自信的一种有效路径，但是如何发明传统却是一件技术活，它需要对特定时代族群的精神需求有精准的诊断，如果新发明的传统无法满足原有文化框架下族群的新需求，就会带来族群认同的混乱与失序，从当今世界的变化中可以清晰看到这种改变带来的麻烦问题。中国文化同样面临这种挑战，毕竟中国传统文化的硬核不硬，在全球化时代会面临强势文化之传统的侵蚀与挑战，如近年来管理部门对来自西方的洋节如圣诞节的纠结心理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如何应对这种危机呢？笔者认为正确的路径只有一条：在开放包容中完善与丰富自己，而不是故步自封，闭门造车，这才是文化范式进步所需要的基本逻辑。 本文作者：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李侠

有人说，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事实之一就是中国工业化了。 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事实之一就是中国也工业化了。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事实，我们绝大部分知识界的人士是忽略的。制造业，我认为是全部现代文明的力量来源。有强大的制造业一定有强大的军事；有强大的军事，才有资格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工业GDP才是最实在的，最能反应一个国家的实力：第一产业，农业，占各国的GDP比例非常低，几乎可以忽略；第三产业，服务业，输出的是服务，没有产生实质性的财富（比如，我给你按摩一小时，你给我100元的服务费，没有产生商品）。 工业，不仅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它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没有工业，你的家里就不会有电视、电脑、手机、空调…… 1949年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但是仅仅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工业化呢？ 下面我们就进入正题，从宏观上，深入的和大家分析这个问题。 想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先了解另外一个词：去工业化。 “去工业化”是一个成熟的工业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会懂了。 比如，现在中国人需要大量的房子，建立了很多很多的钢铁厂。但是，随着大家逐渐的都有房子了，对钢铁的需求开始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多的钢铁厂怎么办？ 这个时候，主要有三种办法：转型、出口和产业转移。 下面我们重点和大家讲述下“出口”。 第一，破产转型； 由于钢铁的需求量大幅度的下降，钢铁企业普遍处于亏损或停产状态，一些实力比较弱、技术比较差的钢铁厂只能倒闭，最终存活下来的只能是少部分。 但是，对于很多钢铁厂来说，他们是不愿意就这么破产的，要是公司破产了，那么他们多年来积累的技术、经验、商业关系、人脉等就都浪费了。 另外，如果企业大量破产，大量工人就会失业，国家就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无论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必然要想办法加强对外出口。 第二，加强出口； 假设，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有房子了，对钢铁的需求大幅度下降了，但是我们周边的国家，比如朝鲜、老挝、缅甸等国家的很多老百姓还住在茅草房里面。 如果我们可以加大向他们出口钢铁的话，那么不但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能提高那些国家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但是，想要对外出口是不容易的，因为其它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钢铁产业必然会对你征收高额的关税。 比如，朝鲜也有自己的钢铁厂，但是他们的钢铁厂可能比较落后，能耗比较大，成本比较高，如果他们向我们开放市场的话，他们的钢铁厂就会倒闭。一旦他们的钢铁厂都倒闭以后，所有的钢铁都从中国进口的话，那么不但本国人会大量失业，而且会威胁到国家安全——飞机、大炮、坦克等都需要用到钢铁，一旦形势有变，如果中国停止出口钢铁的话，那么国防就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问题。 当一个国家工业化到达顶峰以后，国内需求大幅度下降的时候，为了保证自己的经济不出问题，就必须要加强对外出口。但是，由于关税的存在，那些优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就必须强行打开其它国家的市场。 中国在近现代遭受了“百年屈辱”，被迫与列强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而这些条约里面几乎都有“向列强开放市场”的条款。 比如，1840-1842年期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被迫签订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在这个条约中，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内容主要有两点： 一是清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 二是废除清政府原有的贸易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需与英国商定。 比如，1844年，美国逼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又称《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主要内容为美国在通商、外交等方面，享有与英国同等的权利。 条约明确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率变更，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 此外，条约还同样规定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如中国日后给他国以某种优惠，美国应一体均沾。 比如，1844年中国被迫和法国签订《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永久居住，中国将来如改变海关税则，应与法国“会同议允后，方可酌改”和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 比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规定：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些不平等条约， 几乎每个不平等条约里面都有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条款。 二战以后，由于文明的进步、核武器的出现和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通过武力打开别国市场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这个时候怎么办？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由美国主导的，主要针对的就是各国的关税问题。 美国为什么要主导全球化？ 其实道理非常的简单：在二战的过程中，美国的工业飞速的发展，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必须要加大出口。否则，经济就会停滞，大量的工人将失业，国家就会不稳定。 但是，其它国家都有贸易保护，美国的商品无法进入这些国家，怎么办？ 所以，它只能和其它国家商量，彼此放开市场。 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是不能对等开放市场的，否则弱的一方就会成为强的一方商品倾销地。 这句话可能一般人还是很难理解的，我们继续给大家举例。 比如，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工业，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完全开放市场的话，那么外国的商品就会占领中国市场，中国永远无法发展自己的工业。 中国的工业发展不起来，那么就只能从事农业，而中国的人口多、地少，所以注定要一直穷下去，永无翻身之日——中国每人平均只有两亩地，你依靠种这两亩地就想买房、买车等，那不是痴人说梦吗？ 后来，毛主席通过抗美援朝战争从苏联获得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叫做“156项工程”；再后来，苏联野心不断扩大，想要控制中国，毛主席为了制衡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战略转向了美国，又从美国获得一套工业体系，叫做“43方案”。 “156项工程”和“43方案”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基础。 但是，中国从苏联和美国获得的这两套工业体系是比较落后的，依旧无法和其它国家竞争——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最先进的技术都没有给中国。 欧美等发达国家非但没有把先进的技术给我们，而且对我们实施了长期的技术封锁。 比如，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等17个国家秘密成立了一个叫做“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组织，简称“巴统”。 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 这个组织直到1994年才解散。 这个组织解散以后，美国依旧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封锁。 1996年7月，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个国家在奥地利维也纳又签署了一份协议，叫做《瓦森纳协定》。 与“巴统”一样，“瓦协”同样包含两份控制清单： 一份是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涵盖了先进材料、材料处理、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等9大类； 另一份是军品清单，涵盖了各类武器弹药、设备及作战平台等共22类。 中国，同样在被禁运国家之列。 大家注意：在这33个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的国家中，也包括俄罗斯。 由于中国长期被封锁，所以我们无法获得高新技术，制造业成本比较高。 比如，美国的技术比较先进，生产1吨钢铁只需要消耗1吨煤炭和100度电，但是中国制造1吨钢铁却需要消耗10吨煤炭和1000度电力。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中国的人工成本为0，也不可能竞争得过美国。 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对美国放开市场，我们的钢铁企业立刻就会倒闭，所以我们不可能对美国放开市场的。 二战后，美国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工业技术非常强大，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非常高，但是随着美国国内市场逐渐饱和，就必须对外出口了。 想象一下：美国的汽车制造很厉害，汽车制造公司非常的多，他们生产了很多的汽车，几乎每个美国人都拥有了一辆汽车，你说这时汽车制造公司还能活下去吗？ 大家都有汽车了，你再生产卖给谁？ ...

理性是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真正成熟的标志，也是人类进入真正文明的标志。在当下拥有理性客观的始终是极少数，要是多数的话，世界早已就没了没完没了的纷争，一切也都会变得和谐很多。为了能够实现文明世界这个想象中的愿景，大家就必须锻炼自己的理性能力，因为理性是实现一切美好的最基础需求。 在没有理性为基础的当今世界，西方极力推行的利益至上的普世价值着实虚伪 当今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是建立在维护西方切身利益基础之上的，这一基础没有最基本的可以实现公平公正的理性，只有维护西方赤裸裸利益的蛮横，因此世界才会有众多的麻烦。全球化是西方主要是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赢得冷战后极力推行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就是为西方攫取世界利益进行铺垫，这种利益既包括政治利益，也包括经济利益。 政治上，西方成功的使前苏联东欧国家拥抱西方体制，把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了最大程度的瓦解，成功的使这些国家实现了政治上的改制。资本主义世界的版图获得了空前的扩展，资本主义取得了冷战的最终胜利。 经济上，全球化政策下催生的市场私有化使得西方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制中赚的盆满钵满，西方掠夺了前苏联东欧国家几十年所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而苏联东欧获得的是少之又少的美元纸币。整个前苏联东欧国家陷入了长时间的发展危机之中，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国家没有恢复元气。 西方告诉全世界，强大的苏联及其领导的华约组织都已经崩溃了，世界只有西方体制才是唯一的选择，西方的体制具有普世价值，剩下的所有与西方体制不同的国家都应该加入到西方体制的行列之中。西方当前推行的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是发展的唯一选择，西方积极的倡导全世界加入这一发展进程。中国也出发展的考虑，加入了西方的全球化进程之中，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成功的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面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西方的确有点懵圈，全球化的好处怎么会转移到了中国的身上，当然西方也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但是在其的规划中，全球化的好处只能由西方独享，应该不会有中国太多的事，但是事实与理想的差距着实有点大，于是作为西方老大的美国决定放弃其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开始搞起唯利是图的美国优先。从这里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西方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根本不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只要无法完成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那么普世价值完全可以抛弃。 实践证明了西方利益至上的普世价值极其虚伪，那么只有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普世价值才是实实在在的 西方在利益至上的所谓普世价值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有利益就是其倡导的普世价值，没有利益普世价值就得重新进行定位，因此必须把普世价值建立在理性之上。理性是不会围绕着利益变来变去的，因此如何理性的定义世界的普世价值，就是理性的人、理性的群体、理性的国家应该认真的去考虑的事。 理性是需要有能够不受外界干扰的独立思考能力，而在西方一人一票的体制之下，绝大多数不具有理性思考的人，只会在选举中投向最感性的选票，而候选人为了迎合人们的感性是不可能进行理性思考的，因此在西方也就有了所谓的选举语言一说。选举语言就是非理性的一味迎合选民的话语，根本没有什么理性可言，因此西方体制下是很难产生具有理性思考的领导人的，由此派生的就是唯利益论。那么西方世界也就只能围绕着争夺利益来做文章，几乎不可能有信守承诺的理性思考。 缺乏理性思考的西方体制，是无法建立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理性的普世价值的。那么西方一直宣传的所谓普世价值就只能是迷惑世人的假象，因为其不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既然西方没有建立理性普世价值的土壤，那么只能由拥有国家理性的国家来建立了，目前为止世界上国家理性比较好的就数中国了。中国体制决定了国家可以进行理性的思考，很多事情都可以进行长期的规划，并且在执行规划时还可以保证最终落实的效果。 中国的很多既定目标，几乎在实践中都实现了，这在世界上是比较少见的。在世界上经常看到的是，选举时许下的很多承诺，在实践中能够实现的几乎是凤毛麟角，这与其无法保持理性有着必然的关联。因此由中国所定义的普世价值对世界才有意义，因为中国是一个能够保持理性的国家。 看未来的中国，拥有理性的中国肯定会实现自己的远景目标，看未来的世界，如果继续在没有理性的西方世界主导下，那么其以获取利益为核心编造出来的普世价值即便看着再美好，在实践中也只能是不断的制造普世的灾难。世界是需要理性才能够美好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国家只有锻炼自己理性的能力，才有可能实现梦想当中那个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