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在哪里？这一问题上了全网热搜第一。 主流舆论正在努力地传播一个对内凝聚民众，对外供全球分享的中国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这是令人鼓舞的中国好声音。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和话语垄断，营造自己的话语体系。通过对西方价值弊端的展示，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和超越。这是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创新和进步，从这里可以看到西方中心论的没落。 很多文章都讲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现代化同西方化不是一个东西。每个民族都有走入现代化的权力，更要寻找到符合自己国情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 大道至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在哪里，其实四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新中国的道德基础，是社会理想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的，是宪法赋予中国人民的神圣权力。没有共同富裕，就没有凝聚力，就没有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新中国的新，就新在这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同样也新在这里。 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就是为人民服务，它的主题词就是人民万岁。这就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核心价值观，它蕴含着新文明的精神力量，带领人类面对资本工商文明的衰落，破解着比金钱利润更深刻的问题。 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共同富裕是人类物质与精神的文明高地，是人类的文明新世界，是社会进步的总趋势。从目的性来看，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同“共同富裕”其实就是一个东西。 经济结构决定思想方式，以共同富裕为中心的现代化同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无论在运行逻辑，生产目的，受益群体上来看。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形态。 只有共同富裕才能救中国。共同富裕是新中国的思想中心，也是发展中心，更是初心和使命。没有共同富裕，就没有新中国，中国的现代化也就失去了内在的驱动力量。 共同富裕是中国现代化的总纲，是渗透在共和国血脉中的生命基因和活性因素。它是中国现代化的灵魂，是指引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旗帜。只有它才能够调动和凝聚全部社会资源，才能在一个共同的政治立场上将全民族团结起来。 今天西方的不堪让人们看清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围绕少数人的现代化，永远都不能满足多数人全面发展的需要，永远都无法走出周期性危机的泥潭，最终只能被私欲和贪婪吞噬。 人民是共和国的核心价值，为什么人的问题，从来都是原则问题。只有公平合理共同富裕的社会，才是和谐稳定的社会，才是有希望的社会，才是在新的道路上，面向新文明奔跑的社会。 无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是“共同富裕”都不是简单的经济政策，而是政治承诺。共同富裕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历史继承关系。共同富裕不是另起炉灶，更不是重置系统。这是“先富”向“共富”的合理过渡，是执政合法性再生产的必要过程。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种全民让渡生存资源和权力产生的隐形契约，是一次全民族参与的集体性创业活动；当人们出让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承担了社会变革的成本，他们就是毫无疑义的原始出资人，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资本增值的受益者。 这是一场全民参与和支持的经济活动，其目的就是共同富裕。这是制造“先富”的合法性来源，如果没有共同富裕，这个合法性也就荡然无存。对广大民众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权利，更是毫无疑义的政治权利。 共同富裕的公平性无可置疑，这是庄重的不可撤销的共同契约。“先富”阶层在享有绝大多数人“奉献红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经济和道德责任，其收益社会财富的性质毋庸置疑。 我们说先富阶层不能独享改革的红利和成果，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庄严的权力，必须要理直气壮地推动共同富裕，道理就在这里。 当“先富”不能履行带动后富的道德责任，当“富跑跑”成为常态，当他们认为财富同“奉献红利”无关的时候，这种契约关系就已经灰飞烟灭，造成了事实上的违约和负债。这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对此必须要有强大的制约反馈机制。 温铁军说过，“实际上，先富是不太可能带动后富的”。如果完全按照西方化的市场规律，如果模糊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本质区别，那么，温铁军说的是对的。 如果我们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立场上，建立平等公正的人文概念和制度设计，通过共同富裕跳出历史周期率，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那么温铁军的结论还是下得早了一些。 共同富裕所涉及的远远不止经济问题，它不但包括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提高，还包括文化和精神领域的全面富裕。这是中国人本逻辑同西方资本逻辑的最大分野。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路，不但需要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同时，更要避免资本主义制造的一切苦难。忽视前者则不能进步，走入后者则意味着背叛。 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只有公平正义，才是最大的生产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生产力，只有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调动全民族的积极性，才能真正唤醒生产力。 常常有人把共同富裕和平均主义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他们看不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如何分配社会财富，“共同追求财富”才是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事实证明，能够拒绝平庸，能够激发全民族热血和激情的，唯有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基因和潜质，是中华文明天下为公的思想内核，是几千年来民本思想在今天的现实折射，这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独有的文化逻辑。在这方面，中华文化同西方的利己主义和利己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个贡献简单地说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尽管有其特殊性并主要适用于中国，但其新文明的光谱具有普世的意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共同富裕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土壤中才能开花结果。资本文明中没有共同富裕，所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制度都无法走入共同富裕。 无论古今中外，吃得最饱的那些人往往会成为共同富裕最大的阻力。他们越是恐惧共同富裕，危机就越逼近，越无法避免，这就是历史规律。 我们今天面临的经济和战争危机再次证明，资本主导社会生产的目的越狭隘，离共同富裕就越远，离死亡就越近。西方私有制的劣根性，使他们注定无法改变资本同劳动对立的实质，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永远无法实现共同富裕。 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们的兼并速度远超农耕时代，如果没有来自全世界的吸血供养，他们的崩溃随时都会到来。300年的王朝周期律，也许他们连一个都坚持不到头。 共同富裕永远都没有终点，永远都在挑战的路上，永远都要有调整利益格局的魄力。中国今天面临的挑战，都是此前没有经历过的东西。越是新的东西，挑战性越强，呼吸却会更加顺畅，自由王国的轮廓也就更加清晰。这也许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魅力。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2000多年前的这段话，今天读来，竟常常使人心潮激荡 ，久久不能平复。

社会上对“共同富裕”，有一些误解 今天，在讨论共同富裕这一话题时，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有害观点，亟需我们正本清源。 一种是把共同富裕理解为节制资本、遏制资本，要劫富济贫，剥夺企业家、富人的财产，再加上一些自媒体的渲染，这种极端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焦虑甚至恐慌。 第二种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无论是加强行业监管，还是提出促进共同富裕，似乎都是不尊重企业家、不尊重企业家精神、不保护私有产权的表现。 两种极端观点的背后，反应的是一些人对共同富裕的误解。 其实，共同富裕并不是新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就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有两大本质特征：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共同富裕。当时就谈到了要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至于为什么今天提出这个话题会再次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我觉得主要在于收入差距的问题上，而今，贫富悬殊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难题之一。 举个例子，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这个系数就是简单的从0到1这么一个范围，数字越小意味着收入差距越小，贫富分配越均衡，经济学界的共识是，如果基尼系数超过0.3，说明收入差距比较严重，超过0.4就被称为国际警戒线。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2，前几年有官方机构公布过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高达0.43. 即便不谈经济学数据，在中国社会走一走，从中部走到西部，从南方走到北方，从城市走到农村，从富豪的千万豪宅走到农民的旧房土屋，我们也能够发现，中国的收入差距其实是一个难题，我想这也正是十八大之后提出精准扶贫的原因所在。 而精准扶贫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一个资源的重新分配，就是要把富裕的地方、成熟的资源通过一种生产性的办法，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带动农村发展。 作为党中央主管经济的最高决策机构，今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明确提出研究促进共同富裕。 而“促进”这两个字，则表明共同富裕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实现的。 社会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必要和先决条件。 世界上局势不稳定的国家，往往也都是收入差距极端悬殊的国家，像非洲的很多国家，还有前段时间的阿富汗，这些国家不仅很穷，而且绝大多数人几乎是赤贫，因为财富被极少数权贵完全控制了。这样的国家，不符合最基本的公平正义。 收入差距、贫富悬殊走向极端，容易导致经济停滞，社会撕裂，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我们也能看到规律。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年轻时血气方刚，满清入关打到中原来的时候，他组织游击队奋起反抗，反抗失败后躲在山里着书立说，总结中国历朝历代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 后来有人把他的总结概括为黄宗羲定理——一个王朝建立初期，税收比较低、老百姓的负担也相对比较轻一点，等到王朝稳定了，公子王孙越来越多，为了继续保持不劳而获，他们就开始了高额税收和各种盘剥，最后使得多数人陷入赤贫。农民活不下去了就只好揭竿而起，结果王朝就要崩溃。 所以无论是从公平正义、政治稳定的角度来看，还是经济持续增长的角度来看，都决定了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收入差距都不能过大，贫富悬殊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正义和道德的问题。 决定收入差距的7大关键因素 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悬殊的收入差距，这个答案并不唯一，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人类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经济增长，大多数人肯定是穷的，像18世纪以前，就没有什么发达国家，好多人甚至还在生命线上挣扎。 而当经济开始增长后，收入差距就逐渐拉开了，经济增速比较快的国家，其收入差距往往也会加速扩大。 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有些人创业，很自然地就会积累大量财富，创业是社会鼓励的行为之一，我们今天鼓励企业家、鼓励创业者，也是在鼓励这种收入差距。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一个哲学问题，即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实现收入上的人人平等。因为每个人天生的地域环境、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天赋能力、机遇运气都是不同的。 物理学家早已经证明了一个定律，假设地球上70多亿人都一模一样，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结果依然符合二八定律，最后的赢者只占参与竞赛人数的20%。所以幻想每个人都一样，是完全虚幻和不可能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第三个原因在于地区间的差距，比如我们的西部、西北部，甚至一些东部地区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无法跟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这些地方比。 而我们提出要平衡发展，也正是为了解决地区之间的差距问题，包括近段时间国家在教育方面所做的一系列改革，为的也是尽可能的实现教育公平， 孩子们虽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但至少可以给他们提供公平教育的机会。 第四个原因是财富的代际传承。以美国为例，他们有很多像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福特、摩根等有名的家族，这些家族的祖先早在19世纪就发了大财，这笔财富总有一部分能够慢慢传承下去。 财富的传承是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这一代积累了财富，下一代就没了，那这个国家很难变成富裕发达的国家。为什么我们重视保护私有产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保证财富能够传承下去。 再举个例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可谓是人尽皆知的大教育家、实业家，他当年办了很多企业，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身价极高的一个人，但我去江苏讲课时发现，很多江苏人甚至都没听说过张謇这么个人，为什么张謇家族没能像洛克菲勒家族一样传承至今？就在于过去没有一个好的财富传承环境。 当然，在财富传承上，很多国家也出台了遗产税、赠予税等法案，通过税收的方式来进行调节，但需要注意的是， 调节不是剥夺，其核心还是在于通过各种法律法规，保证财富能够传承下去，能够用于社会。 这是造成收入差距的4个重要原因，分析下来，每一个都有它的合理和正当的成分，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发展，通过国家战略的改进，来逐渐缩小这些差距。 当然，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也不止于此，还有3个原因是需要我们坚决扼制、反对和制止的： 第一，一些腐败和不法收入。 比如内幕交易，坑蒙拐骗，通过各种造假高位套现等等，也就是今天网络上讲的割韭菜。 一些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此前做过研究，他们发现，很多地方的贫富悬殊较大，并不是因为企业家创业造成的，腐败和不健康的政商关系才是最主要原因。 经济学里边有一个词叫拉美化，讲的是一些国家里，少数官僚进行官商勾结，获取了国家大部分的财富，普通老百姓收入非常低。 所以，今天谈促进共同富裕，我认为应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遏制腐败和建立一个法治社会上，通过对权力的真正监督，权力的制衡，把权力关到笼子里面来实现。 有些上市公司也一样，自身其实没有为股民创造价值，只是通过虚假的财务报表，通过讲故事来套现，高管套现几千万，几个亿，甚至几十亿，几百亿走了，而普通股民，好不容易赚一点钱，投到股市里边血本无归。 所以我今天我很不理解的是，一些自媒体为什么会把促进共同富裕的焦点放在企业家、创业者身上，这完全搞错了。 今天应该反对的是这些官商勾结的人，加大力度来扼制腐败，让这些坑蒙拐骗、高位套现的人受到惩处。 美国也有很多坑蒙拐骗的人，股市上的违法行为也很多，但是这些人一旦被逮住基本就是倾家荡产，终身监禁。像本世纪初期的安然造假案，直接导致企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安然的高管、实控人以及造假事件的参与者全都被罚得倾家荡产，不少人甚至被判了终身监禁。 第二，通货膨胀和资产价值泡沫。 有个知名经济学家曾说，通货膨胀就像小鬼搬家，悄无声息地就把财富给搬走了。 而通货膨胀受害者也不是那些能够从银行大量借钱的人，他们巴不得通胀，因为通胀就可以把债务全部免掉了。通胀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不可能玩金融游戏，通胀一来，财富的缩水就不可避免。 为什么我们的货币政策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不允许通胀、不允许资产泡沫？为什么我们在极力地遏制高房价？就是因为这些金融游戏的最终受害者不是富人，而是每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 第三，今天的货币缺乏约束。 1971年之前，人类的货币发行其实是有约束的，比如银本位制、金本位制，但到了1971年美元跟黄金完全脱钩后，这个约束就彻底消失了，这就导致今天全球的中央银行都可以无限度地量化宽松、无限度地发行货币，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我在《新资本论》里边讲，人类货币如果缺乏约束就会造成3个两极分化： 第一个两极分化是金融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虽然央行不断的发行货币，但这些货币都到了大机构、富人手上。 第二个两极分化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就是搞投机买卖，看到这些搞金融、搞房地产的赚了大钱，很多人也开始梦想着去玩投机，玩金融游戏，造成了经济“脱实向虚”的倾向。 第三个两极分化是老百姓的收入两极分化，我们知道，一般老百姓是没有办法玩金融，玩虚拟经济的，能玩的都是些大机构和少数富人，他们的钱往往越玩越多，而普通老百姓就只能干看着，没有什么办法，这也是我《新资本论》里边讲的人类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 当然，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着同样的状况，虽然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但至少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做出了相应改变。 高层领导人已经在多个场合讲到要坚决遏制这种脱实向虚的倾向，要促进脱虚向实，所以大家也看到了这几年的政策在不断调整，比如房地产的三条红线、金融的监管甚至不鼓励只会搞金融的企业。 这3点原因也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顽疾，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制度上的缺陷，而这种制度缺陷反映的则是我们思想认识的不足和心理上的疾病。 比如，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可以说是中国最聪明的一群人了，但他们毕业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想去当科学家、思想家、工程师，而是想方设法进金融机构玩投资。 试想，如果这最聪明的一群人都去搞投机买卖，都去玩金融，科技还怎么发展？我们又该如何摆脱被美国卡脖子的困境？ 所以，在这造成收入差距悬殊的7点原因里，前4点可以理解为客观原因，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适当进行调节，但后三点我认为是人类的大麻烦，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去解决。 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 接下来聊聊对策，也就是我们该如何去缩小悬殊的收入差距。 817中央财经委会议其实也明确讲到了分配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 第一次分配是要素分配 就是参与生产的土地，工厂，资金，劳动者等，都能够得到合理的收入，经济学中也有很多的解释理论，每个要素应该获得多少收入，马克思《资本论》的起源就是这个，他认为要素方面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是非常不合理的。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世界各国也采取了很多办法，来尽可能地保证公平分配这个要素。比如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一个人连工作都没有，那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分配。二战之后，美英等西方国家陆续颁布了充分就业法，把充分就业变成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 社会保障也是一种要素分配，我们要交社保，确保大家退休后的各种保障，这种本质上就是一种要素分配。 当然，要素分配在世界上还有一些非常新的办法，比如说股权和期权的激励，股权和期权其实是美国华尔街最早开始探索的，今天在中国也非常普遍。 我们知道，一个公司的背后其实就那么几个投资者，一上市他们就变成了超级富豪，但大多数员工仍然只是拿工资，这既不合理也不太符合公平正义的逻辑。所以华尔街开始探索股权和期权激励，如果你真有才干，你就可以获得股权，也可以享受很好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