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

今年这个春节注定是个不一样的春节，不少大案要案都在春节前了结了，连人人喊打的电信诈骗都了结了。真是让人大快人心，给这个春节增添了几分平安祥和。 按照传统，大批量的农民工兄弟一般会在农历二十三之前，回到久违的家乡，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开始忙碌，带着一年的收成，不管多少，与家人团聚。 这在硕大的中国成了一种行为艺术，于是诞生了春运这一回事，这个词跟老外怎么解释都无法理解，广东的摩托大军在一周前已经开启了返乡模式。 即便我认识的很多人，已经举家定居在一个新城市很多年，在春节这样的假日到来之时，依然会选择回乡过年，故乡总会有一些牵挂，有家人或者亲戚朋友等等，亦或者有一些无法拒绝的事情需要回乡。 我问了一下身边上班的朋友，在这一周，第一批已经放假，有的已经回到故乡。虽然法定今年要上班到大年三十，但是不少企业还是放十几天的假，一年集中集体放十几天假的企业可能只在中国存在吧。 虽然回乡是很多人必须的选择，但是年味越来越淡，加上每年春运公共交通一票难求，高速堵车成为日常，像今年又有暴雪冻雨等灾害天气，让回乡的心理门槛越来越高。当家乡的牵挂越来越少，也就没有了回乡的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人口迁徙步入尾声，在城市过年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新选择，而各大城市也为了让城里的春节别开生面一些，会退出各种活动来吸引人们，各大公共场所，服务行业春节不打烊成为很多城市的新趋势。多年前，春节在城里过年需要囤半个月的粮食的日子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1990年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上，表演了这样一个小品。 黄宏和宋丹丹扮演一对来自农村的夫妻，两人带着三个孩子，在城市中一边东躲西藏，一边打零工。黄宏给人弹棉花，宋丹丹给人修鞋。 一家五口之所以这么狼狈，主要是为了躲避超生巡逻队的检查。 因为连续超生，早已经被罚得倾家荡产，为了躲避后续的罚款、也为了谋生，二人才进城做了“盲流”。 所谓盲流，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恶意”进城打工的人员。 不得不说，当年的小品演员，胆子真大。 小品中，宋丹丹说了一句现在的多数年轻人不太能感知到背后冷暖的“生猛”台词：“生、生！跟你结婚没消停，结婚四年生仨丫头片子！” 更可怕的是，二人即将迎来第4个孩子。 要知道，怀胎一次就要10个月。两人结婚4年，即将生出4个孩子。平均下来，12月生一个孩子。 小品中，宋丹丹抱怨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现在怀孕了吃不起水果，以后想吃糠都吃不上。 黄宏回了一句很写实的台词：吃不吃得上糠，你不用管，“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知道不？” 第4个孩子马上要生了，二人还带着3个孩子以及谋生的工具继续“流窜”。 这个轰动一时、广受好评的小品，名为《超生游击队》。 小品的创作灵感是，当年在辽宁省群众艺术馆工作的段小洁（黄宏的妻子），在街头看到怀里抱着、手里牵着小孩的进城务工的农村妇女，以及报纸上的“沈阳城开进生儿育女‘游击队’”的消息。 当年的喜剧，就是这么简单。真事已经够戏剧性，那就按照真事去演。这一年，全国总人口只有11.6亿，出生人口却高达2391万人。甚至于，出演之时，30岁的宋丹丹真的怀着身孕。 所以黄宏当时就认为，这个小品肯定火，因为从里到外，都是真实。 不过，艺术，多少还是经过了一定美化。真实，往往更加狼狈。 我老家是北方的一个普通农村。仅仅在我们村，我就目睹了很多个“超生游击队”。并且，和小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村有这样一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大名是什么。因为，农村普遍认为贱名好养活，平常只称呼小名，狗儿、驴蛋、粪叉、石磙等等。 有些小名听起来很奇怪，比如《超生游击队》中，黄宏给三个女儿分别取名为海南岛、吐鲁番、少林寺。 我们村这个人，并不姓黄，但大家都叫他“黄鼠狼”。暂且称呼他为“老黄”。 老黄一共有7个孩子，前面连续生了5个女儿。 他的大女儿，今年已经四五十岁了。第7个孩子，刚二十岁出头。听村里人说，老黄的妻子生儿子时，跟大女儿同时坐月子。 老黄是我熟知的现实世界中，生孩子最多、也是为了生儿子最执着的人之一。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如果是1990年代上旬，超生严打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出生于农村的读者，应该和我、和老黄的孩子一样，都有着一段“奇幻”的遭遇—— 以“神秘身份”与计生所人员、与村支书“捉迷藏”。 在我们村，我有很多同龄人，都是在自己家偷偷“超生”出来的。一方面因为住不起医院、另一方面为了不在医院留下“案底”，很多人都是在家里被“熟能生巧”的接生婆给接生的。 因此，很多农村出身的90后，往往有一个“神秘身份”。明明是自己亲妈生的孩子，对外却要说，自己是外地亲戚寄养的孩子，甚至是路边“捡”来的弃婴。 最提心吊胆的就是，计生所人员、与村支书等人的突击检查。一旦确定了“该流不流”（流产），真的会被“拆房牵牛”。 我就远远看到过，被确定超生的一户人家，家里的电视机、收音机被查抄，粮仓里的粮食也被搬走。 不过，当时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超生，两三个小孩都算少的，经常都是四五个。所以，“老鹰”来抓“小鸡”时，多数时候都会有人发出预警。实在来不及发出预警，突然被查抄的人家，一般也会嚎啕大哭。 总之，一般出现这种状况，家里的大人，就会赶紧把超生的小孩藏在家里隐蔽之处，或者是农田深处。 我老家不少的90后，在童年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度过。不少人，甚至到上了学，也没有户口。 一直以来，都有不少媒体解读说，农村人“疯狂”生小孩，原因是农村夫妇在用最小的成本豪赌“只要有一个小孩翻身，全家就翻身了”。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类似评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不可能翻身。甚至有人说“活该”、“可悲”。 这种言论，或多或少还是在以“肉糜”之心度“棒子面”之腹。 太远的事就不说了，就拿解放初期来说。当时全国平均寿命仅35岁，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婴儿死亡率高达200‰。 平均数，只是平均。相对于医疗条件较好的城市来说，农村的情况更加不理想。 我小学同桌的奶奶，一共生了7个孩子，由于营养、疾病、意外等原因，最后活到成年的只有3个。在我认识的老一辈人里面，生下四五个、五六个孩子，大有人在，但是全部都养活到成年的，并不太多。 粪叉、石磙、栓子、栓柱这些名字很难听，却在农村很常见，主要是农村人面对不可控命运时的心理寄托，希望能把孩子的性命“拴”在人间，希望孩子能像那些低贱的东西一样顽强、牢固。 直到现在，农村姓刘的人，也特别受人重视。很多其他姓氏的农民，都希望自己家的孩子能认一个姓刘的人当干爹，借此希望把孩子“留”住。毕竟，过去很多农民不识字，刘和留，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分别。 毕竟，没有哪个农村人敢保障自己只生一个孩子，就一定能把这个孩子健健康康养到成年。 直到现在，全国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8岁。广大农村地区的平均寿命，也只有大概68岁。农村的婴幼儿死亡率还是高于城市。 除了人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等问题，农村人对于生孩子、尤其是执着于生儿子的部分原因，就藏在那句著名的宣传口号中——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时代有什么不同了？ 笼统来说，就是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 这个时间节点，可以粗略画在1984年到1993年。在此之前，国内的工业水平，和当时农民的营养、医疗水平差不多的低。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工业落后，城市中是没有“农民工”的工作机会的。 早在1953年7月，中央政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紧急通知》，这也就是小品中“盲流”一词来源。 到了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之后，城市中所有生活必需品与供应票证挂钩，供应票证与户口挂钩。这就意味着，没有城市户口，就无法在城市中活下来。 因此，直到1970年代末，几乎没有农民可以“盲目流入”城市。《超生游击队》播出的1990年，依然如此。 直到1993年，“粮票”才正式停止流通。 这也就是说，过去很长一段历史，国内的农民仍然和古代的农民一样，只能务农，没有别的出路。 而在一个工业不发达的社会的农村地区，人口，就是第一生产力。尤其是男人，和牛、马一样，对于农业文明来说，都格外重要。 你连城市都进不去，没有融入工业文明的机会，怎么可能靠多生孩子翻身？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义。 农村多生孩子、多生儿子，就可以创造更多农业生产力，挣更多的“工分”，尽可能保证一家人不被饿死。 甚至，过去，农村女孩经常出现“扶弟魔”现象，也并非所谓的“畸形”心理。 农村的婚姻，是不太能上升到“爱情”这个词的。不少人都是因为“老大不小了”，在父母催促下，找个家庭条件差不多、年龄差不多的，就一起过日子了。 就像马有铁和曹贵英，两人在一起，并不是自己选的。 男女双方，往往谈不上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顶多是在不那么错的时间遇到不那么错的人。 女方在婆家的地位，一方面取决了男方个人品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女方的婆家有几个兄弟，她的兄弟们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以及女孩与兄弟们关系好不好。 ...

蚕妇 宋·张俞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全国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令，清退超龄农民工，应当说，出发点和初衷是善意的，主要出于安全考量。但是，不管是建筑业清退超龄农民工，还是企业清退超龄农民工，不宜“一刀切”。既要因人而异，也要多些政策温情。 《工人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如今施工现场已经难寻60岁以上的农民工，甚至超过55岁的都极少。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多个地区发文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江苏泰州、江西南昌、湖北荆州等地，均作出此项要求。 建筑业清退超龄农民工——‘我还干得动，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干下去？’ 一些在工地干了一辈子的农民工不解：“我还干得动，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干下去？”一些农民工表示支持：“年纪大了，反应慢了，一旦出事，对家庭就是致命打击。”面对不断落实到位的管理措施，一些仍有务工需求的超龄农民工开始走上转型之路。这也给相关管理部门带来新的课题。 支持清退令，但请做好善后工作。我们应该多思考，为什么超龄还要做农民工，为什么超龄还会被聘用。想明白了这两个问题，不用等清退，自然就会消失。清退是为了安全，打工是为了挣钱，解决好这个矛盾，从实际和根本出发，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对于体力劳动者，这把年纪已是积劳成疾，却还自降工资的任劳任怨。说白了就是为了挣钱，退休工资低，生活成本高，再加上子女生活压力大，只能外出务工。而现在个体经济不好做，又不能摆摊卖菜烤冷面，就只能回归老本行。 对施工队来讲，一级一级压成本，只能从材料和人工找回来。老工人有经验，工地全门清，现成的劳动力，工资还要的低，所以才会招聘这类劳动者。 说白了，这也是全体打工人的事，今天是民工，明天是保洁，后天可能就是你我。要么平时多发点，要么退休多补点，要么奖金少扣点，要么生活成本小点，要么福利待遇高点。

今年两会有一个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就是两会最年轻的代表之一——邹彬。邹彬是一名95后农民工，今年只有25岁，但他已经做人大代表三年了。 邹彬非常谦虚，他说自己其实只是个普通人，初中没毕业，家在湖南一个贫困山里，父母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工，从他小时候开始父母就在工地打工。 邹彬的工作是砌墙，大部分人可能觉得这就是一个纯粹的体力劳动，可是在14年的时候，年仅18岁的邹彬就通过了中建五局的砌砖比赛，得到了冠军，成为国家重点栽培对象，也成了农民工中的网红，他把砌砖这件事情从理论到技能，从体能到脑力训练都进行了强化，他说如果不是内部有这种技能比赛，我可能永远都只是一名普通的泥瓦工。 但现在他从参加国家队的培训到出国参加比赛，已经获得了自己的舞台，现在他回到了平凡的岗位上。大家都说他成为了网红，但他却觉得自己依依旧是之前的砌砖小工匠，现在他破格成为了项目的质量监督员，负责培训工友，有一次他去现场检查砌墙状况，还发现了一些老师傅砌的墙不符合标准，于是他很严肃的和老师傅说，这种不标准的砖会造成怎样的重大事故，最终硬是要求老师傅把砖推倒重砌，还找出了事故视频给现场的人们播放，现在他变成了一位人大代表，他却也觉得自己还是一名普通的工人。 360行，只要你足够优秀，那你就会出众。邹彬用他自己的例子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通过看邹彬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只有25岁，但是他已经有了足够的成就，在他自己根植的领域，其实已经算是国际知名人物了。最让人感动的是，在记者采访时，邹彬一直在说：我其实是一名幸运儿，在农民工这个群体里，比我优秀的人还有很多，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们一个平台，更希望社会能让他们得到尊重。 中国正在建设过程之中，需要大批的实用型人才，只要你足够优秀，那你就会有足够的舞台，同时在周边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也倡导现在的年轻人要有耐心，需要保持工匠精神。 回头看今年所说的就业难问题有疫情原因，但是也暴露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就是为何很多大学生觉得自己毕业之后找工作很难，而对于企业来说那些应用型人才又很缺乏。 实际上很多工作因为社会认可度低，或者工作环境恶劣，又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是被大多数人所排斥的，这就是应用型的工作，似乎如果职业有鄙视链的话，应用型工种一定会被排在最末端。 实际上在社会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对职业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也应该对各行各业有同等的尊重，我们来看制造业大国德国，他们的制造水平在世界前列，包括制造产品的口碑也排在世界前列，那他们的这种成就其实就和他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规划以及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理解有很大关系，在德国这种应用型人才其实是社会地位很高的，也能够得到多方面的认可，会有证书等多方面的保障。 同时邹彬身上体现出的工匠精神，在德国以及同样的制造大国日本会有很高的体现。从事技术型的人才会更加严谨，同时因为社会的认可度高，他们自身对自己的要求也会很高，这种一丝不苟的印象以及谈吐能够给人肃然起敬的感觉。 我们经常说现在就站在时代的风口，要让年轻人去追逐梦想，但是脚踏实地才能飞得更高，对职业有更多的理解，才能让年轻人在未来走得更稳。 附：央视网记者采访邹彬全文 央视网记者：邹彬，你好。早上好，两会前夕很忙啊，谢谢你在周末的早上来跟我们连线。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最近在忙的几件事情吗？ 邹彬：最近在忙的就是，两会关于调研，去走访工人，包括自己的本职工作。 央视网记者：那你今年两会的议案是跟什么相关呢？ 邹彬：因为我是农民工出身的，所以更多的关注还是在农民工这一块。 央视网记者：农民工，也是你身上的一个标签。现在作为人大代表为农民工发声，从你的调研来看，你认为农民工最需要的是什么？ 邹彬：从调研和我平时的工作来看，我觉得农民工需要有更多的保障、培训，还有他们的安全意识也有待加强。 五月份了，马上就进入夏天了，我们平时只要到工地现场，就必须戴上安全帽。但我刚开始去学砌墙的时候，也不喜欢戴安全帽，感觉戴着非常热，不舒服。但是在砌墙的时候，旁边的这些拉结筋，一不小心就会戳到自己的脸上或者是脑袋上面，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我觉得还是要戴。 央视网记者：从农民工到质量管理员，再到全国人大代表，这其中你做了很多选择，但这些选择跟我们印象中的95后所做的选择不大一样。关于选择，你有什么心得？ 邹彬：我当时就跟着爸妈到工地上学砌墙。刚开始我只能偶尔去给他们打下手，拌拌砂浆、搬搬砖，给他们在工地上煮饭，同时也是偷学了他们的一些手艺。 因为那时我初中没有读完，没有什么特长，我不知道学什么手艺好。学砌筑，门槛比较低一些。 当时是在农村里面，我就想用我的体力去挣更多钱，娶妻生子，有点多余的钱就做点小生意。 201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建五局举办“超英杯”劳动技能竞赛，我当时的老板就推荐我去参加比赛。 那会我面临重大的一个选择，因为当时我在工地上起码也有万把块钱一个月，但是我来这里培训只有三千块钱一个月，当时我19岁，纠结了很久。 还好我选择了培训，留下并坚持下来了，后面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 当时比赛是在巴西圣保罗，也是我第一次出国。 刚开始去学这门手艺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去参加比赛。 央视网记者：你22岁就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到现在已经是履职的第三年了，你有什么感悟与我们分享吗？ 邹彬：有开心的时候，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压力非常大。 以前我只要把每一堵墙砌好就可以了，现在成为我们中建五局的质量管理员以后，就要把每一栋楼的质量管好，再到全国人大代表，你就要为这个群体，为这个行业去发声，把他们的心声，把他们的诉求带到两会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