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那个站在柜台外、衣衫褴褛却嘴里还要念几句“回”字有四种写法的读书人。他脱不下那件“长衫”——既是旧式科举读书人的身份象征，也是一种无论穷困潦倒都不愿丢弃的体面幻觉。 时隔百年，孔乙己的故事早已成为语文课本中的经典片段，而那件“脱不下的长衫”却悄然以另一种方式，落到了现代无数年轻人身上。他们不再穿长衫，不再站在咸亨酒店门外，而是坐在写字楼工位、社交平台、自媒体视频号里；但他们也同样“脱不下”那份已经不属于自己的“身份”“尊严”与“体面”。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它背后必有物质基础和阶级结构的根源。在今天，“孔乙己式的长衫”不过是另一个形式的意识形态枷锁，压在新一代无产阶级青年的肩膀上，使他们困于“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我脱不掉”的身份困境之中。 当“孔乙己脱不下长衫”这一形象重返公众视野时，它早已脱离文学的隐喻，成为一种真实的社会画像。那些在县城考公、在小厂内卷、在大城市试图打拼的年轻人，正是现代孔乙己的缩影。 他们“脱不下”的，表面上是学历与身份象征，实质上是对体面生活的幻想，是对中产阶级位置的幻想性追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迅猛发展，大学扩招带来了广泛的“知识平权”，但同时也形成了一个虚幻的“学历中产阶层”。很多青年人从小被灌输“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然而在唯物史观看来，知识本身并不能脱离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地位。 知识是否能改变命运，取决于资本是否愿意为知识买单。而今天的现实是：知识贬值，文凭堆积，岗位稀缺，过度教育的结果并不是社会整体素质的提升，而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在“学历焦虑”中沉沦。这正如孔乙己那件“早已不再合身”的长衫——它代表着某种失效的社会通行证，却依然被人固执地紧紧抓住。 “我不想送外卖，因为我读过大学”，“我不去工地，因为我是本科生”。这不是高傲，而是某种集体意识形态作用下形成的“体面执念”。 但问题是，什么是“体面”？在一个以剥削为基础的资本社会中，体面往往是资本赋予的外壳，比如在写字楼里加班、穿西装打领带、参与虚无的线上会议等。劳动的体面，早已被资本异化为与生产无关的“符号体面”。 这种体面的幻觉，就像孔乙己的长衫，看似是尊严，实则是枷锁；它不仅没能让人爬升阶级，反而阻碍了劳动者重新定义自我、参与平等劳动的可能。 要理解“长衫为何脱不下”，必须从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谈起。唯物辩证法强调，一切观念、意识、习惯都不是无源之水，而是阶级关系在意识层面的投射。 在当前的主流话语中，大学毕业＝体面工作＝成功人生这一链条仍在不断被强化。 招聘市场拒绝本科学历去送外卖，但并不提供足够的“体面”岗位；媒体宣传某某名校生进工厂是“堕落”；家庭舆论认为“考不上公务员就没前途”。这一整套叙事系统深深把“体面”与“读书人”的形象绑定，而任何从事实体劳动的行为，哪怕更有收入，都被视为“脱下长衫”的堕落。 这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结构为了维护现有分工和等级所制造的系统性幻觉。 当“体面岗位”日益稀缺时，平台经济和灵活就业被包装为新的机会。但这背后是什么？是对劳动者社会身份的彻底去除与制度性保障的抽离。 平台工人没有“职业名片”，无法拥有正式身份，无法纳入传统的社会尊重体系。在他们身上，“脱不下的长衫”反而变成“没法再穿上”的社会身份——他们被系统地剥夺了成为“有身份”的人的权利。 孔乙己脱不下长衫，是旧时代士大夫的余晖。今天的青年脱不下“读书人的体面”或“精英的外壳”，恰恰暴露的是阶级流动的僵化。 在当代青年人中，“我努力了但不成功”成为普遍情绪。这种“失败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我还不够好”的内化式失败意识，是当代意识形态最成功的统治方式之一。它让底层青年不再追问制度为何失败，而是反复怀疑自己为何“脱不下”幻觉。 这种情绪就是现代版的“长衫”：它遮蔽了现实，让人沉溺于内耗与无力感中，无法形成真正的集体意识与斗争愿景。 值得警惕的是，有心人士甚至将“脱不下长衫”的悲剧变成了一个可以消费的文化产品。短视频、社交平台上，关于“名校毕业送外卖”“高学历干低端活”的内容刷屏，观众一边心酸流泪，一边继续在算法中沉溺。资本不仅制造了“孔乙己”，还用他来贩卖流量与共情。 这其实是对真实悲剧的二次剥削，是对底层青年的情感征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改变意识必须依托于改变物质生活条件。脱下长衫，不是要否认文化教育的价值，而是要重新认识劳动、尊严与社会结构的真实关系。 我们需要一个全社会的再认知：送外卖、干建筑、做环卫工、摆地摊，这些不是“脱下长衫”，而是重新穿上“劳动者的战衣”。 唯有真正的集体行动与制度改革，才能打破当前的身份焦虑与阶级压抑。我们要问的，不是“我还能不能通过某种方式体面翻身”，而是“为什么劳动者必须靠换皮肤才能获得尊重”？ 孔乙己最终在店门口消失，“至今没有人见他”。他的悲剧在于，一个落入底层的读书人，仍在幻想自己属于精英阶层，拒绝与真正的劳动者为伍。 今天，若我们还困于学历崇拜、身份焦虑、伪体面幻觉的“长衫”中，我们也许就会成为千千万万个现代孔乙己。 唯有破除幻象，重建劳动价值与社会关系，我们才能真正脱下那件已经不合时代、不合阶级、不合人民利益的“长衫”。

前段时间，有媒体说年轻人不要学孔乙己，要脱下长衫，放下身段参与劳动，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劳动能改变自己处境的前提应该是，劳动是有回报的。而有没有回报，则是建立在公平的分配机制的基础之上。就是说，劳动要想改变命运，必须搞好按劳分配，多少劳动得多少成果，必须要公平的。劳动，如果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展开，那么劳动的一部分成果便会被他人攫取、占有，自己则所剩无几，再加上物价、医疗、教育等各方面因素的盘剥，无产者便可能成为负债累累的“负产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者贫穷，不劳动者反而富裕，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治人，完全是颠倒过来的状况，劳动者当然不愿意劳动。 孔乙己为什么穷，并不是如某些媒体说的他放不下自己的读书人架子，脱不下长衫。鲁迅写这篇文章，他自己甚是满意，因为他构建孔乙己这一人物的目的不在于嘲笑、挖苦、贬低他，而是在于通过这个单一的人来揭开整个封建社会的阴暗面，而这种阴暗面恰恰是通过当时在旁边嘲笑孔乙己的那些看客来集中表现出来的，嘲笑孔乙己的人，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鲁迅的批判对象，这个才是鲁迅的厉害之处。原文中，嘲笑孔乙己的正是咸丰酒店的那些看客，他们将孔乙己的人生悲剧归结到他“好吃懒做”、“总是偷”。百年后过去，某些媒体便由于阶级立场的原因不自觉地再次变成了看客，这媒体居然也认为孔乙己是因为好吃懒做和偷东西才沦落到那种境地，鲁迅先生能批判到他死后将近一百多年的某些媒体，实在是令人佩服！这个才是文学的穿透历史的生命力。 孔乙己是脱不下长衫的，这是因为封建社会的科举制教育完全是一种精英贵族式的教育，其最终导向就是通过读四书五经，考科举然后当官。其授课内容，也没有劳动性，是一种脱离具体劳动的纸上谈兵的教育，所以孔乙己会写茴字的四种写法，却不会劳动，他宁愿去偷也不愿意去劳动。这真的是孔乙己的错吗？把孔乙己放在封建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下，他不过是一介顺应着统治者为每一个普通人预设的人生道路在兢兢业业奋斗着的草民。他是充满悲剧色彩的苦命人，是被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可怜人。 孔乙己读了大半辈子的没用的书，脱下长衫后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走科举尚且不能改变自己命运，通过劳动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更是异想天开。何况，在封建社会背景下，一个人读书所投入的教育成本是巨大的，需要整个家庭的大量投入才能造就一个读书人。这样的孔乙己，脱下长衫就意味着他以及他的家庭的投入全都石沉大海，包括他的父母对他的长期巨大期望也走向死亡，所以他宁愿穿着长衫被人耻笑也绝不脱下长衫。 孔乙己大抵是没有想过科举落榜后的尴尬处境。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概括起来就是读最没用的书，喝最好的鸡汤，鸡汤喝多了就飘飘然了，以为自己真能春风得意马蹄疾。而有这种想法也不是孔乙己个人的幼稚，而是当时整个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就是这样宣传的。谨记马克思说的，人是社会的动物。将社会性的、普遍性的东西归咎到一个具体的、被鸡汤化的个人身上，是极不厚道的事情。咸丰酒店里的看客们如此，今日高居舆论高台的某些媒体亦如是也。鲁迅批判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