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

本文来源：了望智库（zhczyj） 文 | 王乙雯、尼婧瑶（实习生） 山河飘摇，敦煌饱受苦楚；国逢盛世，敦煌大放异彩。 在嘉峪关外的漫天黄沙与凛凛寒风中，一个瘦弱的女子追随前辈的足迹守护着国宝，春去秋来，超过半个世纪…… 她，叫樊锦诗。 接下来，库叔要讲述的，是波澜壮阔的历史、令人惊艳的文化宝藏、守护国宝者的艰苦奋斗，还有，浓到时空都化不开的爱情。 1 敦煌，天下无双 敦煌之于中国，有着绝无仅有的重要价值。 “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二字，铭记着这个沙漠明珠的辉煌历史——经贸之繁盛、文化之璀璨，使之成为万千学者的神往之地。 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设敦煌郡。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贯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全线贯通，敦煌，成为连接西域和中原的咽喉之地。 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僧人从中原远游至敦煌，他不经意地向三危山的方向望了一眼，只见金光万道、璀璨光明，仿佛千佛化现、极乐当空。 乐僔震撼不已，认为此地必是佛法圣地，于是，在对面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随后千年岁月中，无数僧侣、工匠、画师、商贾云集敦煌，于宕泉河畔的石壁上虔诚开凿佛窟。 来自印度、希腊、波斯、中亚等地区的文明在这里与中华文明交融，给人类留下了蕴藏丰富的文化宝藏——不止是精美瑰丽的壁画与彩塑，还有各代经卷典籍、器物、社会文书等，敦煌由此成为无数历史学者、文化学者和艺术家们心中的圣地。 季羡林先生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聚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也没有第二个。” 1524年（嘉靖三年），明朝政府下令封闭嘉峪关，军民撤迁回关内。从此，莫高窟400多年无人看护，任由风雨侵蚀，大量洞窟坍塌毁坏。 在山河飘摇的时代，敦煌饱受苦楚。 1900年，有人在清理莫高窟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6万多件的藏经洞。但行将就木的清政府并未重视这一重要发现，反而是俄国人、英国人、日本人、法国人、美国人接踵而至。国外掠夺加之官员监守自盗，无数珍贵文物流落海外，待将剩余文物运回北京时，数量仅8千件。 这样的情形，直到几十年后，因一批人的到来才有所改变。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留法归国的画家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此后，范文藻、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等一大批年轻的艺术家先后来到敦煌，成为第一代莫高窟人。除清理保护之外，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临摹石窟中的壁画和雕塑。 然而，对敦煌的保护和研究，临摹远远不够，还需要考古专业的介入以发掘其背后蕴藏的历史文化价值。 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教授宿白与赵正之、莫宗江、余鸣谦三位学者组成专家组前往敦煌，对莫高窟周边的自然环境、各洞窟的损害情况、部分石窟的建造年代等进行勘察。 1957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倡议编辑出版《敦煌石窟全集》（一百卷），将莫高窟这一文化瑰宝的全部信息记录下来，为后世研究留一份权威的基础资料。宿白加入了编委会，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到1962年，编委会制定了较为详细的编辑计划。同年，在宿白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敦煌研究所设立考古组。 正逢敦煌莫高窟南区要进行危崖加固工程，需要动及窟外地面的地基。常书鸿先生向北大提出，希望调一些考古专业的学生来进行莫高窟外的考古发掘。 2 北大，有一个姑娘 1938年，樊锦诗出生于已沦为日占区的北平。工程师父亲不愿与日伪政权合作，携妻带女南下上海。 樊锦诗 1958年，樊锦诗自作主张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她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赴学校报到，然而，由于北大延迟开学，她无处可去，只好在地板上蜷睡了一夜，幸好第二日遇见一位历史学系的学长，请她在历史学系办公室抄文稿。期间，她第一次听说考古这个专业。 当时，中国考古学刚刚起步，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全国高校中第一个成立了考古学专业。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它是一个新鲜事物。在学长学姐的描述里，考古“很好玩”，既能饱读诗书，又能游遍名山大川。于是，分专业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考古。 1962年，宿白带领北大学子辗转三千里，奔赴莫高窟，樊锦诗就在其中。 敦煌研究院技术人员在莫高窟98窟内对病害壁画进行修复。 洞窟中，斑斓瑰丽的颜色、极富想象力的构图、早期壁画热烈的土红色调与唐代的金碧辉煌，这些极富表现张力和奇幻色彩的壁画与雕塑，使这个24岁的年轻女子极为惊喜！ 同时，现实条件的艰苦程度，打破了她此前对敦煌的浪漫幻想——飞沙走石、缺电缺粮、水都带着苦味，国宝的守护者们身穿洗旧的干部服，一个个面黄肌瘦。 在这里，宿白指导学生选择典型洞窟做全面的实测和文字记录，并将考古类型学创造性地用于石窟调查，通过敦煌石窟的形制、造像的组合、壁画布局、人物形象、衣冠服饰等，进行分类排比，确定其时代顺序。 因为体质弱、适应不了当地的恶劣环境，实习期还未结束，樊锦诗就离开了敦煌。 坐在去往火车站的汽车上，她想，“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次实习，其实是研究所对石窟考古研究的初步探索，常书鸿看中了这些来敦煌实习的北大学生，希望招揽这些专业人才，写就那本《敦煌石窟全集》。 1963年，经过重重研究和协商，北大决定派两名学生奔赴敦煌，樊锦诗名列其中。 父亲闻讯，立即写了一沓厚厚的信，陈述了“小女自小体弱多病”等许多困难，希望学校可以改派身体素质好的学生去敦煌。信被樊锦诗扣下了，她不愿“再将家长搬出来来说情”。而且，学校承诺，她只要去敦煌工作三四年，之后便可以调到武汉，和男朋友彭金章在一处工作。 她想，“这不是很好嘛”。 就这样，心上人在武汉的樊锦诗到了敦煌。 3 难！难！难！ 初到敦煌，这位北大才女便成了敦煌研究所第一批考古专业出身的业务骨干。 在缺乏现代科技手段的当时，要完成长达百卷的《敦煌石窟全集》，实在太难了！ 一方面，他们面对的是浩如星海的工作量。 按计划，《敦煌石窟全集》囊括莫高窟南区487个洞窟、南区5个洞窟、西千佛洞19个洞窟、瓜州榆林窟41个洞窟，合计552个洞窟。其中，南区487个洞窟中现存有塑像2000多身、壁画45000平方米，另有藏经洞中50000余件文书和艺术品。 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在检测岩体含水率。 并且，进入一个洞窟，不仅要记录下彩塑和壁画的造型、面相、动态、姿势、构图、敷色、线条、制作工艺，还要将其所用的泥土、木料、草料、颜料等一应研究清楚。比如，泥土是什么成分？木料取自哪种树？草料来自哪种草？颜料的矿物质组成、有机染料组成有何不同？这些都需细致辨明。 再看洞窟本身，它建于什么年代？有无损毁、坍塌、修缮、重建？历史变迁上的原建、原状应是什么样的，也要逐一明确。 这里每一个洞窟少则有八百年历史，多则一千六百余年，记录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技术上的难题也让他们头疼不已。 以测绘为例，敦煌莫高窟皆是工匠手工打凿形成，大小、高低、形制全凭工匠目测估算，看似规整，实则从窟形、佛龛、中心方柱、佛坛、窟顶到四壁，无一规整。用传统工具在测绘，误差极大、难度极高。此外，对壁画里多层制作材料的分层研究、绘画层的多种颜料研究等，都极为复杂。 在敦煌工作的樊锦诗（图源：央视纪录片《国家记忆》） 并且，他们所处环境恶劣。 由于洞窟所依附的石崖破败、无法攀登，要想进洞，需要先攀上一根由几段树枝做成的“蜈蚣梯”。风起时，沙子倾泻而下，研究人员们多是灰头土脸。 学者们住在由国民党骑兵马房改造的宿舍里，宿舍用废报纸糊住了天花板，四面土墙“唰唰”地落灰。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大家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点亮油灯、伏案夜战，整理白日里记录的资料。 冬天夜里冷，炉子的火又容易灭，樊锦诗就穿上所有衣服御寒；半夜有老鼠掉在枕头上，她只是起个身，掸掸灰后接着睡；这里的水碱性大，洗不干净头发，她便剪了个运动员式的短发，从此再未留过长发。 西北大漠的生活，似乎使樊锦诗逐渐忘记了繁华都市。 敦煌樊锦诗原住所（图源：央视纪录片《国家记忆》） 夜里，风声凛冽、屋内落沙，她望向黑黢黢的窗外，不止一次掉过眼泪，觉得北大把她忘了、男友老彭把她忘了、整个世界都把她忘了。 可是，当第二天旭日初升，她再次走入石窟，看见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壁画上菩萨时，她想“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4 不负如来，不负卿 1967年，樊锦诗从敦煌奔赴武汉。 1月15日，双方父母未至，没有喜宴、没有新房，两人结婚了。武汉大学的青年教师宿舍是两人一间，当晚，彭金章的舍友特意把宿舍让了出来，给两人当“新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