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故事

毛泽东擅长给下属解名字，有时还给他们起名字、送绰号。这是一种领导艺术。 古人说，名不正，言不顺，人的名字，是个很重要的事情。传说古代圣人周公能够解梦，当代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则善解名字。毛泽东不但擅长解名字，有时还给下属起名字、送绰号。 张金言——金口玉言 1926年9月，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员临近毕业，毛泽东组织学员去海陆丰参观，还亲自带队。学员张金言担任卫生员，带了一些常备药品，如仁丹、十滴水和外伤用品等。大家乘船前往海陆丰，船小风浪大，颠簸得厉害，不少学员晕船呕吐。小张强忍着晕船之苦，照顾大家。下船后，毛泽东亲切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张说：“我叫张金言。”“是那几个字啊？”“金子的金，言语的言。”“啊，金口玉言哪！”毛泽东笑了，小张也笑了。毛泽东又问：“你学过医吗？”小张说：“没学过。”又问起小张的出身、职业，当得知小张出是小学教师出身，还种过地，毛泽东赞扬说：“你卫生员当得不错嘛！”张金言，后改名张明远，农讲所毕业后发动领导玉田暴动，建国后，曾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王恩清——恩人仇人要分清 1934年3月，小战士王恩清，给身负重伤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当警卫员。一天，王稼祥让恩清给毛泽东送信，毛泽东问恩清叫什么名字，恩清说：“王恩清。”毛泽东笑着说：“是恩人的恩，清楚的清吗？”恩清点头回答：“是。”毛泽东说：“好哇！谁是恩人，谁是仇人，你都清楚吗？”毛泽东风趣地说。 许世友——世界之友 1935年8月，草地行军的时候，红四军军长许世友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紧紧地握着他的手问：“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没看见你这个人，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呀？”许世友立即回答说：“我的幼名叫友德，家谱是仕字辈，叫仕友，后来改为红军战士的‘士’。主席，你看，我这个‘士’字改得好不好？”毛泽东说：“我们商量一番，是否再改个字？”毛泽东示意许军长坐下来，接着说：“你看，把‘士’字改成世界的‘世’字好不好？这个字一改，你就成为世界之友了！我们红军战士，不但要事事处处想到全中国，还要放眼世界哟！”毛泽东说完，哈哈大笑。许世友给毛泽敬了个礼，说：“谢谢主席！” 何长工——为革命扛长工 大革命失败，身在武汉的毛泽东，代管湖南省委。他给何长工、蔡协民、欧阳健等同志一一分派工作任务后，建议大家为安全起见，改一下自己的名字。蔡协民说：“我的名字就是农民协会的意思，舍不得改。还是何坤的名字要改一下，最好用“工”字，我们二人可以工农联盟吗。”当时，何长工的名字叫何坤。毛泽东深表赞成，说：那好嘛！何坤同志在长辛店做过工，就叫长工吧！从此，我就一直叫这个名字。后来，毛泽东又解读“何长工”这个名字，说：“何长工，为革命扛长工，什么担子都挑起来。”的确如此。初上井冈山，毛泽东任何长工为当地武装王佐部的党代表，负责改造这支部队;又派何长工冒险下山，与湖南省委联络;着名的“朱毛会师”，何长工从中牵线联络，功不可没;1929年初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何长工又作二十八团党代表，负留守之责…… 方志诚与方志纯 1937年，坚持领导赣东北三年游击战争的方志敏堂弟方志纯，来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一次，方志纯陪毛泽东在延河边散步，毛泽东问：“听说，赣东北有个叫方志诚的在坚持打游击，是你家什么人吗？”方志纯说，自从1933年离开赣东北时，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毛泽东想了想，肯定地说：“有，肯定有这个人。据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报告说，赣东北有以方志诚的名字出的布告，国民党地方政府有捉拿方志诚的通缉令。”全国解放后，在江西省委工作的方志纯，偶遇倪南山。倪是红军北上抗日后，一直到解放，始终在赣东北坚持游击战争的老同志，方志纯问他：你们的领导中，有个叫方志诚的同志吗？倪南山说没有。方志纯把当年毛泽东跟他谈的事说了。倪南山想了想，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说：“啊，有，有，有！有个方志诚，就是你啊！”倪南山解释说：“当时，为了迷惑敌人，为了联系群众，我们就用你的名义出了一些布告。因为只知道你的名字是这个音，不知道到底是哪三个字，结果把方志纯，写成了方志诚。” 王平改名，毛主席批准 王平原名王惟允，1930年参加红军后，在八军二纵队机关枪连文书。连长余均是广东人，每次叫他时，都喊“王翁翁”，大家听了就笑。于是，余连长和王平商量，就改了一个好叫的名字王明。这是王平第一次改名。1936年6月，王平到红军大学一科学习。同学们因他的名字与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重名，经常拿他开玩笑。王平毕业，被任命为陕北红二十七军政委。上任前，他与时任红军大学教师的张爱萍商量改名，张爱萍建议改为“王平”。随后，与红二十七军军长贺晋年一起，去见毛泽东。王平提出改名的想法。毛泽东说：“叫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吗，国际代表嘛！”王平不好意思说：“正因为这个，别人才拿我开玩笑。”毛泽东说：“那好吧！”当即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命令：贺晋年任红二十七军军长，王平任二十七军政委。毛泽东”。这王平第二次改名字，这个名字是张爱萍给我起的，毛泽东亲自批准的。毛泽东的亲笔命令，王平一直保存着，存放在自己的皮包里。抗战时期，在冀中过唐河时，突遇河水陡涨，这纸珍贵的命令，连同皮包被水泡坏了。 杨大毛名字的由来 瑞金沙洲坝农民杨大毛的名字，是毛泽东给他起的。1934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毛主席吃过晚饭，带着儿子毛毛散步。在大樟树下，碰到杨大毛的妈妈，也带着孩子在树底下石板上玩。毛主席用手抚着孩子的头说：“叫什么名字？”杨大毛的妈妈说：“叫发生。”毛泽东让两个孩子比比个头，看发生比毛毛高一点，说：“让他叫大毛吧。”从此，杨大毛就有了这个名字。 小老头与带刺的玫瑰 除了给人起名字，毛泽东还喜欢给人送个绰号。张坤柳在红一军团任宣传员，演戏时却经常扮演老头，被毛泽东叫“小老头”。领导东江根据地，曾任红十一军军长兼政委的古大存，为人正直，刚直不阿。延安整风中，古大存主动批评自我批评，分清路线是非，毛泽东在多次在公开场合和会议上称赞古大存是“带刺的红玫瑰”、“一面斗争的旗帜”、“模范党员”等。“带刺的红玫瑰”，成了古大存的名号。 王观澜飞了起来 王观澜1929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因反对王明的宗派主义，就被污蔑为“托派分子”，这个恶名一直背到1938年。这期间，毛泽东一直重视和大胆使用王观澜，称王观澜是一个“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王观澜则说，自己是毛主席身边备用的一颗手榴弹，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长征过草地时，王观澜负责筹粮工作，毛泽东给王观澜送来一双新布鞋。后来，王观澜说：“我同毛主席的脚一般大，长征时我穿上他送给的鞋子，象坐上飞机一样，走起路来特别轻快。” 张宗逊——姜太公的老乡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离开水口，开往遂川大汾，准备上井冈山。当时，起义失利，曾任师长的余洒度、团长的苏先俊等领导干部，先后离队。留下来的同志，虽信任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但对革命前途也不免忧心忡忡。毛泽东把特务连连长张宗逊叫过来，用帽子垫在田埂上，让张连长坐到他身边，随后和蔼地聊了起来。毛泽东问张连长是什么地方人，张说是渭南人。毛泽东说：“啊，你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钓鱼于渭水嘛。”接着又说：“我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有不少陕西省籍的学生。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和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中国有广大的弄准，众多的农民，只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张连长心中豁亮，坚定了立足井冈山、在湘赣边开展武装割据的决心。 毛泽东喜读三国，又被指战员誉为“红军中的诸葛亮”。在善解名字，送人名号这一点上，确与诸葛孔明有相似之处。三国中，诸葛亮称关公为“髯”，载于三国志，髯即大胡子，后代称关公“美髯公”，或源于此;诸葛亮称赵云“一身是胆”，也见诸史书。其实，智慧的领导，不分古今，送名号与盛誉，是鼓舞下属的激励之道。如诸葛亮说关公“髯之超群绝伦”，赞赵云“子龙一身是胆”，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他们的执行力、创造力。毛泽东称何长工“为革命扛长工”的话，让何时刻铭记着为革命牺牲、为人民服务的教诲。一句“姜太公的老乡”，令连长张宗逊肃然起敬畏之心，用更高的标尺来衡量自己，用更高的追求来提升自己。开国元勋、一代名将的素养，就在这名与号的悄然强化之中，得到了沉淀和熏染。

经常听人说，毛泽东平生不碰两件东西，不动钱、不爱枪。这完全出于对毛泽东的误解。毛泽东立志为老百姓打天下，就是要建立一种经济上公平的制度，带领工人罢工，组织农民运动，乃至“打土豪分田地”，不都是为了钱？岂能不动钱？毛泽东发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号召，用装着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没有枪怎么行？又怎能不爱枪？下面讲几则毛泽东动钱、爱枪的故事。 毛老板赏钱脱险记 1927年9月，毛泽东作为秋收起义的前委书记，来到浏阳与工农革命军会合。时任浏阳县委书记的潘心源曾讲述，毛泽东前往浏阳途中曾被捕，他花钱买通挨户团团丁(群众称“挨匪”)，机智脱身： 毛委员装扮成做夏布生意的，挨户团不认识。毛委员员与挨匪谈家常。问他们是做什么的？挨匪说捉共产党的。毛委员又问：共产党是做什么的？挨匪说是帮助穷人翻身的。毛委员又问：你们为什么要捉人？挨匪回答是受形势所逼……接着，毛委员故意把身上的花边银元弄得掉在地上，挨匪看得地上掉了花边，就抢着拣，毛委员也装着样拣，并要挨匪拣的花边还他，挨匪哪里肯呢！毛委员说：反正我做生意赚了钱，就给你们算了。挨匪得了钱，也就不追究了。毛委员乘机脱了身。 毛主席借钱度南关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经济比较困难。毛泽东派人，向红十五军团借2500元钱。军团长徐海东说：“中央红军刚到，困难比我们多。我们要勒紧裤带，多为中央红军解决困难。”遂决定留下2000元拿出5000元送给中央。另外，我们还召开干部大会动员一切力量，帮助中央解决困难。经过讨论决定抽出部分武器、弹药、衣物、布匹、药品等送给红一军团。这些钱物解决了中央和红军一团的燃眉之急，中央专门派人来表示感谢说：十五军团这真是雪里送炭啊！时任二十五军财务科长的傅家选回忆说：徐海东军团长借钱给中央，又给中央红军写封信，并让我执笔。徐军团长与供给部查国桢部长和我，三个人一起，边商量边写。我们都很激动，尤其我是第一次执笔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这封信是用一种公正的字体，写给彭德怀司令员和毛泽东政委的。信上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同时汇报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和到达陕北的情况。信写好后，军团长派手枪团连信带钱，一起送去了中央。第二天下午，军团长叫我过去，激动地递给我一封信，说：“老傅，毛主席回信啦，还表扬我们哩！” 给省委送金饼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经济非常困难，但毛泽东不忘共产党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数次给湖南省委和党中央送经费。1928年间，作为湖南省委特派员、曾经四上井冈的杜修经，见证了毛泽东派人给湖南省委送金饼作经费的故事。杜回忆说： 1928年5月，我上井冈山，在茅坪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四军领导同志。我在山上时，四军军委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派一个同志连同一个金饼一起送给湖南省委，结果那个同志走到南坑时牺牲了，金饼也被敌人弄走了。 手上有光洋，心中念中央 谭政在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任前敌委员会秘书，他回忆说，1928年3月毛泽东中央写的信，由一个姓余的交通员装在竹筒里带走。余交通员走的时候，把缴来的金子打成一个金饼，带给中央做经费。1929年春红四军下井冈山，打开汀州后，钱很多，军中其他一些负责人认为钱这么多，以前大家都很苦，应该多分一些钱给大家，提出每人应分三十块钱。毛泽东不同意这做法。他派宋裕和等去调查，看一看除了发衣服外，每人买些鞋子、毛巾、牙刷、牙粉、肥皂需要多少钱。宋裕和他们调查回来说，只要一元多。毛泽东说，这样每人只发三元钱，多汇些钱给中央。宋裕和回忆说： 毛泽东认为钱多了思想就会坏，会把士兵搞坏，故不同意多发。此外，毛泽东的组织原则是很强的，他对我们讲，中央现在很困难，我们打下了城市吃得很好，穿得很好，我们不能忘记中央，应该汇一些钱给中央，帮助中央解决一些困难。 给井冈百姓发光洋 有钱的时候，毛泽东想到了党中央，也想到了井冈山的老百姓。1929年春，红五军从瑞金返回井冈山。行前，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井冈山的老百姓很苦啊，你应该每人发两三块光洋给他们。红五军回山，挑回来光洋，分给了群众。 莲花一支枪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是革命者的根本所在，毛泽东也是最爱枪的人。井冈山时期，一次毛泽东指挥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和战士们一样打扫战场，他身上也围了几条子弹袋。有同志忙着拿大衣等物品，毛泽东说：我们主要是拿武器，现在要那些东西没有用，以后我们会要比那个更好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到了着名的“莲花一支枪”：“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六枝，莲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绅缴去。农民自卫军如此没有把我枪枝的能力，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莲花一支枪”的掌故，源自1927年8月，国民党军队缴了莲花纠察队的枪。当时，莲花纠察队共60支枪，被收缴了59支。纠察队员贺国庆、苏广明两人，拼着性命，抢出了一支。这是一支俄制步枪，古老而结实。土地革命之初，莲花县人民重新组织了赤卫队，有130多人。赤卫队员扛着红缨枪、鸟枪和竹筒枪，但真正称得上枪的，就是这支俄国枪。 要武装起来 1927年9月间，正是山区里收割之后，寒露节气，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到了永新三湾村。宁冈县农民自卫军首领袁文才，得到毛泽东的来信后，派龙超清、龙国恩、陈梦平三人到了三湾与毛委员接头。三个人见到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了宁冈和自卫军的情况，毛委员也提出了上井冈山的问题。毛委员看到他们三个人两手空空，就对他们讲：现在是武装斗争的时候，我们要武装起来，不应离开武器。几个人走时，毛泽东送给他们每人一支枪，两支马枪，一支手枪。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毛泽东又分别送枪给袁文才部108支，王佐部70支。 毛委员查枪 毛泽东青年时期投身辛亥革命做普通一兵，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又组织学生军训，使用枪支很熟练，对枪支结构也很熟悉。1928年，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与农民自卫军副队长王次榛等人见面。毛委员问王次榛是否有枪，王次榛回答有手枪6支，毛泽东让王次榛把枪拿来。王次榛回家后，把这6支枪送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仔细接过枪，一支接一支地检查，又举起枪，仔细地看枪筒。查看过后，他表扬同志们，枪保存的很好。随后，毛泽东指示，组织了遂川游击队，还派三弟毛泽覃到游击队，任党代表。 挎上匣子枪，师长见军长 身为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领袖，毛泽东很少有时间挎上枪支、投身战斗。对于毛泽东的战友和同志来说，见到毛泽东带枪，尤为珍贵的记忆。红四军成立时，毛泽东任党代表兼第十一师师长，朱德任军长兼第十师师长。大概，这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挎上匣子枪，他显得异常兴奋，诙谐地说道：挎上匣子枪，师长见军长。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就立下“三不谈”，第一就是不谈金钱。有人可能据此作出误解，说毛泽东是“不爱钱”的人。殊不知，毛泽东出于大公无私，从个人生活角度，毛泽东的确“不爱财”，但从公众利益角度，毛泽东则是“爱财”的。对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以道。怎样获得财富，又怎样守护财富，要用武装，要用枪。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为穷苦人取财、护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我们建设强大的国防，为人民守财、生财。毛泽东是爱钱的，更是爱枪的。毛泽东爱财、爱枪，本于大公无私。钱是公家的，所以他不喜欢揣在自己的口袋里，不图自己花这方便;枪是人民的，所以不佩戴在自己身上，而是交在人民手中，让人民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财富。这才是毛泽东身上不带钱、腰中不配枪的真正原因。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酷爱读书，喜欢旅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对毛泽东最好的写照。毛泽东一生读书不辍，岂止万卷；仅长征就走了两万五千里，又何止行程万里。毛泽东通过读书获得知识、提高修养，通过旅行了解社会、积累经验。我们看几则毛泽东学生时代读书、旅行的故事。 一万二千字的批注 学生时期，毛泽东写了很多笔记，有在课堂上写的，有自学写的，有他和友人的来往记录，有书信和诗。内容丰富，有若干本，字写得很密，改动很多。当今留下了两份毛泽东珍贵笔记，一份是在第一师范学校课堂学习笔记《讲堂录》，一份是毛泽东对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注。毛泽东在《一个共产党人的由来》中说道：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按，蔡元培译著指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是杨昌济老师讲伦理学使用的教材。毛泽东在这本书上所做的批注，有12000字。毛泽东读书爱加批注、打记号的习惯，是从学生时期养成的，每本书看下来他都打记号。他认为好的，就写上自己的感受，不妥的，就批上自己的看法。由于习惯，别人的书看了，也加批注，最后不好意思地向原书的主人道歉。 一个大网篮 毛泽东读书、记笔记，还把读书笔记积攒起来，朋友之间进行交流。1915年，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的罗章龙，与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成为好朋友。罗章龙回忆，毛泽东写有大量的笔记，都放在一个大网篮里。他们见面谈话时，也将彼此的笔记诗文交换着看。毛泽东看罗章龙的笔记，有好的内容就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来，看到不以为然的就在下次交谈中提出来讨论。毛泽东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从来不是泛泛而谈。他看书提出的问题很多，和同学们进行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做学问很扎实，很认真。 遍游古迹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不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闻”的一介书生，而是一个关注社会、关心民生的时代青年。他通过旅行，丰富自己的知识，增长自己的社会阅历和社会经验。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到过许多地方。长沙附近有个拖船埠，那里有个禹王碑，传说禹王曾在此拖过船。毛泽东说，大禹是个劳动人民，对他怀有好感。还去过玉笥山屈原故居、纪念汉代贾谊的太平老街贾太傅祠、唐代杜甫曾住过的岳麓山崇德寺、宋代辛弃疾练兵之处的飞虎营所在的营盘街，以及清代王夫之家乡等。长沙郊区妙高峰，是当年太平天国将领萧朝贵带领军队攻打长沙的地方，毛泽东也去参观过。他说，我们要向前代英雄人物学习，使自己思想丰富、意志坚定起来。 卖春联游衡山 毛泽东和在长沙广益中学读书的柳直荀是好朋友。一年寒假，毛泽东打算和柳直荀游衡山，没有钱，两个人想了一个办法：毛泽东同志写春联，柳直荀同志去卖。两个人游完衡山回来，还剩几吊钱。 徒步走湖南 寒假有卖春联游衡山之举，暑期则有徒步走湖南之行。毛泽东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中说： 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现在湖南旅行一试。一个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最明白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 游魏都，作诗纪行 1918年8月，毛泽东率领新民学会会员20余人，从长沙坐火车去北京，交涉留法勤工俭学事宜。火车到河南郾城县，因沙河涨水，在漯河车站住宿一夜。第二天，毛泽东带着陈绍休和罗章龙，坐临时车子到了许昌，在那里停留了一两天。毛泽东对许昌很感兴趣，许昌是三国的魏都，但旧城已荒凉。他建议去看看，三人步行到郊外，凭吊魏都旧墟，并作诗纪行。 俗语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们在欣赏毛泽东那洋洋洒洒、大气磅礴之文章的时候，更清楚这是他从不断读书积淀和熏陶出来的。俗语又云：“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当我们钦羡毛泽东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领导智慧时，更能体会到他的能力和经验是在社会实践和社会阅历中锻炼和提升的。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是个“特别学生”，学校专门为他另立规则。 毛泽东在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毛泽东在在第一师范毕业。五年的学习时间，毛泽东积累了文化学识，也造就了卓越品格和超群能力。在校读书时，就有“毛圣人”的美誉，但在当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制下，毛泽东却曾经因为“不守校规”、“偏科”等理由险些遭到开除。 毛圣人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学萧三这样描述学生时代的毛泽东： 高高的身材，微微有点弓的背，郑重的大踏的脚步，从容的、清楚的谈吐。他略低着或偏着头听别人的谈话，而自己只“嗯”、“是的”的回答，在倾听对方说完之后，有条有理地对谈者分析，提出要点，作出结论。他无切无尽的毅力，智慧，异乎常人的明确和敏捷的判断力与推测力，他大刀阔斧而又精细的气魄与风度，得到全校师生的爱戴。 第一师范学校曾在全校共十一班400余名学生中进行“人物互选”，考语有“敦品”、“自治”、“胆识”、“文学”、“语言”、“才具”六项。毛泽东得票数最多，具备完全的六项。其他当选者最多只有四项。其中，“才具”一项，除毛泽东外，只有一人或此考语。“胆识”与“语言”两项，其他当选者，没有一个人具备。毛泽东成为全校最优秀、最受敬爱的人，因此被称为“毛圣人”。 半壁见海日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是“不守校规”、“偏科”的。斯诺《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中，毛泽东自己是这样讲的： 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位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分数很差。我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必修课。我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我往往相处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教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一个半圆，表示“半壁见海日”。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坏分数。 如果按照课程标准，毛泽东的很多课程，如他的图画课一样，很可能不及格;如果按照当时的校规，毛泽东很可能毕不了业。 多亏袁大胡子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不但有重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的偏科现象，即使在最擅长，最自负，也最受师生推重的国文方面，也为守旧老师如袁吉六(袁大胡子)所诟病。毛泽东自述说： 学校里有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袁吉六老师的批评，毛泽东接受了，他在自己新思想、新思路的基础上，夯实了厚重的古文功底，成就了自己的文章特色。毛泽东在自述中对老师“袁大胡子”的充满尊重、感谢之意，而且在其指导下“钻研韩愈的文章”，有记载，毛泽东平生喜读《韩昌黎集》，这应得益于袁老师的指教。 为“特别学生”改校规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有自己的学习计划，毛泽东阅读课外书籍极勤奋，不顾作息制度，预备几个烧饼，留在锁上门的集体宿舍内看书，直到一口气看完为止;每逢熄灯之前，他停止阅读，必到井水边洗冷水浴，舍监点名找不到他;考试他只选称心的题目作答，其它都不理，写起文章来洋洋万言，才华超众，见解精辟，一师的教员先生们都为之惊服;但监考老师以陪坐等候为苦。除少数几门功课，比方杨怀中先生的讲课及国文课等，一般肤浅和浪费时间的课程，他根本不去上课，而专读自己选读的书。学校碍于校规，尤以曾任校长的张干为首，认为他是品行不正，几次决定要开除他出校。这些动议，都经正派教据理力争，未能实行。校长张干自己，则非常尴尬地被一师师生轰出了校门。着名教育家王季范先生到第一师范当学监，一改张干粗暴做法，劝毛泽东上课，因为要照顾学校的校规。毛泽东说：那我就要向教员提出各种问题，教员答复不出来的时候，他怎么下台呢？一师教务会议曾研究过毛泽东同志与众不同的这些特点，有的主张以校规约束他，但许多老师，如杨昌济、徐特立，包括王季范等，都主张尊重毛泽东的个性，鼓励他认真学习、刻苦锻炼的精神。这一派意见占了优势，学校顺应毛泽东这个“特殊学生”设立了特殊规矩，鼓励他的个性发展，不用校规来约束他。 多年后，毛泽东提到第一师范的学习经历时，用了这样的话：“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对于毛泽东这个“特别学生”学生而言，得益于学校为他立下的特别校规。学校“照顾”毛泽东这个“特殊学生”之功，很快得到了回报。1918年毛泽东组织学校的“学生志愿军”，成功缴了四千北洋溃兵的枪，保护了长沙，也使学校免受兵燹之祸。其后，毛泽东投身革命，成就了一代伟人，哺育培养他的第一师范，永久列入了近代着名学府的殿堂。套用一句今天雅得很俗的话：当年毛泽东以就读第一师范为荣，现在第一师范以造就毛泽东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