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

关于禁止农民焚烧秸秆的问题，我一直有话想说，今天终于看到媒体为农民发声了：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根本，农民自古以来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应该充分尊重他们的行为习惯。就比如烧秸秆，农民已经烧了几千年了，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不管从科学的角度还是民俗的角度，燃烧秸秆后形成的草木灰都是极佳的天然肥料，比现代科学家发明的化肥肯定要好，因为它对土壤有改良作用，而不是长期使用化肥后的破坏作用。草木灰在原始农业中几乎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所以原始社会采用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其目的也是利用草木灰的肥力。不要以为有了化肥，就轻视了草木灰，这是舍本逐末的行为。 而且，焚烧秸秆的作用远远不止增强土地肥力那么简单。火烧能增加地温，消灭大部分虫卵，杀死土壤中的细菌。这时，有些从来没有种过地的青年学子又要问了，大火炙烧，把土地都烤干了，土地还能长出庄稼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诗可以生动地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禁止焚烧，而采用填埋的方式处理，那么土壤肯定还是会有肥力，但大量虫卵滋生，难道无端增加化学杀虫剂不会对庄稼和土壤造成二次污染吗？ 再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讲，以前农村人口绝对比现在多得多，家家户户都焚烧秸秆，到处都能闻到烧焦的味道，满天都是秸秆燃烧后腾空而起的烟尘，然而一场秋雨后，依然是蓝天白云，晴空万里，也没见谁因此而感染了肺部，反而大家都情绪高涨，小孩子也活蹦乱跳的。现在农村人口稀少，大片农田荒废，反而要禁止焚烧秸秆，这不是荒唐又是什么！指望着农村所剩不多的妇孺老弱来领会所谓的“精神”，来听所谓专家的扯淡，是不是不太现实呢。 本来农民种地就辛苦，还打着环保的口号，过分干预农民的种植活动，而且全凭想象，自己又没有种植经验的所谓的专家。对此，我认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专家发表言论之前，是不是应该自己去田地里亲自种植三五年，认证体验种地的每一个环节，看看除了所谓的科学之外，还能有什么人性化的感受。不要只是在实验室，在办公室，出门都怕晒太阳，走山路都走不稳，就来妄评农民的种植方式，轻易抹杀几千年来农民总结的种植经验。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说了好久的问题，就是死松树有毒，进行集中焚烧的措施，也不知道是哪个科学家提出来的。松树是一种很好的建筑材料，可以建造房屋，制作家具，也可以当柴烧，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现在就因为所谓的专家说一句：松树有毒。它就真的有毒了吗？难不成几千年来，有很多农民被松树毒死，而不自知，真是荒谬之极。 这里，也要给农村基层的领导说两句，不要一味当个木头人，只知道执行，是不是多思考一下，遇到问题多反思，也要提出一些反对的声音。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农民是国家的根本，而不是科学，科学要对农业起促进作用，也不是牵制作用。我们要相信科学，但不能迷信科学！

随着这两日中国北方多省出现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国内互联网上的舆论百相又让人回想起十几年前。 在中国以三北防护林为代表的大规模的防沙治沙工程取得显着成果之前，沙尘天气确实是中国北方的常客。21世纪初头几年是舆论中关注沙尘暴的高峰期，尾声大概在2010年左右。老网民应该会有印象，在中国互联网上古时期，沙尘暴，尤其是北京的沙尘暴一直都是舆论中论证我国环境恶劣的主要依据。 沙尘暴在舆论中的逐渐退场，除了防沙治沙工程成型之外，还有东亚春季风速在二十年间持续减弱，以及我国北方环境总体趋于湿润的原因。在国家十二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的起沙模型部分中，沙尘源区上地表风速减弱、植被覆盖增加、土壤变湿三者贡献的影响因素分别为46%，30%，24%。 然而当沙尘天气开始退场后，仍然以北京为代表，另外一个气候问题马上在舆论中凸显：雾霾。当然，雾霾天气也早已有之，很多人把雾霾完全归结于工业污染，尾气污染问题，但传统农业中不当的秸秆焚烧，毁林开荒等也都可以导致雾霾形成，施肥，养殖等农业活动，以及北方居民冬季取暖活动中所转换产生的气体也是雾霾的材料来源之一。 有了原材料之后就是形成雾霾的必要条件，无风，空气相对湿润，可以形成雾天。参考上面的沙尘暴三个影响因子的变化，这也就不难理解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地区为什么前脚沙尘暴刚走，后脚雾霾就跟上。 总的来看，雾霾的材料来源与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工业到农业，哪个都事关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哪个都不是能一蹴而就解决的问题。然而，自从11年美国香蕉人大使骆家辉在以与其有托妻献子之谊的潘石屹为代表的一群人的配合下，雾霾问题就彻底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攻击武器。 显然，我们并不是说关注雾霾和PM2.5，呼吁解决环境问题不对，关注并呼吁解决是非常必要的，但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从洪培博和骆家辉两任驻华大使，到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以及作为代言人，将雾霾问题在舆论上推到顶峰的柴静等的真正着力点是一致的，即以空气污染和环保议题阻挠中国的工业发展，甚而搅乱中国以国有为核心的能源体制。 有些人，虽然怀孕还抽烟，平时开大排量的霸道，但并不妨碍她以一个环保斗士和母亲的身份利用大众焦虑和共情心理将环境问题的矛盾引导转移到国家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问题上。然而鸡叫了之后天亮，并不等于鸡不叫天就不亮了，从防沙治沙到治理包括雾霾在内的环境污染，显然最终靠的还是我们踏实的发展。 从三北防护林这样持续几十年的系统工程，到发展光伏和新能源，火电厂超超临界发电技术，生物技术在农村的广泛利用，产能调整产业升级等等，见效非一日之功，但这是我们正确的发展方向，而绝不是什么能源私有化，去工业化之类的自废武功的邪路。 反而，因为雾霾议题的升温伴随着中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网民数量大爆发，而参与这一议题的除了各种推手，多是一二线的中产往上以及青年群体，这些人中往往很多并不真正关心中国要靠工农业养活多少人的吃饭问题，只关注自己面临的环境与心中的发达国家有多大的差距。这样的舆论压力下就使得出现了一些急功近利的政策，比如之前一些地区激进的煤改气导致的冬季取暖问题。 然而，这种试图通过短期手段取悦一些一二线市民群体的方法往往没多大用，因为这其中很多人并不关心一年中天空变蓝的时间到底比以前多了多少，他们很快又会找到其他的议题来为自己在舆论中彰显影响力和利用此为自己阶层利益进行议价，比如不乏大把一边参与环保议题一边在供电紧张时指责电力系统影响他取暖的人。 随着这几天北方各省沙尘暴的严重，又一些古老的话术在互联网上被反刍，比如笔者在某红书上讨论北京沙尘暴的热贴中，底下第一个高赞就是类似环境不如迪拜，工资不如印度之类的话术，下面随之是各类阴阳怪气团建，全然不管这次沙尘暴成因如何。另外一些话术，则又开始了借议题攻击国家工程，炒作如“三北防护林无用”，沙尘暴是由于“退林还耕”等，进而又吹捧起之前的“治沙英雄”孙国友和贪天之功的蚂蚁森林，将话题转移到“私人的好，国有的坏”上。 这次有赖于相关部门机构的科普宣传，大部分正常网民还是搞得清楚这次沙尘暴的主要沙源地是外蒙古。很多网友科普了外蒙古在多年过度开采矿藏和过度放牧之后，导致自然环境崩溃，70%以上国土严重荒漠化的现状，也有网友进一步指出这次沙尘暴可能与蒙古国今年频繁的草原大火有关。看看下面这泾渭分明的火线，就能一目了然感受到两国对于火灾防控能力的天渊之别。 显然，不管是外蒙的环境恶化还是草原大火，都不是我们能有效干预的，虽然我国也在积极对蒙古国进行相关援助，但目前可能收效甚微。在未来很久，只要条件具备了，我国北方也还是免不了要吃沙子。 引自知乎网友整理 当然，以上内容只是一些必要的舆论脉络梳理和介绍。真正想给大家讲的是我去年找资料的时候发现的一个东西。 从打PM2.5议题开始在国内舆论炒热后，很多人开始狂热的相信美国人，或者只有依靠美国人，才能帮我们解决环境问题。那我们不妨看看美国在和它关系更近的蒙古国都在干些什么。 外蒙古虽然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但却是海外机构和外资的乐园，拥有上百形形色色的NGO组织（这是笔者随便估计的，现实肯定只多不少，如哈萨克斯坦注册的NGO就有两万多个）。这些NGO组织大多打着公益，环保之类的名头，然而实际上对蒙古国起到多少帮助？去年这则信息可以帮助大家窥见一角。 去年5月，美国国际开发署代表团主任Ryan Washburn访问蒙古，与蒙古达成了一项能源治理体系援助的动议。随后在9月，美国驻蒙古大使馆9月21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国际开发署给蒙古提供300万美元用于能源治理，美国政府委托NGO组织"Abt Associates"执行这援助项目。 这其中的实际操作流程是，美国政府委托这家NGO组织来负责这一项目的建立，预算的分配等。 然而，我们再看这个"Abt Associates"组织的官网，会发现美国国际开发署给的300万捐款，经由NGO分配之后，就变成了200万美元。 当然，项目经手后经费先少三分之一，这是国外NGO常规操作，但说实话就算是300万美元，对蒙古的能源和环境治理问题怕也是杯水车薪，何况又只剩200万呢。 除200万刀捐款外，还有900多万刀的项目合同，等于是这捐款所附带的商业要求。从网站其他信息可以看出，这一项目预算，不但要与美国方面的一些NGO,智库分享，在蒙古本土，由蒙古可再生能源产业协会承接之后，还会继续分包给蒙古其他NGO一起完成。 项目继去年发起后，仍在组建中，美方对该项目的重点要求之一是“将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的行动原则放在重要位置”，并给出一系列要求。这个项目究竟会给蒙古的能源和环境带来多少改善，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从蒙古国长期有数量众多的NGO和外资进行活动，且该国环境仍然恶化至此来看，NGO产生的实质作用不容乐观。而且这个项目的预算本来就不算多，经过NGO层层盘剥转手，且还要在满足美方相关议题要求的情况下，究竟最后有多少资金能用于项目本身，想必也不太乐观。就像有两万多个西方NGO的哈萨克斯坦，有变得更好吗？ 实际上，从蒙古可再生能源产业协会主席Osgonbaatar在18年的一次国际新兴能源论坛上的发言可以了解到，蒙古目前最倚重，最有效的可再生能源，只有风能和光伏发电。如果说，在这两个领域蒙古国可以选择和我国进行合作，而不是透过层层NGO同西方合作的话，相信问题会得到一些实质性解决，在环境治理问题上也是如此。然而蒙古国目前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一些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还将继续面对蒙古的风沙问题无奈摊手。 无可否认，我国从建国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一路建设发展至今，存在太多欠账和问题，也走过不少弯路，但相信以历史的公平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的社会始终还是在朝着致力于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的，就像环境问题，甚至如同不少网友总结的那样，很多问题是在大众视线之外默默解决的，结果在舆论上反而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总是在舆论中陷入质疑和被动。 反观西方，往往在后发国家中擅长制造议题，煽动特定人群，以此对后发国家进行突破，伸进触手，比如，攻击中国治理沙漠破坏生态平衡，攻击中国人吃肉和吃海鲜破坏世界环境等等，并总是将自己包装成文明自由的代行人，说漂亮话，开空头支票，实际上却对第三世界国家当今的困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互联网兴起之后，从沙尘暴到雾霾，如今沙尘又起，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当然仍要正视并解决我们面临的这些还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比起当年，我们更应该坚定信念走自己的道路。 参考资料： 《近20年沙尘暴为什么减弱了》科学大观园2023.4 美国驻蒙古国大使馆相关新闻https://mn.usembassy.gov/pr-092122/ Abt Associates官网相关项目介绍https://www.abtassociates.com/who-we-are/news/news-releases/abt-to-help-modernize-mongolias-electricity-sector-through-119m-5 Abt Associates招聘信息https://www.devex.com/jobs/director-of-finance-and-administration-mongolia-energy-governance-meg-activity-975727

导 读 2020年，焚烧成为我国城乡生活垃圾最主要的处理方式，处理量16322.54万吨，占比54%。1年后，该组数字增长到20792.26万吨，占比66%。相关部门似乎想通过建设垃圾焚烧厂，一举解决“垃圾围城”的危机。 “爆发式”增长的过程中，过度超前建设导致的焚烧炉闲置现象开始凸显，各级政府不能向垃圾焚烧企业按时支付电价补贴和垃圾处理费的传言也在不断被坐实。而垃圾焚烧排放的巨量废气、废水和废渣也会带来环境与健康风险，就眼下而言，焚烧可能还不如想象的“安全”。 撰文 | 李嘉诚 责编 | 冯灏 海南省陵水县，一辆辆垃圾车经过，把生活垃圾送到不远处的焚烧厂。附近的村民要走过长达两公里滴满了垃圾车渗滤液的乡间公路，才能绕过垃圾焚烧厂。从村子到不远处的南平跃进小学途中，除了要忍受渗滤液的恶臭，还会在顺风的时候，被迫“品尝”垃圾灼烧的怪味。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十三五”至今，我国城市与县城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数量，从2016年的231座，增加到了2022年的852座[1]。焚烧一举成为了我国当前最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随着居民环境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北京、广州与杭州等地发生过多起垃圾焚烧厂“邻避”事件。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多位研究员在2018年撰文坦言，“中国已有过半数省份垃圾焚烧设施规划和建设，遭遇不同程度的邻避瓶颈”[2]。所谓“邻避”，即周边居民因担心建设垃圾焚烧厂、化工厂等项目对身体健康与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产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同时采取相关行为。 近年来，与垃圾焚烧“风险”相关的学术研究取得不少进展，在这些研究的推动下，信息不公开、标准不完善的问题正在被解决。“邻避的情况已经改善了很多，无论是邻避事件发生的次数还是规模，都下降不少。”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环境社会治理中心主任、研究员郭红燕告诉《知识分子》。 在新的环境治理背景下，如何才能进一步减缓垃圾焚烧带来的风险？ 1、“防护距离”要多远？ 对于附近居民来说，担心的核心问题是距离。垃圾焚烧厂离居民越近，后者感受到的环境和健康威胁越强烈。 垃圾焚烧厂环境防护距离最早可追溯到2008年8月北京市修订的地方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当年9月，原环境保护部发布实施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下简称“《通知》”），要求新改扩建项目评价与居民区、学校、医院等重点目标之间的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 300米的防护标准，延续至今。但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个距离并不安全。 2012至2022年期间，多项关于中国垃圾焚烧厂的研究发现，垃圾焚烧厂周边环境的致癌物质多环芳烃、二恶英，以及重金属铊、镉、铬和铅污染情况严重，周边居民可能正经历较为严重的健康风险[3-8]。 2019年，浙江疾控中心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研究人员对一座运行了 10年的垃圾焚烧厂周围3公里内的母亲及母乳喂养的婴儿进行调查和研究后发现，生活在该焚烧厂附近的母亲身体负担明显高于生活在非暴露区域内的母亲，儿童血清中二恶英的血脂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9]。 不止是二恶英，重金属的风险可能同样严峻。 2018年，天津大学、西藏大学的多位研究者对天津某垃圾焚烧厂周围3公里的土壤和蔬菜实地检测后发现，该区域土壤的重金属钴、铅、锌和汞达到中度污染水平，砷和镉达到了重度污染水平，而分析后得出结论，垃圾焚烧厂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是最大的潜在污染来源。对周边居民而言，该污染水平带来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都是不可接受的[10]。 “飞灰也是重金属的主要来源，目前我国主流的处理方式是螯合固化，将飞灰与螯合剂或水泥混合后增加飞灰的稳定性，但固化几年就失效了，要重新固化，最后这些有毒的飞灰堆在那里越堆越多，只堵不疏，环境和健康风险可能被不断放大。”海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黄青告诉《知识分子》。 图1 垃圾焚烧品牌海螺环保旗下某垃圾焚烧厂及周边的农田和居民点 那么，垃圾焚烧厂离周边居民多远才相对安全？ 今年7月，来自天津大学、海南大学和维也纳工业大学的多位研究者，根据我国510座垃圾焚烧厂烟气排放的五种污染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氯化氢的监测数据以及重金属的排放特征，对危害指数和癌症风险进行了模型评估，结果表明：垃圾焚烧厂下风向1公里的危害指数和癌症风险，均高于安全值[11]。 测算发现，1.5公里的防护距离才能将污染物维持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1.5公里是一个最小值，由于污染物落点受风向的影响很大，主导风向下风口受影响的区域范围可能更大。 我国当年300米的最小“防护距离”是如何设定的？ 上述《通知》文件中指出，设定环境防护距离的主要为防止恶臭的影响，“根据正常工况下产生恶臭污染物（氨、硫化氢、甲硫醇、臭气等）无组织排放源强计算的结果并适当考虑环境风险评价结论，提出合理的环境防护距离。”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告诉《知识分子》：“我认为，当年的300米是基于垃圾处理厂产生的噪音或在运输过程中撒漏垃圾产生的异味来考量的。因为以污染物排放定排放距离，逻辑上300米肯定站不住脚，因为最大落地点浓度点位肯定在300米以外。” 徐海云进一步解释道，“从污染物排放的角度，我能斩钉截铁地说不用防护距离。因为日本、韩国、美国、欧盟定下的标准就是指在没有防护距离的情况下，垃圾焚烧不会对周边居民产生影响，这个是经过无数的科学论证的。”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向《知识分子》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最早是卫生防护距离，后来改为了环境防护距离。关于防护距离，学术界本身就有不同的争论，而且它本身有很多微妙的影响因素，比如大众的心理。我认为相较于防护距离，最重要的还是要严格执行排放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告诉《知识分子》。“美国确实没有防护距离，但它们有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设置了社区沟通专员，如果发生大的环境风险，第一件事要和社区沟通疏散。” 实际中，有关垃圾焚烧厂环境防护距离的科学讨论曾长期停滞。 “十年前大家还提防护距离，但后来大家都不提了，因为污染物落点和浓度的计算前提是达标排放，但是否达标并不明朗，尤其是二恶英的监测，1年监测1次，只监测到了不到0.3%的运行时间。”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程和发告诉《知识分子》 2、信息能否进一步公开？ 在邻避事件中，地方政府一方面面临‘垃圾围城’的紧迫威胁，一方面又要回应群众诉求。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公开和提高垃圾处理设施环保标准也逐渐成为了政府和民间角力的关键。”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彭林表示。 2016年6月，中部省份某地发生部分群众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事件，该市市委书记后因此被免职。民众认为，当地政府刻意隐瞒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从选址到招标和建设已超过两年，除官方在网上公示，更多居民无从知情。该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建设施工中也未打标语，其沿途附近居民甚至都不知晓。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副院长、教授谭爽告诉《知识分子》，“提升公众的知情权，要积极进行信息分享。尽可能将技术优势及其潜在风险全面呈现，帮助公众在客观认知的前提下进行理性判断和有效沟通，这样有助于预防邻避冲突。” 郭红燕表达了相似的观点，“避免发生邻避类环境社会风险的原则之一是信息公开加有效社会参与。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如在规划里说某个地方近几年要建垃圾焚烧厂，那么附近有新楼盘出售时要提前让公众知道这里近期要建垃圾焚烧厂了，这样后面建垃圾焚烧厂时居民才不会反对。尽量让公众提前参与，同时公众的意见也能优化决策。” 她在《杭州九峰垃圾焚烧项目环境社会风险化解的经验启示》一文中描述道：“政府和企业以不同的形式尽可能公开公众关心的项目进展及环境信息，项目重启后召开两次关键性新闻发布会，市政府领导在会上通报了项目简况、选址公告、环评公示等情况，并接受媒体和公众问答，互动充分，用当地工作人员的话说，‘被问了个底儿掉’”。 “要想公众更为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不仅需要企业配合进行前期信息公开的工作，也需要政策和制度的保障。”谭爽认为。 事实上，我国有明确的关于垃圾焚烧厂建设期间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法律要求。2006年，我国发布实施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并在2018年发布了修订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但是，如果前期信息公开不完善，加之周边居民权利意识或者能力不强，公众往往很少或很难参与其中。但如果周边居民被完善告知了利弊信息，就算是他不懂，也会找权威人士去理解、学习和参与。”长期关注垃圾焚烧的环境公益律师赵光表示。 焚烧厂建成后，运行期间的污染物排放也是各方关注的重点。2001年，我国发布国家标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明确要求对垃圾焚烧厂的各项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测，但并未明确要求公开，直至2014年《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修订出台后，监测结果才被逐步要求公开。 2017年，为加强对垃圾焚烧行业的监管，生态环境部要求垃圾焚烧厂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树立污染排放数据显示屏、自动监控系统要与环保部门联网，2018年启动了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行动，并在2020年1月上线运行了垃圾焚烧行业全球第一个在线信息公开平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公开平台，要求所有垃圾焚烧厂每日公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前一日5项污染物（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氯化氢）日均值等信息。 图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公开平台 随着信息公开的推进，5项污染物的达标率也得到了改善，日均值达标率在2020年达到99.56%，时均值达标率从2017年的8.1%提升到了2020年（前三季度）的71.48%[12]。 但重金属、二恶英、周边环境质量等非自动监测数据的公开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提升。 据环保组织观察，2020年，我国495座在运行垃圾焚烧厂中，仅32%被政府部门公开了二恶英监测信息、49%被公开了烟气重金属监测信息[13]；2021年在运行的582座中，在企业官网公开烟气重金属、烟气二恶英、飞灰二恶英监测信息的比例仅分别为18%、15%和12%[14]。 2020年8月，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赵进东向全国两会递交“关于全面落实公开生活垃圾焚烧厂烟气和周边环境，二恶英和重金属监测信息的提案”，建议落实烟气二恶英和重金属监测、周边环境和土壤二恶英以及企业自行监测的要求，并将以上三项工作中获得的数据在“平台”上进行公开。 生态环境部在随后答复该提案时称：“我部正在组织开展二恶英连续采样和重金属自动监测相关技术研究……计划从今年开始逐步在焚烧厂开展二恶英连续采样试点工作，目前正在准备阶段”[15]。但截至目前，暂未有进一步相关动作予以公布。 3、“提标”长路漫漫 通过严格和完善对污染物排放的限值，可以达到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目标。 “从广州的经验看，提高垃圾焚烧厂废气排放环保标准最直接的动因就是化解邻避压力，但更长远来看是服务于以焚烧为主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目标，在减少土地占用的前提下，实现快速垃圾减量。当然，提高废气排放环保标准是要付出真金白银投入的。”彭林认为。 不止是广州市，江苏省常州市、浙江省杭州市等也有相似的经验。 常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厂周边居住着近10万人，在2007年建设时也曾遭遇邻避。为此，该焚烧厂在2011年和2019年分别进行了2次提标改造，以氮氧化物为例，最终实现氮氧化物排放平均浓度为53.51毫克/立方米，远低于全国平均值143.09毫克/立方米。 而在杭州市余杭区九峰垃圾焚烧项目在环评报告的“采纳公众意见”部分，给出了更为直接的证据。该报告使用表格详细列举了公众提出的15项与环保相关的要求，其中一项就是“该项目建设标准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对这条意见的回应是“烟气排放指标按优于欧盟2000标准进行设计”。 不仅是单个案例，谭爽认为，“涉及焚烧监管、垃圾分类的环保政策、技术标准相继出台，这与部分邻避者对环境问题的持续关切和奔走呼吁密不可分。” 普遍来看，企业运营垃圾焚烧项目，“达标”才是底线。 2014年国家标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修订发布后，部分项目被迫进行了一次提标改造。2018年6月，伴随我国三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全面启动，河南省、河北省、浙江省、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方政府以发布临时性“通知”“意见”“计划”的形式纷纷提出了更严格的垃圾焚烧排放要求。 表1 与垃圾焚烧相关的地方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要求 ...

今天是秋分，昼夜平分，之后，白天时间越来越短，夜晚时间越来越长。从立秋开始进入秋天，直到霜降秋天结束，而秋分刚好处在立秋和霜降和正中间，有平分秋天之意。这时候，不免让人想到“平分秋色”这个成语，的确，现在的秋天草木一片黄灿灿，沉甸甸之感，颇有丰收之意。待到霜降，万物凋零，枯枝落叶，有种“古道西风瘦马”的感觉。 秋分 秋意浓，一场秋雨一场凉，冷冷清清，不免让人想到离别。离别是美好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停一回眸，四目相对，太多的不舍和爱意。离别也是痛苦的，这次离开，下次见面又将在何时？人们都太忙碌，匆匆，太匆匆，交通如此方便，却再也无法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说的便是如此吧。 说到交通，古时候交通不方便，没有火车，更没有汽车和飞机，只有马车和轮船。因此，以前的事情发生的似乎都比较慢：小孩成长得特别慢，男女恋爱特别慢，老人老得也特别慢。特别是以前的爱情，就像《从前慢》里唱的一样：从前的锁很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我就懂了。彼此牵手，就是一辈子，慢也没什么不好。 从前的锁很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年轻人每天早出晚归，却不是在青山白云间劳作，以“汗滴禾下土”换取秋收的喜悦，而是在满天雾霾中挤着地铁，进入一个个狭小的空间，一坐就是一天，忙着不知道什么所谓的虚拟经济。虽然国家强调脱虚向实，但是脱去了这个虚，不知道好多年轻人会丢掉饭碗。 不但是虚拟经济，现在的实体经济也不好混了，今天环保检查，明天食品安全，很多生产厂家关门停业。其实，想想现在的实体经济，最大的莫过于房地产和装修，房地产泡沫四起，房价虚高，太多年轻人倾其一生，也只不过混套房子而已。工资低者，不要说房产了，连女朋友也没有，更没有婚姻家庭。实体经济，确实也该下重拳治治了。 房地产泡沫严重 再说环保，地球是我们生存的大环境，破坏了这个大环境，我们都没有好果子吃。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我们吃的、喝的、穿的、住的，基本生活住行都不安心的话，生存也便失去了意义。最近刚看过一个记录片，说的是探访南美印第安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在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仍然过着原始的打猎和刀耕火种般的生活。但是，他们却体力过人，勇敢顽强，充满了原始的力量感和美感。 很多时候，我甚至觉得，享受现代科技成果的我们还不如原始的印第安人，虽然他们生活条件不好，但是身体健康，和自然融为一体，具有真正的“人性”。而我们，每天活得像行尸走肉，身体谈不上健康，精神追求和自然和谐背道而驰。到头来，我们会发现，我们不能改变自然，却只能被自然操控着。 快乐的印第安人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