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

面对生娃，当代年轻人在担心和犹豫什么？ ■新闻回顾 有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2年，我国“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一孩”平均生育年龄从26.4岁升高至27.4岁。前段时间的杭州第四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现场，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康嘉婷表示，生育率下降是由多方原因导致的，生活成本的上升、在职女性的工作压力等现实因素制约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而在近期《钱江晚报》的报道中，8名浙江工业大学的“00后”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组成调查团队，走进浙江各地的社区、幼儿园、妇幼医院，针对18岁至35岁的中青年，收回1466份有效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八成的人有生育意愿，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喜欢孩子”。面对生娃，当代年轻人在担心和犹豫什么？请谈谈您的想法和建议。 ■嘉宾发言 陈海燕：近年来，我国的生育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尽管接连出台了“二孩”“三孩”政策，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政策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刺激新生儿数量的增长。 冯洁：看到从2019年至2022年，我国“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我感到特别惊讶。现在是一个娃都没人要生了吗？这几年，“二孩”“三孩”政策先后出台，为了鼓励大家生“二孩”“三孩”，相关的措施也及时跟上了，结果生娃这件事，还是让那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 黄敏菲：面对生娃这件人生大事，年轻人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养娃成本，而较高的养娃成本让年轻人不敢随意生孩子。早在2019年，《中国生育报告》就指出：导致生育率低下的三个因素分别是住房、教育和医疗。这些是影响年轻人生育意向最关键的因素。 陈海燕：很多时候，不是年轻人不愿意生，而是不敢生。住房、教育、医疗等成本过高，均是年轻人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在这个信息开放的时代，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生孩子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晚婚、晚育、丁克等现象已不足为奇。 冯洁：我曾和身边的年轻朋友聊过生娃这个话题，再回想自己养娃的日常，其实，当代年轻人对生娃这件事有所顾虑，是很正常的。生娃容易养娃难，年轻人对生娃的担心和顾虑更多在于以后的养娃，要考虑经济压力、抚养孩子的精力消耗、孩子的未来教育等等。 黄敏菲：先来说说住房。不少远离家乡拼搏的年轻人一毕业就面临着租房的压力，并且现在的年轻人消费欲望普遍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自给自足已经不错了，更不用说存钱买房、承担经营家庭的责任了。医疗也是影响生育率的一大因素。虽然随着医疗体系的逐步完善，这个因素对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慢慢降低，但还是有一部分人考虑到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费用而选择不生孩子。此外，随着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现在的年轻人养娃已不再局限于“养活”的程度了。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每个家长都全面投资，除去文化课，在才艺和素质教育上也是一个不落。于是，曾经的“养不活”变成了现在的“养不起”。我们这代年轻人作为当代社会的首批“内卷”对象，对这一点深有体会。所以，在不能保证自己能够给予后代足够的教育资源之前，所有生孩子的考虑都显得过于草率。 陈海燕：当今社会，教育孩子成为许多家庭的重要任务，教育上的花费越来越高。孩子成年后，还要考虑孩子的就业、婚姻等问题。种种重压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选择不生孩子，而是两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 冯洁：教育“内卷”问题的日益严重，导致很多年轻人抗拒生娃。毕竟，这个时代，养娃已不再局限于吃饱、穿暖了。在“内卷”的大环境下，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家长最关注的，家长拼了命地为孩子创造优越的学习条件，除了补习文化课，还得让孩子学几样拿得出手的才艺。我曾经调查过自己班级的孩子，二分之一的孩子在校外参加文化课的拓展学习培训，三分之二的孩子参加了绘画、书法、舞蹈、乐器等才艺特长培训。再拿校内的学科学习来说，作为家长，每天要辅导孩子各学科的作业，确保孩子的学习效果，还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白天忙工作，晚上管孩子，周末休息还要送孩子去上培训班，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这就是很多家长真实的生活写照。 黄敏菲：除去这些硬件上的顾虑，我再从女性的角度谈一谈当代年轻人的精神顾虑。“90后”正处于事业起步或快速成长期，在此背景下经营婚姻和养育孩子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不得不让人三思而后行。尤其是对女性来说，生娃、养娃可能直接影响晋升。因此，如果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年轻人会考虑把生娃这件事情延后，以事业为先。 冯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轻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往往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清晰的规划，对生活有着无限的热爱与追求，生育对他们来说不是人生必选项，于是出现了“丁克族”。 陈海燕：要提高生育率，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要缓解生育压力，降低生育孩子需要的一切成本。简单来讲，就是要降低如今高涨的房价，解决人们的生育保障问题。只有限制了房价的上涨，缓解了年轻群体成家的压力，年轻群体才能更好地适应婚姻生活。而解决了生育保障的问题，才能使年轻群体接受一个新家庭成员的到来，承担起作为父母的责任。二是要提高年轻群体的薪资。就如今大部分年轻人的薪资来看，其实还是非常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群体负担自己的生活开支都成了问题，何谈去承担孩子的生活开支呢？ 冯洁：养孩子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觉得，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良好的社会大环境，需要和谐的家庭，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激发正向动力。 黄敏菲：但我们不应该只关注焦虑点。孩子的降临，给家庭带来的是快乐和幸福。只要夫妻双方足够相爱，有责任心，就能给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总之，迎接一个新生命是重大的人生决策，会让未来的每一天变得与之前不一样，需要认真做好准备。 陈海燕：开放“二孩”“三孩”政策并不能解决新生儿数量下降的问题，国家需要出台更加全面系统的家庭支持政策和更加细化的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加强对家庭和婚姻的支持，大力宣传健康、科学的生育观念，营造良好的生育环境和氛围。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生育率，才能确保我国人口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网友围观 @浮魅幻影：如果不能给予孩子更好的未来，不生不仅是善良，还是解脱，解脱自己，亦解脱孩子。 @少年遇事有春风：花那么多钱和精力培养的小孩，最后还不是找个每个月3000元的工作混日子？真没必要，放过孩子吧。 @莫斯科的郊外：生不生孩子是个人选择，喜欢孩子、有条件养的就生，条件不允许的就晚几年再生，不喜欢孩子的就不生。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选择也不一样。

媒体近日报道一则消息，厦大教授赵燕菁在某次会议上建议，生孩子要与资本挂钩，生孩子与不生孩子的，社保、养老金都要不一样，不生孩子的，资本的份额就要下降。只有创造出这样的机制，让生孩子变成有意义的事，大家才更愿意生。 这种由大学教授发表的观点惹了众怒，骂脏话的也很多。不愿苟同赵教授的人针锋相对，认为不生孩子就要没保障房，就要被下调养老金，这是把人当生育工具，而不是当人来对待，还有人感叹，即使为政策吹风，建言人士也不能胡言乱语，将惩罚不生的人视作理所当然，几乎没人认同赵教授。 通过检索发现，赵燕菁讲出这番话的场合，是今年5月25日召开的第18届蓝筹年会。他主旨发言的大意是，从前的年代，家里多一个人口就多了一份工资，所以人们想生。现在人们不想生育，就得要另想办法，从资本角度进行惩戒，然后列举了保障房、养老金这些个人资本形式，建议将其与生育挂钩，愿意生的就能扩大家庭或个人资本，不愿意生的就损失掉，用拿走利益的方式动摇不生的意愿。 三个月前的发言之所以现在引发反响，是因为舆论中存在恐婚恐育的立场，被重新翻检出来的赵教授的言论给点燃了。在生育问题上，或者说对于生育意愿走低的现实，人们对原因、后果、解决方案等都有不一样的认知。人们希望计生部门及其周边的“智囊人士”，能够真正理解民众的处境，不应该将生育意愿低看作是个人问题，而应该看成是社会问题，从结构上为民众解除生育压力。 可在现实中，人们发现无论社会以及舆论当中，都在强化一种对生育不友好的环境。职场招聘时不愿意聘用已婚已育的女性，女员工生完孩子后发现岗位被占用，职业生涯走下坡路。生养孩子的沉重负担没有政策分担，完全靠夫妻或家庭力量勉强应付。 老实说，不愿意生孩子，或者不愿意响应号召生三孩，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社会心态，它是在政策片面鼓励、保障长期缺位、共识一直匮乏的状态下逐渐形成的。政府会计算得失，个人和家庭当然也会。所以，当政策只是纸面鼓励生育，而不是掏出真金白银，将负担转嫁给个人或企业时，人们不抵触才怪。 面对现实中生育意愿的情况，大众认为像赵燕菁这样的人士，本可以将低生育意愿的真问题带到公共讨论场合，对那些影响生育意愿的结构因素加以分析、评判，然后督促政府部门积极调整，创造一个生育友好型政策空间和社会氛围。 哪知道，赵燕菁仍将生育意愿低归咎为个人，他想出的点子不是理解民众，而是惩罚民众，不是为困于生育压力的普通人说人话，而是站在人们的对立面，建议掏出更厉害的鞭子。赵燕菁之所以被舆论劣评，遭人们斥责，就是人们早就厌恶了他说的那些陈词滥调。 不排除赵燕菁在说出那番不合时宜的话时，夹杂着一点开玩笑的成分，但这种事不好开玩笑，错误地向公民灌输生育压力，实在不是公共论坛应有的体面发言。 关于如何正确理解生育意愿走低的现实，大众有切身体会，有历史认知，有现实洞察力，在这一现象上积累的认识水平比赵燕菁只多不少。遗憾的是，赵燕菁在公开场合用荒诞不经的话，建议用老派的计生手段来推行新的生育政策，势必加重全社会的反感，在他沦为笑柄的同时，只会让死结越打越紧。 以前，想生却不让生。为了阻止生育，各种各样的处罚名目繁多——罚款、处分、强制结扎。 很多地方的宣传标语，至今看来都心有余悸： 然而，近年来，政策开始了变化，鼓励生育似乎成为新的“政治任务”。 不过，随即而来的是，民众的担心：“好怕之后的某一天强制多少岁之前结婚，多少岁之前生育啊。不结婚的强制结婚，随机分配。不生育的天价罚款。好怕走到那一天” 实际上，关于不生孩子会不会被处罚，在两年前曾发生过这样的提议。 一位专家建议说：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但很快，该建议遭到央视的痛批。 有些年轻人不是不想生，而是确实压力太大，对症下药的良方在于通过一系列有效的优抚生育政策和真金白银的公共投入解决人们生娃的现实之虑和后顾之忧，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从老百姓身上薅羊毛，这看似为国分忧，实则是荒腔走板的高级黑。 民众不想生，惩罚就可以吗——这简直就是一个馊主意。 道理很简单：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 看看下面这个账单，足够令人颤抖—— 当房价、教育和医疗“三座大山”把人们牢牢压住，敢生孩子的都是勇士。 由此可见，要想提高民众的生育意愿，归根结底，还是要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 从产检、生产到奶粉、月嫂，从幼儿教育到学区房，都应该是重点发力的方向。 如果能真的把这些落到实处，“低生育率陷阱”也是可以破解的。 根据苏宁金融研究院的统计，2008年后，白俄罗斯、瑞士、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多个欧洲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回到了1.5以上。从数据上看，这些国家已经摆脱了“低生育率陷阱”的困扰。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国家在提高生育率方面的大量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提供经济支持，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负担，包括现金奖励、抚育津贴、教育津贴、税收减免等； 2、减少父母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3、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等等； 4、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 当然，更重要的应该是发展经济，大家有钱了，自然更愿意生孩子。 相比于单纯地放开生育，或通过惩处逼着民众生孩子，不如尽快提高老百姓的生育意愿，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