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

读完梁建章博士2023年4月写的新书：《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对中国的人口危机问题，有了深刻的了解。对于未来中国人口出生预测，梁先生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他甚至用了“奔溃”这个词，而这两年中国人口出生的现实状况，也似乎验证他的说法，2022年出生人口是956万，生育率跌破了1.1的水平，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仅仅略高于韩国，据预测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将跌破800万，而要达到正常的的人口更替，生育率要为2.1。对于未来中国的人口出生预测，书中这样描述： 中国的出生人口将很快跌破900万，并且进入漫长的人口负增长阶段，中国世界人口第一的位置也将被印度取代。如果生育政策不能有重大的调整，到2030年，按照低预测，很可能每年出生人口只有600万左右，即只有20世纪80年代的1/4。说成是人口崩溃，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按书里上不是最最悲观的预测，只是中等生育率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只有4.79亿：“2030年，中国总人口为13.65亿；2050年，中国总人口为11.7亿；2070年，中国总人口为8.75亿；2100年，中国人口下降到4.79亿，不到印度人口的一半。” 看到这个数字是不是有种触目惊心的感觉？ 人口数量的减少，不是简单的数字减少，而是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问题。影响一个国家国运发展的因素很多，政治，经济，科技，但这些因素够离不开“人”这个重要维度；从人口战略的角度来看，人口对一个国家经济和创新的巨大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人口和国家创新力的关系，纵观全书，梁先生用大量的篇幅论证了创新力模型公式： 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创新力 纵向的，从历史的角度，横向的，从各个国家的角度，列举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预测数据，让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口对一个国家如此重要。比如近邻日本，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是近些年国家经济停滞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印度，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并很可能在本世纪末，不但人口数量是中国两倍，而且在综合国力上赶超中国。另外，近几年和我们有些冲突的美国，宽松的移民政策和较高的人口出生率，虽然在综合国力可能在2050年左右被中国赶超，但是随着中国人口的大量减少，到本世纪末，美国会再此领先中国。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作者在文章介绍：“为中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维持了每年2 000万左右的新出生人口。但是随着计划生育的严格执行和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生育率很快就跌至更替水平以下，到2019年，新出生人口降到了1 500万以下。虽然2016年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17年的新出生人口数据曾短暂反弹到1 700万，但是短短几年之后，2022年的新出生人口又跌到了956万的历史性低谷，生育率更是不到1.1，比同期的日本还要低。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日本还要严重。” 中国生育率下降主要诱因是现代化和城市化。不过同样是现代化和城市，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比所有发达国家更加严重，那中国人口为什么会下降这么快呢？作者列举了几个原因： 1、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最高的，如此夸张的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2、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教育成本也是最高的，使得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收入也是最高的。 3、中国的生育环境有待提升，在育儿福利、托幼机构以及女性平权等方面，还有很多短板需要弥补。 当然，面对中国的人口危机，作者也为鼓励生育给出了不少的建议，他认为只要国家在政策和经济投入上下大功夫，危机的局面还是可以改善的。与其苦口婆心地劝年轻人生孩子，不如拿出更多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来帮助和支持年轻人生育、养育下一代，往大点说，这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何重视都不为过。 比较佩服本书的作者梁建章先生，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1999年创立携程网，8年后2007年辞任携程CEO职务，到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人口和社会研究领域、创业创新研究领域的专家。 读完这本书，我现在能理解，梁先生对中国人口危机,忧心忡忡的良苦用心。

山鸣（前媒体人） 全文3600余字，读完约需7分钟 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时间是否解决了问题，以及解决了谁的问题。随着农村老人老去，这个公共问题的确就消失了。但对于这些农村老人来说，他们的问题从未解决，他们只是和问题一起隐入了历史的尘埃中而已。 立冬刚过，北京赏秋时节进入了尾声。用不了多久，寒冷将覆盖整个北方大地。不过，大城市的暖气和喧嚣可以抵御自然的萧杀。 “老人难过冬”是一句农村俗语，有过北方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对这句话会更有感触。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冬天不仅更加寒冷，人气也更为冷清，这些都加速了老人的离世。 农村老人问题是块难啃的骨头。不止一次有公益伙伴和我说，农村老人问题可能最后只能交给时间解决。我们彼此心知肚明，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什么。 ▌“房间里的大象” 我还记得多年前离开太行山东麓一座小山村时的一幕—— 一对干瘦的老夫妻，身穿齐整的蓝布衫，互相搀扶着，颤颤巍巍地站在小院门口向我们挥手送别。 那对老夫妻当时已近八旬，唯一的儿子几十年前外出打工再没回来，生死未知。类似子女失联的情况，村中还有几户。在所剩无多的时日里，他们的人生会怎样仓促地隐入烟尘，不得而知。 几乎每个农村家庭都有在外求学或讨生活的成员。几年前，我随公益机构在这个山村做为老服务项目。社工调研得知，这个山村户籍人口有500多人，常住人口仅200人左右，其中百分之六七十是老年人。 人口外流给乡村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许多家庭只剩下老弱，农田无人打理，房屋鲜有修缮，村里事务也多带有“善后”性质。许多家庭的重心都在“外面”，即便注定永远留守在农村的老人也是如此看待。 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而农村在这一进程中承受得更多。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过太多各种各样令人麻木的数据，这里捡紧要的数据再罗列一次。 根据《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和《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0%。乡村的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城镇：乡村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分别高出7.99个百分点、6.61个百分点。 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很严峻，但同时，解决它仿佛又不是那么火烧眉毛。 在现代中国，大部分人依然跟农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都市，许多人来自农村，或父母来自农村，乡下依然有亲戚。也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深知农村长年累月的粗砺生活，并觉得“农村式”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而然的——实际上很多人看待农村老人问题，并没有采用和看待城市老人问题一样的标准。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农村老人因为常年劳作，身体反而更加健康、硬朗。殊不知，许多农村老人在身体出现问题时，衰老和失能的速度远远超过城市老人，并将很快走向人生终点。或许正是这种仓促，增加了社会对农村生死的钝感，也只有具体话题才能刺激到公众，比如“二舅”就一度让这庞大而沉默的群体走入主流视野。 这种麻木不只普通民众有，本应更敏感的公益组织或专业人士也是这样。与教育、扶贫、环保等领域相比，分配给农村老人的公益资源少之又少。在一次公益盛会上，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激情澎湃地呼吁：如果你要做公益，就选择做教育。虽然他的观点被现场反驳，但这代表了一种广泛认知。 人们普遍愿意投资未来，喜欢与创造、生产紧密相关的公益领域，而农村老人这个群体的标签更多是负担、消耗。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农村老人问题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很大，却不怎么引人注意。 ▌“交给时间解决” 中国农村是非常多样化的，而那个小山村非常接近我们对理想乡土社会的想象——村子错落有致、鸡犬相闻、村民淳朴，带头村长也极有责任感，村民主要生计是种植谷子、花椒、柿子、核桃。 不过，安详景象下隐藏着村落的清贫与孤独。 一条穿村而过的柏油路是山村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沿路驱车到平原的市区得三个多小时。过去几十年，几代村民经由这条路走出大山，有的在外扎根，有的依然漂泊，还有的断了联系，像飞散的蒲公英。 与这里的老人交谈，可以看到时代洪流下的农村家庭是如何被冲散的，以及个体在这个洪流中的无力和渺小。家庭作为港湾和后盾的作用越来越勉强，留下的老人尽可能劳作，自力更生。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一日两餐，吃着玉米糊糊和烙饼，葱花炒鸡蛋已经是非常好的饭食。 愿意直面世界真实一面的人们，不会轻易质疑这样的生活是否存在。鉴于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多，即便大部分农村居民迎来新生活，仍会有相当规模的人口与体面的生活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农村老人面临养老、医疗和精神方面的困境，但国内很少有人愿意自发做长期的农村老人项目，已有项目往往是政府出钱，社会组织开展定点帮扶。我们这个项目为保证资金效用最大化，达成的共识是不做送米面油这样低级的工作，而是选择了多个村子开展老年组织建设，鼓励老人们互助养老。 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发现投入的大量资金被所招募团队用在了各项行政支出上，有些资金更是成了烂账。更大的问题是，互助养老的设想逐渐退化为文化娱乐活动，鸡肋到我们不断自我怀疑这样下去的意义在哪里。 当山村里的那对老夫妻向我们挥手道别时，我感到很愧疚，因为不知道项目在这个山村能不能撑到第二年。实际上，项目在那个山村只存在了一年多，而整个项目前后维持了五年左右。在项目终止后，这些村落可能除了几个招牌外，看不到一点我们来过的痕迹。 在过去数十年间，乡村不断被抽空，乡村社会像一个少了梁柱的土坯房，修修补补勉强维持。缺人、缺资源，连社会组织也不愿介入。在地方，相关政策只是兜底性质，如很低的养老金，以及收养五保老人的敬老院。 过一天算一天，其他仿佛无解。于是许多人得出结论，农村老人问题或许只能“交给时间解决”。 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时间是否解决了问题，以及解决了谁的问题。随着农村老人老去，这个公共问题的确就消失了。但对于这些农村老人来说，他们的问题从未解决，他们只是隐入历史的尘埃而已。 ▌跳出局限找答案 许多学者从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来论证，改革开放以来，无数青壮年之所以敢于走出农村，投入经济社会建设之中，正是因为老家有父母看家、种田、帮带孙辈，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而且今后我们仍然有赖于这些老人的付出。从这个角度来看，解决农村老人问题是符合经济社会效益的。 然而，解决农村老人问题不同于企业做投资决策，无论从敬老孝老、扶贫济困等朴素认知，还是从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等当代理念出发，重视并且解决农村老人问题都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老人无用论、负担论，甚至认为可以“弃老”的理念，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现代社会的赤裸体现。 在中国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在增进老人福祉方面还有很多没有做、应当做、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理由把农村老人抛在一边，正如我们没有理由放弃扶贫事业。正视他们的需求、尊严和自我实现的愿望，是这个社会基本的良知要求。 农村老人需要什么？如何看待社会力量的作用？国家应该如何对待农村养老这个问题？我所参与的这个项目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示。 这个项目始于美好的初衷，却以失败告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触及老人的核心需求。建组织、搞文化活动或者逢年过节送些米面油，这些对农村老人有多大意义，需要打个问号。 各地有不少社会组织拿政府的钱在农村做公益项目，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很多是一些难以量化的社交陪伴、精神疏导等服务。这些项目没有充分考虑可持续性问题，农村居民对项目的好坏心知肚明，但他们为了短期的利益愿意去配合。而更多所谓农村养老模式，只活在论文和新闻报道中。 农村老人的核心需求是什么？应该是物质需求和医疗照护服务需求，这些显然不是社会力量能解决的，而这也是项目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如今我们深刻领悟，没有国家力量的参与，只靠社会组织、市场和农村社会自己，根本无法应对这样一个大问题。 国家力量如今很重视农村养老，但一些撒胡椒面式的帮扶，远不如直接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提高医保报销标准、推行长期护理保险、提供健康义诊等针对性措施有效。 而且，我们经常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循环里，认为解决农村老人问题，就应当在养老方面发力。实际上，农村老人问题深刻嵌套在整个社会体系之中，应该跳出局限，把农村老人问题放入到更大的体系中对待。 在现实层面给农村家庭赋能，如支持子女教育、育儿、城市落户，支持青年人才回流、就地就近就业；倡导敬老孝老文化，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加强老人权益保护，强化家庭成员的义务和责任等；此外如推进乡村振兴、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等。这些措施未必与养老直接相关，但确实比直接做养老更有效、更可行。 需要补充的是，“让时间来解决老人问题”这种观点，也存在于对待城市老人问题上。这里强调农村老人，并不是因为城市老人问题不严重，而是因为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乡社会割裂，社会在面对城市老人和农村老人问题时的紧迫感、以及城乡老人所获得的关注度都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和区别对待值得我们警惕。不再做城乡老人的区分，需要更公平和正义的公共政策。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而新出生人口则逐步减少，这样，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摆在人们的面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18.7%，说明目前中国已经接近于中度老龄化阶段（一般把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10%、20%和30%作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老龄化社会的标志）。 由于老年人人数的增加，部分老年人中的一些问题也日益被人们所注意，例如贪小利、不讲公德、言行粗鲁甚至有个别碰瓷敲诈之嫌的。在自媒体中，有人提出的所谓“老人坏了还是坏人老了”的命题就很时髦了一阵子。 一个社会，各个年龄层次的人群中，都有品德较好的，也有品德较差的，有好人也有坏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但是，各年龄层次的人们也都有与其他层次不同的某些特点，我们不应当不分青红皂白地说某个年龄层次的人如何如何，但是，对于各年龄层次的人所容易发生的问题，也应当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以使人们对此有科学的认识，从而正确地对待。 先说贪小利的问题。如今的老年人中贪小利的，确实有相当一些。超市里多拿塑料袋的，把超市里的菜帮子掰得一塌糊涂只拿菜心的，一说哪里有免费的赠送就往前挤的，把厕所里的手纸卷了一大堆拿走的，吃自助餐时见“贵的”食品就蜂拥而上不顾体面，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如今的老年人中贪小利的，确实有相当一些。 这些，确实都有事实的发生，无可否认。而且，相对来说，年轻人中这样做的人比较少。 这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如今的老年人贪小利的比较多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过去实在是太穷了。 现在外面活动多的老年人，主要是50年代或60年代初生人。他们的儿童期和少年期，绝大多数人都是非常贫困的。其贫困程度，是现在在网络上谴责这些“坏老人”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得到的。 那时候，凡有一点可以入口充饥或有一点滋味的东西，不管是树上结的或土里长的，大概都不会浪费掉，都会想办法把它吃掉。凡是可以烧火的东西，树枝树叶、没有烧尽还有点黑的煤渣子都会捡回家作燃料。凡是能够卖钱的破烂，破布头、碎玻璃、废纸片、烂铁钉，通通要捡起来，积聚起来争取卖几分钱。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哪里真的有什么小利可以贪的地方，大家都争着去拿，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非常贫困的情况下，贪一点小利是完全正常的。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时的人们也就在可能的条件下贪一点小利罢了。而且，那时候一切财产都属“公”，贪一点点小利也没有人认真地管，反正你拿我也拿，不是大东西，人们都习以为常。 当然，那时候大多数人对贪“大利”或犯法的事情却不敢做，反动的话也不说。那是重要的原则，因为那时候，法网森严，弄个偷盗甚至被上纲到“破坏”，那就是极大极大的大问题了。 很多习惯，小时候养成了，往往难改。一些老人贪小利的习惯就一直这样保持下来了。这与那个时代有关。 如果人们的生活条件非常好，他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很多小利就不会再去贪。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已经比过去好了不知多少倍，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大多数人也都比较自觉，不再做那些贪小利的丑事。 但是，总有一些人积习难改，所以仍然处处出丑。对这些人，应当加强教育。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老人如今生活还比较贫困，至少不富裕，社会地位不高，更兼现在又退休了，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以为自己贪小利也没有熟人看见，因此能贪一点就贪一点，反正只是一些“小事”。 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够有相关的教化。对于那些仍然处在比较贫困条件下的老人，也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让他们把生活再搞好一点。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在相对比较富裕的环境下生出来、长起来的，他们对于一些些小的小利，完全看不上。另一方面，他们也都受到了比较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这样，他们对于一些老人贪小利的行为，比较鄙视，这是可以理解的。 又有人说老人们横行霸道。其实哪个年龄的人都有横行霸道的，当然，老年人特别是年轻一点的老年人霸气一点的确实也不少。 老年人特别是年轻一点的老年人霸气一点的确实也不少。 从媒体上看，老年人在公共场合打架的、横穿马路不管不顾的、跟年轻人抢场地的时有报道，上公共交通车后喝令年轻人让座的也有发生。 在人们的印象中，老年人应当是稳重的，“德高望重”嘛，怎么能够像少年人一样打架骂人呢？所以，一旦有老人出了上面所说的那样“为老不尊”的行为，自然就成了新闻，广为传播。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个别老人会为老不尊、横行霸道呢？ 我看还是与少年时的经历有关。这些人年轻时正是霸道最吃香的时候。而且不是一个人霸道，而是所谓“群众专政”。 如果听说某一位老师(当年是属于第九种人的)有什么“反动”言行，几乎所有的中小学生都会“义愤填膺”地愤怒声讨，不惜殴打，甚至用出各种令人发指的恶劣手段。在群众集体的裹挟下，人们往往作出疯狂的举动。 看看当年街上那些拿着棍棒的“宣传队”，威风凛凛，到处巡逻，检查树丛中有没有男女青年在拥抱接吻之类的“苟且”，若有，则抓出来扣上“流氓”的帽子。这些拿着棍棒的“宣传队”，多么神气，当年他们是小孩子学习的榜样。 总之，那时候是讲究“斗争”的，只有斗争才其乐无穷。没有这些精神的人，就是“修正主义苗子”，也就要被斗争。这就养成了一些人的“火爆”脾气，他们“头上长角、身上长刺”。 80年代以后，时代不同了。绝大多数人不斗了，挣钱养家、提高生活水平成了第一要义，教育孩子成了重要的工作。随着孩子长大成器，自己头上的角磨掉了，身上的刺也没有了。这是绝大多数人。 但是，有些人却仍然保持着“战斗的风格”，“年既老而不衰”。虽然现在已经不能“带长铗之陆离”，但是“精神”没有衰败。 他们在当初斗争的时候很神气，也没有学习什么文化（那时候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也没有什么技能（那时候学专业钻研技术就是走白专道路）。后来，竟因为缺乏文化和技术而各方面都“落后”了，这是使他们很沮丧的事情。如今退休了，这口气仍然在，在街上遇到不满意的，窝在心里的气随时随地就可能爆发。 这些人很少，但是一旦发起脾气，影响很坏。对于他们还是要加强道德与法制教育。如果触犯法律，当然要得到惩罚。如果确实是无关原则的小事情，我看也可以不必与他们计较，有时候让他三分也就罢了。不涉及原则的问题，大事化小最好，如果把小事化大，对社会对当事人都没有好处。 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情况，这也是本文要重点强调的，就是真正的“坏了”，即人的生理器官坏了。 世界万物都有始有终、有生有死，有造出来就有用坏了的。人也是如此，人身上的器官也是如此。人从生下来，各种器官慢慢成熟，再到逐渐损坏，也有一个过程。到老了，各种器官都会用坏。 一个老人与一辆车并排走，老人突然倒向车，于是被撞倒地。旁人看录像，怎么都是老人“碰瓷”:怎么会无缘无故倒向车辆呢？但是，实际上大概率不是碰瓷。老人走路，无故一歪，完全正常。原因就是他的平衡系统“坏”了，出问题了。老人走路，一点也不会歪斜的恐怕不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边上没有人、没有车，歪一下也就歪了，老人会自己调整脚步，又正常地走路，没有人会注意。但是，如果与它平行的正好是一辆车，而且靠的近，那就麻烦了。 一个老人与一辆车并排走，老人突然倒向车，于是被撞倒地。 另外老人的心理状态也会出问题，本来在行走，突然过来一辆车，心理一紧张，正常人紧张一下没有大事，可是老人会过分紧张，就有可能东倒西歪。 所以，老人自己对此要注意，离开车辆要远一点，尽可能不要走到马路中间有车的地方去。开车的(或骑车的)也要注意，离开老人远一点。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对大家都好。 有人并没有撞着老人，看见老人倒地了。急忙过去-扶，老人却赖上了，硬说被他撞了才倒地。是不是老人坏了？真有可能是“坏”了，但并不是平时所谓的“恶”，而是他的脑子坏了，认知系统出了问题。他误以为是有人撞了他，他才倒地的。认知系统出问题的老人，也真不是极个别的。 老人糊涂的不少，而且很有可能糊涂了还死不认账，非常顽固。这种脑子的毛病，应当被人认识清楚，而且予以足够的重视。 对于看见有人跌倒，毫无疑问应当给予帮助，但是，这里也需要讲一点科学。 老人倒地，是不是在第一时间就去把他扶起来呢？不是的。 老人受伤受损坏是在倒地的时候已经发生，既已倒地，不在乎多几秒钟的时间。有些老人，跌倒在地，伤了骨头，或者心脏出来问题，都不是可以立刻扶起的。一扶，可以更出问题。骨折的，可能使断口更加错开。心脏有问题的，一动反而可能加剧。 当遇到有老人跌倒的时候，在可能的情况下，要找一个旁人，一起去问一下老人，是怎么个事情。看看能不能扶起来，是否需要打电话叫救护车。然后再决定怎么办。 这样做，不但对老人有好处，也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更避免了给社会带来麻烦。这是科学的态度。 总之，老人的很多行动和作为，是会与正常的年轻人或中年人不同的。正确对待老人中间的问题，不应当提出“老人坏了或者坏人老了”这样无聊的命题，更不可以用这样的命题作简单地判断。这里不但需要分析产生问题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有时候更需要用到科学知识，让医学来帮忙，只有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才能够正确地处理。 人有好有坏，不论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如此。如果社会氛围戾气太重，人们相互争斗，坏人就会越来越多。一个好的祥和的社会氛围，一个依靠科学的法制社会，可以使得好人更多一点，坏人更少一点。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要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延迟退休再次被提及 关于延迟退休，意见比较分化。大多数专家都赞成，大多数民众却反对。赞成的，是从宏观大局出发，分析不无道理。反对的，都是从自身出发，深怕切身利益受损。 随着我国国民的预期寿命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问题也不断突显，而影响最大的，还是整个社会经济产出造成的负担。 比如，去年刊发在《财贸经济》期刊上的一篇论文显示，当社会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5岁时，预期寿命如果从77岁延长到了88岁，就会导致养老保险的基金缺口攀升至一个倒U型结构的峰值，同时，整个社会的生育率则在逐渐下降。 延迟退休已敲定 看到国人如此反对，国家就在这几年时间里不断的完善方案和政策，现在已经有了新方法，打算正式发布延迟退休的消息，预计在未来6年内将延迟退休政策落实完毕，这样看来延迟退休已敲定。虽然国人有些反对，但是也完全理解国家这么做的原因，毕竟现在我国出现了老龄化的问题。 据有关部门统计，现在已经有2亿多名60岁老人了，并且还在不断增长，表面上来看并不觉得老年群体人数众多，但只要了解到年轻群体的人数，就会知道老龄化现象有多么的严重。现在00后人数只有1个多亿，90后也是如此，和老年群体比较，少了一亿人左右，这样就能够看出，老年人数量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看到这样的境况，我国也推行了二胎政策，甚至有专家建议推行三胎政策，可是年轻人一胎尚且不愿意生，二胎三胎更不可能，那么出生率就会下降，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也无法解决。那么现在能够缓解劳动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延长退休时间。 除了这一点以外，我国延长退休时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国人平均寿命在上升。在以前女性退休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男性为60岁，和其他国家比较，就会发现我国退休年龄较为提前，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以前医疗条件不好，国民经济也不高，所以使得平均寿命只有60岁左右，但是今时不同以往，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薪资高了，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在75岁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此前所制定的退休时间有些不符合时宜了，按照现在的平均寿命来计算，延长退休时间是很合适的。 但如果将平均退休年龄从55 岁延迟至65 岁，按照平均寿命为77岁来计算，不仅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会不断下降，生育率等指标反而会持续增长，全方位地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增长。 如此鲜明的对比，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不无关系。 当整个社会的预期寿命都延长时，每个人成年期所分到的经济资源就会相应被压缩。为保持原有的成年期消费，个人会降低对子女养育费用的支出，导致生育率下降。 相反，延迟退休虽然让个人必须在老年期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但可以凭借净工资收入增加老年期总收入，所以个人有更多经济资源用于养育子女，最终能提高生育率，促进经济发展。 无论是弥补经济缺口，还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延迟退休都是一项势在必行的选择了。 延迟退休的负面影响 资本是“掐尖”的，对18-35的劳动力情有独钟。过了35岁，没有特别本事，在职场基本就走下坡路了，出来找工作也很难找。过了45岁，出去找工作，就要降低标准了，过了55岁，基本找不到工作了，只有干环卫、物业等工作。 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延迟退休，不是让你在一个单位一口气干到65岁，而是到65岁才发养老金。 按照资本的尿性，你45岁时就会被资本排挤出职场。接下来20年，你就要自谋职业。那时候就会像日本一样，男的去开网约车，女的去做家政，或者去当清洁工，或者去当低端酒店的服务员。反正都是些不怎么赚钱的岗位。 能找到这种工作，还有个前提，就是身体好。如果身体不好，有病或者传染病之类的，你连当保姆、刷盘子的工作都找不到。人家不要。没工作又没钱，怎么办？ 你可能会说，不延迟退休不行吗？不行。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不延迟退休，就发不出养老金了，毕竟没有那么多年轻人交社保了。 能干到65岁退休的工作，估计只有公务员、公立学校老师、公立医院医生等。 不会搞“一刀切” 综上所述，就能看出延迟退休是为了国家各方面发展考虑的，我们作为国家的一份子也必须有责任去配合所有政策。虽然延迟退休方案还没有正式推行，但是推行延迟退休方案的时间已敲定，对于这一点很多人都非常担心，突然延长退休时间，会令人不适应，尤其是对即将退休的人员非常不公平，对于这一点大家不会搞“一刀切”的，会采用逐年递增的方式推行出去的，也就是说第一年增加2到3个月的退休时间了，第二年也是如此，就这样重复叠加，慢慢累积时间。 不仅如此，国家也会根据工作性质、员工身体状况等实际情况来制定不同的退休时间，对于身体状况不好的，将会给予之前的退休时间，或者提前退休，对于身体好且特殊职业人员，将会延长退休时间，比方说高级工程师、会计师，这样的人才都是资历越深作用越大的，国家也会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留下来工作，为祖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不得不说国家这样的弹性退休方案十分善解人意，这样一来大家也不会被突然实行的政策所影响。

千呼万唤始出来，在劳动力下滑的忧虑之下，“三孩政策”终于在热盼中出炉，也引发了全民段子手的浪潮，一系列的调侃与自嘲在朋友圈蔓延。 段子相信大家基本都看过，也就不复制粘贴了，聊一些大家很少去考虑的内核问题。 首先，为什么是开放三胎而不是开放生育。 先看朋友转发的一个段子： 东海天龙王敖广，有了敖甲敖乙之后，又可以生敖丙了。 陈塘关总兵李靖，有了金吒木吒之后，又可以生哪吒了。 16-19的“天命二胎”一代刚刚结束，“天命三胎”一代就紧随出现，顶层资源的组团争夺，将导致中产阶级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 类似于京沪等城市限购两套住房，不是鼓励所有人都去京沪买两套房子，而是为了防止部分有钱人在京沪买N套房子。 制定三胎政策的内核，跟之前的二胎政策类似，不是鼓励所有人都生三个，而是限制敖广和李靖们最多只能生三个，以维系社会的公平与稳定。 就像贾府生的一大批子弟们从小就能接受大儒的教育，再纨绔也能拿到平民子弟寒窗苦读十载都搞不定的前程；享受惯了贾府富贵生活的袭人晴雯抢着给宝玉做妾，也不肯嫁给穷小子当正室。 中国的生育限制政策与一夫一妻政策类似，都是在保护中低层的生育权、择偶权不被掠夺。 我们一步步开放二胎、开放三胎而不是彻底开放生育，是在极力避免权贵群体对中产资源和权益的掠夺，降低开放生育带来的系统性冲击。 毕竟，能给一个孩子请得起50万年薪清华家教的家庭，不在乎为其他的孩子再多聘请几个。 其次，我们要明白，鼓励生育，并不是对所有群体一致的鼓励。 看看通稿中是怎么说的： 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 婚嫁陋习、天价彩礼，这些可都不是城市中产面临的问题，普惠托育和教育公平也不是鸡娃的中产阶级所追求。 这些政策的出台，都是为了小镇青年和进城务工青年们多生早生孩子准备的，政府也愿意为这些群体的生育提供财税的补贴。 困难群众，才是真正被关心的…… 所以，一个既要控制权贵，又要避免刺激中产，还要鼓励小镇青年的生育政策就这么出来了。 最后，没看公告原文的朋友可能没发现，此次会议有两个主题，一个是针对老年人的老龄化战略，一个是针对新生儿的生育政策。 只不过，大家都被三胎的热度带走了，没考虑此次会议提出的延迟退休。 而无论是“稳妥实施”延迟退休，还是“依法组织实施”三孩政策，目的都是很明确，要向市场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这也释放了一个信号。 七普数据出来不久，国家就迅速做出人口战略的调整，这意味着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比很多人想象的要严重。 因此，为了迅速补充青壮劳动力，接下来中国城市化政策也必然将加速调整，一二线城市将加速吸取小镇和农村人口。 相比于今天很多财经人士吹捧“三胎概念”，未来真正要重估价值的，是人口战略调整之下，城乡间人口加速流动带来的巨大变化。

据新华社消息，5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将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20天前我国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上一次普查，年均增长率微降，但老龄化程度加深，“老龄化已成基本国情。” 在新华社相关微博下，热度最高的评论大多负面，认为“问题是一个都不想生”、“建议先解决最基本的生育福利”、“你们帮忙养吗”等。 这是我国第三次“放松”人口生育政策。有观点认为，政策力度太小，在快速老龄化的国情下，不仅应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而且要推出全方位的鼓励措施。 生育政策影响生育率，进而决定一个经济体的人口结构和发展形势。 第三次放开政策 我国自197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除少数民族等特殊情况外，严格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其中一些强制性政策如引产等，遭到诸多批评。 2010年上一次人口普查后，我国生育率已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3年，计划生育政策迎来第一次松动，实施“单独两孩”，即夫妻中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则可生育两个孩子。 根据CEIC数据库显示，“单独两孩”推行翌年（2014年）我国新增人口从660万左右小幅攀升到710万左右，政策的实际效果大大低于估算。 2015年，生育政策再一次放松为“全面两孩”。短期来看，政策效果明显，2016年新增人口达到800万，2017年也有737万左右。 但政策的持续时间再次低于预期，短短两年后，2018年新增人口大幅跳水，仅为530万，2019年仅为467万左右，还不及生育政策放松前的水平，凸显出我国人口增速放缓的险峻趋势。 网友评论大多集中在生存压力大、生育成本高的现实下，简单放开’三胎’限制于事无补。 严峻未来 生育政策影响生育率，进而决定一个经济体的人口结构和发展形势。 我国在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人为降低儿童占人口的比重，创造了生产性的劳动力结构。 但时过境迁，随着预期寿命提高与生育意愿降低，当年的适龄劳动力逐渐转变为老年人口，当年被压缩的儿童人口，成长为占比较少的育龄人口。 这种情况为长期经济发展投下阴影——干活的青壮年占比越来越小，需要全社会供养的老年人占比越来越多，养老金缺口扩大，社会负担沉重，年轻人自己生活已经不容易，就更不愿意生孩子，再加上老年人相对不愿消费，经济活力减弱，社会陷入恶性循环。 而相比于一般经济政策，人口政策难以立竿见影。 我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初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长期的人口衰退，尤其是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老龄化，会带来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我国的人口负增长已经势不可当，从现在开始亟须开展研究和进行政策储备。” 经济学人智库我国首席分析师苏月此前也向BBC中文表示，生育政策的调整一般要15-20年才能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因此调整人口政策要有提前量。放开生育限制是政策选择，但是政府同样需要关注到结婚率的变化和初婚初育年龄的推迟。 放开生育限制是政策选择，但是政府同样需要关注到结婚率的变化和初婚初育年龄的推迟。 为何不全面放开？ 在上个十年，我国两次放开生育限制的情况下，才维持住年均增长率小幅下降，而且最后两年新增人口出现大幅下跌。 有我国学者认为，我国老龄化速度快，前景堪忧，早就因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甚至应该开始奖励生育，这样才能在15-20年后维持人口红利。 今年我国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我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递交的提案，呼吁“十四五”期间（2021-2025）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而且“这几年出生率的陡然下降甚至显示出某种急迫性”。 学者邓聿文表示，阻碍中国全面开放生育限制的原因主要有：虽然老龄化程度加深，但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变，有观点认为劳动力红利还在；还有观点认为，生育二胎的意愿已经不高，应该着力改善公共服务，提高生育二胎的意愿，而非开放三胎或全面放开；中国脱离绝对贫困后，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而中产生育意愿虽低，贫困地区的人口反而愿意生孩子，加大脱贫难度；少数民族生育意愿更强，全面放开后（此前少数民族可生二胎或三胎），可能冲击现有民族构成。 出路在哪？ 网友评论大多集中在生存压力大、生育成本高的现实下，简单放开“三胎”限制于事无补。 全国政协委员郑秉文今年我国“两会”期间也建议，在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同时，制订一揽子顶层设计，包括但不仅限于为青年夫妇生育创造条件，为青年夫妇减负，4～6岁学龄前教育实行普惠价格，全社会营造一个育儿友好型社会环境，建立人口预测报告制度，并建议将人口老龄化行政主管部门的级别和地位予以升格。 不过，5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到，国家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但在发达国家，生育率低已是多年顽疾，老龄化也成为“现代化病”。各国也推行多种政策，然而实际效果不佳。 美国布鲁金斯我国经济资深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 认为，中国改变这种人口状况的办法有限，因为增加生育率的措施往往效果不大，中国也不具备接收大规模移民的条件，不过目前退休年龄比较低，还有提升的空间。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对老年人友好的设计和服务现在已经成为老年护理服务中心、公共设施和个人家庭的流行趋势，以确保老年人得到良好的照顾，并享受高效和便利的服务。 上海市长宁市虹桥街道，老年人在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健身俱乐部锻炼 陈女士是上海长宁区虹桥镇的居民，她每天都会到社区的健身俱乐部锻炼两次。“俱乐部里的设施都是数字化的，但设计很人性化，而且有工作人员在这里帮助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锻炼时总是会感到很安心。”陈女士说，该健身俱乐部只为55至70岁的人服务。 作为社区内虹桥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一部分，该健身俱乐部是根据老人的需求和身体特征设计的。例如，跑步机的速度设置得比较慢，两边的扶手也比较长，方便老人抓紧，健身车也有靠背，避免对腰部造成伤害。 此外，还有一个监测系统，实时收集和显示心率和运动数据。俞敏洪说，如果有异常情况发生，监控器会发出警告。 总的来说，上海改善老年人护理的努力有不同的形式，包括帮助老年人用易于操作和保护的电器来装修他们的家，在老式住宅楼里安装电梯，以方便他们出行。 上海的一些社区已经将老年人护理服务引入云端，帮助老年人获得高科技的居家护理和保护。通过安装在用户家中的健康信息采集器、呼叫器、传感器和警报器等智能设备，护理人员可以使用在线平台来检查健康和活动情况，并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即时服务。 虹桥区的工作人员个人支持人员王伟说，例如，呼叫单元将使用户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就能与家人或支持人员取得联系。 杭州市河姆渡社区的居民在为老年人设计的课程中练习中国书法 杭州市正在努力确保其老年居民享有与年轻一代相同的公共服务效率。 杭州市民中心通过配备视频通话功能的自助服务机提供线下政府服务。 计算机知识有限的用户可以直接在机器上与服务人员进行视频通话，服务人员将远程处理请求，并在几分钟内提供答复。 当地政府正在为老年人、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提供无障碍智能服务。 上门养老 随着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对老年人护理的需求一直在增加。本月初发布的最新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现在有2.6亿60岁或以上的人，占人口的18.70%。 为了使对老年人的照顾更加方便和友好，一些住宅社区正在将服务带到附近。 华北山西省太原市怡文园社区的老年友好食堂 3月，中国北方山西省太原市漪汾园社区的一个老年友好食堂在该市从大流行病中恢复后重新开业。该食堂的饭菜价格相对较低，聘请了专门的营养师，研究和开发适合老年人的低钠、低油、低糖的营养菜单。 “食物是我们老年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行动能力越来越差，而我们的子女又忙于工作。我和妻子每天都在社区食堂吃饭，我和家人都很放心。”70岁的葛新文说，作为怡芬园社区20多年的居民，他见证了社区老年护理服务的改善。 据太原市民政局介绍，该市将在2021年建成140个社区食堂，到2025年底建成500个社区食堂。 一些社区，如杭州拱墅区的虹桥或河姆渡社区，正在进行新的尝试：在社区内部署多种养老设施和服务。与通常远离家庭的传统护理院不同，这种方式使老年人护理服务在当地居民中更容易被接受。 例如，在河姆社区，35%的居民是60岁以上的老人，餐饮、护理、基本医疗服务、康复设施、娱乐、日常服务等都分布在整个住宅区。居民们可以在几分钟内轻松到达服务中心。 “我们称它为街坊式养老，或者说是没有围墙的养老院。我们有各种活动和服务，包括饮食、生活、医疗服务、护理和照料以及娱乐，以满足老年居民的需求，缓解他们的孤独感，”河姆渡区党委书记饶永久说。 在山西省孝义市，梧桐新区投资2.7亿元（4059万美元）建造一座公寓楼，为1200多名老年居民提供免费住房，并为26名无子女和患病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 公寓配备了老人护理室，来自城市和中心医院的特殊医疗小组与社区协调提供服务。还设立了专门的远程视频会诊室，进行网上直播，应对任何医疗问题。 目前，国家正在积极探索更先进的、可扩展的老年护理服务，以提供方便和完整的护理。观察家和专家指出，看到这样的势头令人欣慰，但值得注意的是，需要一个可持续的资金，以确保基本的老年人护理服务覆盖每个人。 一些社区，如虹桥和禾木，已经邀请第三方，包括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维持服务的运行。在这种机制下，地方政府提供空间和基础设施，而第三方投资者提供免费或低利润的服务。

近日，专家建议放开三胎的话题引发热议。中国人口报告2020显示，中国既面临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也面临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别说开放二胎、三胎，就算开放四胎、五胎甚至不限制生孩子的数量，结果都是大同小异的：不愿意生的人，你再怎么放宽条件，都还是不愿意生。 因为，并不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生、不想生、没有责任心了，也不是因为有政策限制才不愿意生娃，而是现在的年轻人再生育问题上，变得更加理智和更加负责任了。 现在的住房、教育、医疗、食品蔬菜等价格等高居不下，孩子抚养成本高昂，教育成本更高，年轻人收入又不高，养活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更别说生孩子了，不敢生，生不起，养不起，更教育不起。 我们这一代人养育儿女不比二三十年前父母辈爷爷辈了，不是只管生不管育的时代了，不能说父母辈那么穷都可以把我们生下来和养大，为什么我们这一代就不行了。 而是，现在对孩子的养育、教育的要求，比以前可高了不是一点两点，我们这一代人要为下一代的人生负责，也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追求的是优生、优育，而不是养活就行了。 在不能为下一代保障最低基础的生活、教育、成长发展所需要的条件的时候，不生是明智的选择，不然只会祸害了自己的孩子也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 在该不该生育孩子、什么时候生孩子、生几个孩子这件事情上，不应该被道德约束绑架和规定条文限制裹挟，并不是该由非自己和配偶之外的人来决定的，应当是当事人自己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可以做的自由选择。 要考虑身体情况、当事人意愿、经济条件、家庭意愿，其中自己的意愿最重要。并不应该是“别人都在生所以我也要生”和“别人认为我该生所以我也要生”，而是“因为我想生，我也能生，我还能生好，还能教育好，所以我才要生”。 虽说现在老龄化严重，时代需要，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不管少生还是多生，一定要优生，这是对孩子和自己的家庭负责。 开放生育限制，确实是会带来一定的出生人口数量上涨，但收效甚微，治标不治本。 开放限制后会选择生育更多孩子的，大多是这两种人，一种是完全衣食不愁、家庭富裕、也很想要多一些孩子的家庭；一种是低收入、低学历、家庭较为穷。困、思想认知比较落后的群体。 而学历较高、经济基础一般的群体，优生优育一个都比较困难，最多生一个就算比较理想的了，不会再选择多生，多生只会降低生活质量。 因此，各位专家们，要想提高生育率、增强年轻人的生育欲，应该去想办法降低房价、物价、孩子的教育养育成本，增强孩子们成长和发展的保障措施，去想办法提高年轻人收入，减少年轻人们的压力和负担，而不是在再建议开放二、三甚至是N胎，放宽生育限制，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