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我们还能“刺激”哪些人多生几个孩子？
1990年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上，表演了这样一个小品。 黄宏和宋丹丹扮演一对来自农村的夫妻，两人带着三个孩子，在城市中一边东躲西藏，一边打零工。黄宏给人弹棉花，宋丹丹给人修鞋。 一家五口之所以这么狼狈，主要是为了躲避超生巡逻队的检查。 因为连续超生，早已经被罚得倾家荡产，为了躲避后续的罚款、也为了谋生，二人才进城做了“盲流”。 所谓盲流，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恶意”进城打工的人员。 不得不说，当年的小品演员，胆子真大。 小品中，宋丹丹说了一句现在的多数年轻人不太能感知到背后冷暖的“生猛”台词：“生、生！跟你结婚没消停，结婚四年生仨丫头片子！” 更可怕的是，二人即将迎来第4个孩子。 要知道，怀胎一次就要10个月。两人结婚4年，即将生出4个孩子。平均下来，12月生一个孩子。 小品中，宋丹丹抱怨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现在怀孕了吃不起水果，以后想吃糠都吃不上。 黄宏回了一句很写实的台词：吃不吃得上糠，你不用管，“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知道不？” 第4个孩子马上要生了，二人还带着3个孩子以及谋生的工具继续“流窜”。 这个轰动一时、广受好评的小品，名为《超生游击队》。 小品的创作灵感是，当年在辽宁省群众艺术馆工作的段小洁（黄宏的妻子），在街头看到怀里抱着、手里牵着小孩的进城务工的农村妇女，以及报纸上的“沈阳城开进生儿育女‘游击队’”的消息。 当年的喜剧，就是这么简单。真事已经够戏剧性，那就按照真事去演。这一年，全国总人口只有11.6亿，出生人口却高达2391万人。甚至于，出演之时，30岁的宋丹丹真的怀着身孕。 所以黄宏当时就认为，这个小品肯定火，因为从里到外，都是真实。 不过，艺术，多少还是经过了一定美化。真实，往往更加狼狈。 我老家是北方的一个普通农村。仅仅在我们村，我就目睹了很多个“超生游击队”。并且，和小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村有这样一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大名是什么。因为，农村普遍认为贱名好养活，平常只称呼小名，狗儿、驴蛋、粪叉、石磙等等。 有些小名听起来很奇怪，比如《超生游击队》中，黄宏给三个女儿分别取名为海南岛、吐鲁番、少林寺。 我们村这个人，并不姓黄，但大家都叫他“黄鼠狼”。暂且称呼他为“老黄”。 老黄一共有7个孩子，前面连续生了5个女儿。 他的大女儿，今年已经四五十岁了。第7个孩子，刚二十岁出头。听村里人说，老黄的妻子生儿子时，跟大女儿同时坐月子。 老黄是我熟知的现实世界中，生孩子最多、也是为了生儿子最执着的人之一。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如果是1990年代上旬，超生严打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出生于农村的读者，应该和我、和老黄的孩子一样，都有着一段“奇幻”的遭遇—— 以“神秘身份”与计生所人员、与村支书“捉迷藏”。 在我们村，我有很多同龄人，都是在自己家偷偷“超生”出来的。一方面因为住不起医院、另一方面为了不在医院留下“案底”，很多人都是在家里被“熟能生巧”的接生婆给接生的。 因此，很多农村出身的90后，往往有一个“神秘身份”。明明是自己亲妈生的孩子，对外却要说，自己是外地亲戚寄养的孩子，甚至是路边“捡”来的弃婴。 最提心吊胆的就是，计生所人员、与村支书等人的突击检查。一旦确定了“该流不流”（流产），真的会被“拆房牵牛”。 我就远远看到过，被确定超生的一户人家，家里的电视机、收音机被查抄，粮仓里的粮食也被搬走。 不过，当时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超生，两三个小孩都算少的，经常都是四五个。所以，“老鹰”来抓“小鸡”时，多数时候都会有人发出预警。实在来不及发出预警，突然被查抄的人家，一般也会嚎啕大哭。 总之，一般出现这种状况，家里的大人，就会赶紧把超生的小孩藏在家里隐蔽之处，或者是农田深处。 我老家不少的90后，在童年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度过。不少人，甚至到上了学，也没有户口。 一直以来，都有不少媒体解读说，农村人“疯狂”生小孩，原因是农村夫妇在用最小的成本豪赌“只要有一个小孩翻身，全家就翻身了”。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类似评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不可能翻身。甚至有人说“活该”、“可悲”。 这种言论，或多或少还是在以“肉糜”之心度“棒子面”之腹。 太远的事就不说了，就拿解放初期来说。当时全国平均寿命仅35岁，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婴儿死亡率高达200‰。 平均数，只是平均。相对于医疗条件较好的城市来说，农村的情况更加不理想。 我小学同桌的奶奶，一共生了7个孩子，由于营养、疾病、意外等原因，最后活到成年的只有3个。在我认识的老一辈人里面，生下四五个、五六个孩子，大有人在，但是全部都养活到成年的，并不太多。 粪叉、石磙、栓子、栓柱这些名字很难听，却在农村很常见，主要是农村人面对不可控命运时的心理寄托，希望能把孩子的性命“拴”在人间，希望孩子能像那些低贱的东西一样顽强、牢固。 直到现在，农村姓刘的人，也特别受人重视。很多其他姓氏的农民，都希望自己家的孩子能认一个姓刘的人当干爹，借此希望把孩子“留”住。毕竟，过去很多农民不识字，刘和留，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分别。 毕竟，没有哪个农村人敢保障自己只生一个孩子，就一定能把这个孩子健健康康养到成年。 直到现在，全国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8岁。广大农村地区的平均寿命，也只有大概68岁。农村的婴幼儿死亡率还是高于城市。 除了人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等问题，农村人对于生孩子、尤其是执着于生儿子的部分原因，就藏在那句著名的宣传口号中——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时代有什么不同了？ 笼统来说，就是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 这个时间节点，可以粗略画在1984年到1993年。在此之前，国内的工业水平，和当时农民的营养、医疗水平差不多的低。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工业落后，城市中是没有“农民工”的工作机会的。 早在1953年7月，中央政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紧急通知》，这也就是小品中“盲流”一词来源。 到了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之后，城市中所有生活必需品与供应票证挂钩，供应票证与户口挂钩。这就意味着，没有城市户口，就无法在城市中活下来。 因此，直到1970年代末，几乎没有农民可以“盲目流入”城市。《超生游击队》播出的1990年，依然如此。 直到1993年，“粮票”才正式停止流通。 这也就是说，过去很长一段历史，国内的农民仍然和古代的农民一样，只能务农，没有别的出路。 而在一个工业不发达的社会的农村地区，人口，就是第一生产力。尤其是男人，和牛、马一样，对于农业文明来说，都格外重要。 你连城市都进不去，没有融入工业文明的机会，怎么可能靠多生孩子翻身？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义。 农村多生孩子、多生儿子，就可以创造更多农业生产力，挣更多的“工分”，尽可能保证一家人不被饿死。 甚至，过去，农村女孩经常出现“扶弟魔”现象，也并非所谓的“畸形”心理。 农村的婚姻，是不太能上升到“爱情”这个词的。不少人都是因为“老大不小了”，在父母催促下，找个家庭条件差不多、年龄差不多的，就一起过日子了。 就像马有铁和曹贵英，两人在一起，并不是自己选的。 男女双方，往往谈不上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顶多是在不那么错的时间遇到不那么错的人。 女方在婆家的地位，一方面取决了男方个人品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女方的婆家有几个兄弟，她的兄弟们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以及女孩与兄弟们关系好不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