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鲁迅先生在1925年12月写了一篇短文： 《论 “费厄泼赖 ” 应当缓行》 ，在中国的知识界和舆论界引起极大反响。 鲁迅当初写这篇短文的初衷是针对当时的知识界中一批“公知们”（当时被鲁迅称为“仁人们” 或 “土绅士“ ）忽略中国国情，一昧鼓动中国社会应当紧跟西方列强提出的“费厄泼赖” （ 即 fair play ，“公平游戏” 之意）从事国际，国内交往。这本来是好意，但是有的知识分子往往说话冒尖，先抬高西方话语权，却又贬低本国民众素质欠缺。鲁迅先生对此气愤不过，写下此文。文章虽短，战斗力极强，深刻解剖了中国少数文人仰人鼻息的虚伪，驳斥了西方提出的“费厄泼赖”的“双标”特点（鲁迅称“双标”为“两重道德” ），呼吁国人明辨是非，分清曲折，不要人云亦云，特别是不要盲目跟着洋人的声音走路。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已经历时96年，今天读来依然充满活力，其战斗性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有丝毫减弱，相反却有如陈酒，越久越香，忍不住写几句《 再 “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 重读鲁迅先生这篇文章，丝毫没有沧桑之感，倒像是就是写在当下，写在今天。 96年了，世界正经历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可是人们惊奇地发现，世界千变万变，却总有一样东西似乎一直不变：西方政客们的傲慢与偏见始终没有变化。100年前的西方呼吁世界都要有" fair play “的精神，是因为当时的世界面临经济动荡，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西方资本家赚钱的机会大大缩小，各国需要增加公平，公正的竞争机会。这肯定伤及资本的利益。于是西方开始鼓吹大家要"fair play “， 把体育赛事中的口号引申到市场交易之中。表面上看，这似乎没有什么错，但是当西方用“fair play “约束穷国的发展欲望和努力的时候，“fair play” 早已经变质走形了，它成为西方掠夺穷国的护身符，又成为限制穷国求翻身的紧箍咒，自然引起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中国有识之士的反对。 所以，鲁迅先生干脆直说了：现在还不能一味” fair " （公平）。 鲁迅先生的观点简单明了，他说 ：中国自有特别国情，……（西方）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 “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 他还说：所以，（我们）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他也“费厄”了，然后再与他讲“ 费厄” 不迟。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为鲁迅先生的一针见血和洞若观火的睿智鼓掌叫号。鲁迅先生如果今天还活着，看到西方国家政客们的所言所行与他们的祖先如出一辙，鲁迅先生一定会痛心疾首，不知会如何痛斥西方“洋绅士”们的顽固不化和无耻之极。 远的不说，就说这一百年中，西方政客一直用“费厄泼赖”，对穷国谆谆教诲，尽力洗脑。要让全世界按照他们制定的规矩，规则说话行事，稍有反抗，即刻加以训斥。尤其是拜登总统上台以来，更是不厌其烦的鼓吹大家要按“基于规则的体制”和“法律”办事，可是恰恰是他们自己 就是 “ 不配承受 fair ”的一群人。当中国认真和他讲"fair"是，他却从不讲什么"fair”，结果总是让中国吃亏，吃大亏 ！ 所以，鲁迅先生反复告诫我们，要“费厄”时，先要看清对手，还要有等差（区别对待），必须视对手如何而施。因为，“ fair 不当，反给恶势力占便宜”。 现在的美欧日澳的所做所为，没有跳出鲁迅先生所言！实在是历史对西方 fair play 的嘲弄。 鲁迅先生何其英明，铁面无私，他在96年前为西方政客们的画像，至今依然栩栩如生。我们惊叹鲁迅先生的深刻洞察力的同时，也惊叹西方政客们的顽疾一脉相承，已经无可救药。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鲁迅先生之所以大谈“费厄泼赖”缓行，主要是针对当时有人反对“痛打落水狗”，故而搬出 “fair play” 这个幡旗，保护那些如今成为“落水狗”的恶人，要求革命者对那些曾经的害人，害民者手下留情，自然受到鲁迅等革命者的彻底揭露和批判。 近百年的这场论战，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当世卫组织迫于某些国家的压力，再次要求中国接受第二次新冠病毒溯源调查，这对“常识”既是严重伤害，更是对“科学”的侮辱性更强的歧视性要求，这时他们的" fair “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不去美国进行必要的溯源调查呢？他们在刻意回避什么？掩藏什么？这时如果中国对他"fair"了，可是他们对中国并不打算"fair”，最后吃亏的又是中国。 所以，没有前提的"fair"，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fairness"的。 由此我想把此文题目更新为 《 再 “论费厄泼赖应该慎行》似乎更切合今天的形势：对西方少数政客的"fair"要求，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三思而后行。 ...

打开《早生贵子》，仔细翻阅，我不由笑了。这是典型的“标题党”了，每个字都没毛病，但书中内容只以育儿经验为辅，以冷眼观察为主。也对，人生有涯，各人就要做自己擅长的事。作者擅长的，不就是冷眼观察么。 杨早是个擅长思考和表达的人，但他更擅长在私人生活和公共表达之间维持界限和克制感。他在书里也有一点点具象的育儿生活，也提到一点点其祖辈、父辈的线索（难免有家族气质因袭的暗示），更提到作为一个“辅助者”的地位——在家庭协同工作中，他自觉表达着对女性的高度尊重，他承认和夫人相比，自己的育儿技术更粗糙，更被孩子“嫌弃”，颇有知耻后让的姿势，这很难说是自谦，还是“挽尊”，阅读时，倒让读者多了一些促狭的趣味。 我最欣赏的，是杨早既在生活中，又自觉养成的抽离感。我认为这种抽离感应是父母的基本能力，具象日常难免繁琐，若无抽离，育儿内卷化时时发生，我们很可能被焦虑裹挟，及至泥淖而不自知。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成为父亲，让作者可能更关切“他人之子”的状态，或者说，他必须关注孩子所处的生态。新闻中、电视上、社交媒体中，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呢？杨早从来是个积极参与各种热点讨论，且颇有见地的学者，大约，父亲的身份让他的讨论更具参与感吧。 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发声？如何担负起社会责任而又不那么聒噪自大？这些观点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关于儿童教育、伤害、减负、家校关系、师生矛盾、大学教育……这本书中的每个问题都可以豪起一行，每个问题似乎也只是潮来潮去，答案不清。 作为父亲，“我”能做什么？参与讨论，是否得到令人心安的结果呢？那些渺小的个体无力感是否有所消弭？似乎，就还，随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每个父母都像作者那样思考和表达，孩子们的生态会绿色可持续得多，父母也拥有更多元的生命模板参照——我们不必趋同潮流，每一种生活和选择都是合理的，我们不必顺应扁平化的价值观，一味追求“成功”，而是选择自己最适合的姿态，并且，保持冷静、观察和自省。 我最喜欢的是书中第四辑，章名也极好：该不该群嘲上一代？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抽象的中国式亲子关系很难改变，这大概也是生态问题，甚至“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是一种诡异的，不可抗拒的命运循环。具体到小家庭，“亲子关系”似乎有向好的可能性，这和大环境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更迭不无关系，细化到方法论上：如果，上一辈和下一辈不彼此Judge,达成双向谅解，“难得糊涂”，岂不美哉？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抛过光的，少量家庭可追梦。 还是跟着作者到其历史研究，去窥看那些民国人物的亲子观和成长观吧，毕竟他育儿方才10年，术业专攻那些近代史，倒是更咏志些。 我们常和作者讨论“回到历史现场”，应该如何看，如何写？杨早也研究汪曾祺，发明自沈从文，沿袭于汪曾祺的“贴到人物写”的方法，在这本书中很有体现。 他带我们发现另一个鲁迅，另一个沈从文，甚至另一个梁簌溟。贴着人物思考，通过史料还原历史人物的人生节点和瞬间选择，我们看到另一个鲁迅在亲子关系中是愚孝的、无可奈何的、深情的，这和公共文本中斗士般、散发着傲人光芒的鲁迅不一样，这种矛盾感不亚于其奋力批判的社会矛盾的激烈，这又成为鲁迅之“怒”很好的情绪补充——感性生活和智性生活的夹击中，鲁迅为人子、为人父的纠结与斗争，舒畅与宁馨，遗憾与悲伤，尽之。及至海婴给爸爸道晚安篇章，令人泪盈于睫。 关于沈从文，还原到他少年从匪从戎，到青年丛文，到老年从“艺”，杨早用到“草蛇灰线”一词，甚为贴切，这个三十岁就经历饱和到一本书承载不下的人，如何从血与火，贫穷与无知，走到智性开启，人生丰睿的状态？ 隔着时空，我们只能通过阅读为历史人物的命运惊叹，或慨叹，从他们的成长历程、家庭观和亲子观去看，他们便多了血肉感，某种程度，也是为被固化的伟正形象驱魅。无论鲁迅、沈从文们的命运是奇崛还是多舛，作为被研究的对象，他们已成为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课题，将他们的一生当成一个体系来看待，我们才后知后觉其命运选择与生命奥义。我更期待某一天，杨早能够更全面还原他们的内心世界，进行更深度的阐释，既然，已经起了个头不是？ 最后再看“早生贵子”四个字，便叹服这是个好书名，更是个好话题了。此贵也，亦如珍珠，是一个父亲的惶恐之录，觉察之辩；亦如契机，让一个优秀学者开启了人父的维度，更近大家内心，潜游大家三观，重述大家故事。 无论是碎片思考，还是鸿篇治学，这最接近人性的直觉，这天真的角度，可谓幸福，幸运。

—— 01 —— 这些年呢，每次过年大家都会说年味儿淡了，感觉过年没有什么意思，无非就是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有关年味淡了的分析文章也很多，但我觉得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那么，回过头来看一看，以前过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有年味儿，过年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 过年，其实主要就两个内容： 一个是全家团圆。 传统社会当中，这个全家团圆并不仅仅是重叙亲情，而是要重叙宗法社会的等级结构，展现一个尊卑有序的宗法秩序。孩子见了老人要磕头，大家族的老太爷、老太太坐在中间，所有的晚辈都要磕头，就是要重叙或重申这样一个尊卑有序的宗法秩序。 再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重叙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以过年为契机，摆脱世俗的日常生活，重建一个寻找超验的感觉，重建人神之间的关系。 —— 02 —— 昨天是小年，波澜不惊就过去了，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是小年)。 小年，以前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要祭灶。 过去，几乎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的神位，人们称他为“灶君司命”，传说他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被作为一家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也被称为一家之主。 灶王的神龛，大都设在灶房的北面或者东面，中间供上灶王爷的神像。有些没有灶王神龛的人家就把神像直接贴在墙上。有的神像只画灶王爷一个人，有的是男女两个人，女神仙被称为“灶王奶奶”。 灶神，是中国民间最富有代表性、最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一个流行的神仙，寄托了老百姓辟邪除灾、迎祥纳福，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 记得小时候，母亲还给我们谈过，说要让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就要给他供好吃的，怕他乱说话，要拿麦芽糖给他吃，粘住他的嘴。 所以，老百姓和灶王爷的关系相当亲昵。 但是，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有人在小年这一天祭灶了。 —— 03 —— 再一个就是到了年三十，有一个年终的大祭祀活动，现在大家也没有体验了，好在很多文学作品里有记载。 鲁迅先生的《祝福》大家都熟悉，《祝福》里边就有关于这个年终祭祀的记载，我给大家念一念： 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 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年终祭祀。 随着20世纪以来的革命和社会进步，首先宗法社会解体了，大家族消失了，尤其是连续40年的这样一个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大的家族已经很少了。 宗法社会解体，尊卑有序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团圆只剩下亲情。 —— 04 —— 亲情当然也是非常珍贵的，但是现在，第一个是小家庭；第二个在高铁时代和视频通话时代，团聚也已经不再是非常稀缺的东西，所以这带给我们的激情体验也就越来越低了。 还有一个，就是作为革命文化、进步文化和现代性发展的结果，祭神(活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有些传统的小镇还有保留，但带有很强的表演性，神圣性已经没有了。 春节因此完全世俗化了，就是吃吃喝喝。以前小孩们还盼着过春节可以穿新衣服，但是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穿新衣服，所以这个带来的刺激性的超验的感觉也没有了。 现在有些地方搞什么踩高跷啊，舞狮啊，贴窗花啊，春联啊等等，这些东西都非常形式化，已经很难挽救春节了，所以春节的年味儿就消失了。 春节和平常相比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无非就是吃吃饭、喝喝酒而已。 —— 05 —— 说到这里要顺便提一下，12月底刚刚过了圣诞节，抵制圣诞节的声音很强。 我们知道，一方面随着我们文化自信的恢复，我们对洋节心理上是排斥的;另一方面又会看到，实际上在城市人口当中，尤其在南方，圣诞节，还有什么感恩节，甚至万圣节等，都已经成了城市当中很多市民享受的一种文化，很难抵制了。 为什么呢? 比较一下西方的圣诞节和中国的春节，你会发现圣诞节仍然保留了一种超验的感觉，也就是说它仍然保留着神性的一面，仍然是建立人的世俗生活和神秘的超验世界联系的机会，没有完全丧失神秘感，所以就仍然存在着一种吸引力。 举个例子，比方说像西方的圣诞节，欧洲(传统里)没有圣诞老人，但是美国是有圣诞老人的。 圣诞老人，我认为这是美国文化当中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在《圣经》里面没有圣诞老人的记载，但创造出圣诞老人这样一个形象以后，就把这样一个宗教的节日和孩子的生活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并且还有道德评价的含义——如果孩子表现好了，圣诞老人会给你送礼物。 另外，圣诞老人来自于神秘的北极，北极是遥远的、寒冷的、神秘的、不可知的，这样就对孩子的童心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刺激和想象。 有一个2004年好莱坞影片《极地特快》，是个动画片，就表现了这样一个故事。男主角是一个小孩儿，他坚信圣诞老人的存在，所以平安夜那天晚上，他睡着了以后，他就感觉自己出门见到一辆火车——“极地特快”。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方文化有不断更新的能力，火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但是它把火车和一个宗教节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孩子乘坐列车到了北极，见到了圣诞老人。见到了一系列奇异的景观! 这部电影，我认为它满足了一个孩子对圣诞老人的全部的想象。 这样一个节日，由于保存了这样一种神秘性，就使人们能够暂时摆脱凡庸的日常生活，获得一种超验的体验，所以这种节日就有味儿。 —— 06 —— 反过来呢，我们的春节，刚才讲的几个因素导致它已经完全世俗化了，和我们世俗的日子没有区别，不再是我们建立世俗生活和未来、永恒之间联系的桥梁或者契机，所以它神秘的魅力就消失了，年味儿也就消失了。 春节是我们中国人文化认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们有必要重建春节的魅力，重新寻找年味儿。 怎么办呢? 历史上我们其实曾经做过这样的努力。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当时国务院发过一个文件，就是号召要过革命化的春节，大概是从1967年开始。 那么，革命化的春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主要是两个内容： 一个是加班高产。春节不休息，当时公有制情况下，你加班高产创造出来的财富是属于全体人民。 还有一个，就是一些集体的文化活动。演出、宣传、慰问军烈属，看电影、座谈会等等。 当然这样一个努力只持续了几年，1976年以后这种提法就没有了。 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后来又受到世俗文化各种各样的嘲笑，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这个事儿。 ...

“党史博采”公众号前几天刊登了一篇题为《开国中将，任工程兵装甲兵政委时发现雷锋王杰等典型，却按副兵团职待遇离休》的文章，读罢令笔者嘘唏不已。前些年，好事者热衷于炒作“鲁迅活着会怎样”。而雷锋因公殉职时年仅22岁，笔者突发奇想，“雷锋活着会怎样呢？” 从“鲁迅活着会怎样”说起 1945年，周恩来同志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评价说：“鲁迅的许多思想和毛主席的思想一致”；1949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时，他对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1966年7月毛主席在给江青的那封信中，将“我们”进一步换成了“我”——“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这远不仅仅是毛主席对鲁迅先生的恭敬之辞。 鲁迅先生生于1881年，毛主席生于1893年，相差12岁，但两人都是诞生于风雨飘摇的旧中国。如那个时代的很多仁人志士一样，两人都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事业中去了。 早生12年，鲁迅先生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经历了更长时间的“彷徨”与“呐喊”。然而，他奋不顾身擎起的文化革命的大旗，终于唤醒了无数青年。从这个角度来讲，鲁迅先生与毛主席也的确存在着一种师生关系。 1937年10月19日延安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毛主席说，“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971年11月20日，毛主席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时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毛泽东1938年在鲁艺讲话 毛主席自始至终真诚地把鲁迅先生当作自己的老师。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毛主席从《鲁迅全集》中找出《答北斗杂志社问》，列入整风学习的文件；直到1972年，毛主席仍在认真研读《鲁迅全集》。 鲁迅先生在最后的几年岁月里，遭到了上海的教条主义者们的诘难，鲁迅先生曾悲愤地表示，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又岂是马克思主义？ 让鲁迅先生欣慰的是，“山沟沟里出的马列主义”率领红军完成了长征的壮举，他不吝言辞地赞美道，“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在1930年3月2日的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的演讲语惊四座。他一开始就说：“‘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他已经陆续开罪了许多新文化运动中曾经的战友，不怕开罪于新的战友。他认为有必要对思想斗争的历史进行反思，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是第一位的问题。对作家来讲，他强调的是现实体验和大众意识。他所针对的正是那些形形色色的论敌所表现出来的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党员的优越感…… 鲁迅在左联 “‘左翼’很容易成为‘右翼’”——这体现出鲁迅先生的敏锐与深邃，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在验证鲁迅先生的预判，这又何尝不是对继续革命思想的生动现实的诠释呢？所以，毛主席说鲁迅先生与自己的心是相通的，绝非妄言，恰恰是基于他对鲁迅的深刻理解。 当年左联的某些人，表面上因为鲁迅先生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对鲁迅先生恭恭敬敬，骨子里却极度厌恶鲁迅先生——这恰如后来他们对待毛主席。 毛主席与鲁迅先生有没有分歧呢？当然也是有的，例如，毛主席同中医工作者谈话时说到，“后来他(鲁迅)父亲病死了，鲁迅对中医很有看法不信中医。他的这个观点不大对。他找的是庸医，不要受这个影响。”但这点分歧，只要是站在为国为民的立场，相信看到150万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依靠中医药解决了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的事实，鲁迅先生对于中医的印象应该也会彻底改变。 所以，鲁迅先生活着会怎样？那些好事者大概要失望了。假若鲁迅先生——这位文化革命的旗手再活三四十年，好事者无非是多一个攻击、诽谤的对象罢了！ 毛主席评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便是演绎性质的假设，也要基于客观的历史背景和事实。 顺着好事者的这个命题，我们不妨也来推论一下“雷锋活着会怎样？” “雷锋”是时代的产物 雷锋同志1940年12月18日出生在长沙简家塘一户贫苦农民家里。雷锋3岁时爷爷被地主活活逼死；雷锋的父亲曾遭国民党逃兵毒打，后又遭日寇毒打，久病无钱医治，不久离世；雷锋的哥哥12岁就做了童工，劳累过度、无法休息，最终得肺结核而死；雷锋的弟弟3岁便饿死家中；更不幸的是，雷锋的母亲在1947年受到地主凌辱之后悬梁自尽。雷锋7岁就沦为孤儿，在六叔公和六叔奶奶的拉扯和自己的流浪下，艰难地活了下来。 1949年8月，湖南解放时，雷锋找到路过的解放军连长要求当兵，连长没同意，但把一支钢笔送给了他。1950年，10岁的雷锋当上了儿童团团长，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开始，雷锋分得3.6亩耕地，还有一些生活用品。1950年夏，乡政府的党支书供他免费读书，雷锋入刘家祠堂小学读书。1954年，雷锋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被选入中队委员。1956年小学毕业后，雷锋先后在生产队做秋征助理员，在安庆乡政府当了通信员等工作。1958年春，雷锋到团山湖农场就职，县委决定派雷锋学开拖拉机，3月16日，在《望城报》发表第一篇文章《我学会开拖拉机了》。1958年9月，雷锋响应号召，到东北的辽宁鞍山做了一名推土机手。同年秋，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10月，由原名雷正兴改为雷锋。1959年8月20日，报名到鞍钢弓长岭矿山参加新建焦化厂工作。因为表现优秀，没有政审表的雷锋于1960年1月“破格”入伍。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雷锋入伍后的事迹随着1963年3月5日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而广为人知，在此不再赘述。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道：“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这句话在雷锋同志身上有着深刻的诠释，雷锋正是时代的产物。雷锋同志生前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将雷锋精神表述为“助人为乐”的优秀品格，就把雷锋庸俗化了。雷锋同志生于旧社会，他个人以及整个家庭都在旧社会遭遇了巨大的苦难，对于地主阶级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是毛主席、是共产党带领工农大众推翻了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让天下的穷苦人翻身得解放，让雷锋获得了新生，所以雷锋对毛主席、对工农大众有了浓浓的阶级感情。雷锋同志情感中出现的“春天”与“冬天”的两极也就完全合乎情理了。 正是因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才让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和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为了人民的红色江山奋不顾身。 雷锋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又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无数个“雷锋”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产生了，那是一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时代。 雷锋读毛主席的书 写到这里，笔者忽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小说《一件小事》，这是鲁迅先生191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收录于小说集《呐喊》中。这篇小说讲述的是在虚伪的时代，车夫撞到一位老妇人但是并没有其他人看见，车夫冒着被人讹诈的危险还去帮助老人的故事。对鲁迅伟大的一生来说，只是平凡小事，但也足以反映出鲁迅对下层民众深沉的爱——他对阿Q的“怒其不争”，亦是因为“哀其不幸”，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车夫的负责任与小说中“我”的自私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增加了“我”的渺小感，凸显出车夫的伟大——这种对比以间接而含蓄的笔墨，突出了劳动者的朴实无私。 《红灯记》里李奶奶对邻居慧莲唱道，“穷不帮穷谁照应？两个苦瓜一根藤。”这就是阶级感情。 从《一件小事》里的车夫到新中国的雷锋，他们都只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一员。处于被压迫阶级而不自知的车夫会去自发地帮助一个同样贫苦的老妇人；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已经觉悟起来的雷锋，则是自觉要一生为人民服务。“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雷锋就是这样一个“一辈子做好事”的纯粹的人、高尚的人。 雷锋同志比毛主席晚生了整整47年。就是这47年，几千万人流血牺牲建立的新中国，让如同雷锋这样的几万万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在这苦难征程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为雷锋的几万万劳苦大众获得真正的新生提供了无穷瑰宝。 毛主席则比鲁迅先生晚生12年。从鲁迅到雷锋，间隔了整整两代人的时间；中间的毛泽东，将鲁迅未竟的事业进行了下去；阿Q式的人物走了，雷锋式的战士来了，这便是鲁迅先生所希冀的“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从鲁迅到毛泽东，再从毛泽东到雷锋，因为共同的阶级立场和理想，他们的命运跨越时空、在革命历史的洪流中被连结在了一起。无论是讨论“鲁迅活着会怎样”，还是讨论“雷锋活着会怎样”，都不能回避这个前提。 “雷锋活着会怎样？” 雷锋这个典型被发现于雷锋因公殉职之前。1960年下半年，解放军工程兵在武汉举办毛泽东着作学习班。除工程兵机关部分干部参加外，还邀请了各军区工程兵团以上干部参加。时任工程兵政治委员黄志勇提出要发现典型，宣传典型。大家提出两个人：一个是长沙工程兵文化学校的一位干部学员，学习笔记写得好；一个是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的雷锋，不仅学得好，而且行动多。黄志勇和大家分析研究后，选择了雷锋这个典型，并由沈阳军区第一任工程兵部主任王良太负责收集整理雷锋的事迹材料。黄志勇看了雷锋的材料后，要求各单位立即组织指战员学习雷锋的先进事迹，大力宣传雷锋的事迹，把雷锋的共产主义风格，落实到每个人的身上。此后，一个学习宣传雷锋的活动在全兵种掀起，好人好事大量涌现。1962年8月，雷锋不幸因公殉职。1963年3月，毛主席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后，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全军热烈展开。 1965年8月，黄志勇调任装甲兵政治委员。1969年4月，黄志勇在九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10月，黄志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970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总政治部成立临时党委，黄志勇任副书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黄志勇被撤职审查。 关于黄志勇被审查，是受到“九一三”事件的牵连，但具体原因说法比较多。当时的基本结论是黄志勇在总政参与篡权，对军队问题负有重要责任；凯迪网的一篇帖子说“九一三”与黄志勇无关，只因为他在参观林家湾时为林彪打抱不平；1984年12月的审查结论是黄志勇在wg初期主持装甲兵党委工作期间，贯彻执行错误理论和错误指示，犯有严重错误，按副兵团职待遇离休。 无论黄志勇是否参与了“九一三”事件，以黄志勇当时所处的位置，他都应当对“九一三”事件负有一定的责任，但黄志勇最终的离休却与其wg初期主持装甲兵党委的工作有重大关系。而作为黄志勇发现的学毛典型雷锋，如果没有因公殉职，到1966年必然也是会紧跟毛主席，其到76年以后的命运恐怕也会与黄志勇相似。 1996年上映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讲述了雷锋的战友乔安山，因一次意外车祸造成雷锋死亡，随后，乔安山留下一系列不是雷锋又恰似雷锋的事迹的故事。 当年这部片子火爆的时候，叫好声一片。之所以这部影片能获得群众的认可，除了乔安山的感人事迹，笔者认为更主要的是这部影片真实地反映了90年代的时代背景，这恰恰是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90年代，乔安山在长途汽车公司当驾驶员，上来了七、八个站长亲戚，都不买票。乔安山对陈站长以权谋私的行为坚决抵制，把他们轰下了车，为此得罪了陈站长。汽车行驶途中，一哑巴拦车，他女人难产，乔安山没按规定行车，及时地将产妇送到医院。有一次，乔安山驾车救起一位被车撞伤的老人，并将老人送到医院抢救。老人在家人的压力下，违心的指认是乔安山撞了他，老人女儿还指责乔是用车“撞死雷锋的元凶”。安山痛心，家人寒心。最终，撞伤老人的司机找到了，老人的良心也受到谴责，拉着乔安山的手，认了错。 最后是乔安山与其亲生儿子乔兵之间语言和思想观念的交锋：乔兵从他爹助人为乐的辛酸事和路遇车匪路霸，车陷泥泞无人助等经历中，认定“雷锋精神已不存在”，乔安山则始终坚信“雷锋精神将世代永存”…… 乔安山其实是“雷锋”的时代投影，真正的雷锋精神是否还能够“世代永存”是值得疑问的。到了新世纪，乔安山曾经遭遇的问题已经成了民众普遍焦虑的“扶不扶”的社会现象；一年一度的“学雷锋月”越来越形式主义，被民众讽刺为“雷锋同志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 如果雷锋还活着，乔安山的遭遇恐怕便是雷锋所要面临的遭遇。当然，雷锋以其坚定的立场和信念，依然会坚持做“雷锋”。但是，当雷锋看到那些逼死他母亲、累死他哥哥的乡绅们穿着西装回来了，他又该作何感想呢？他哪怕每天做十件好人好事，也无法改变三亿农民工的命运。雷锋如果还活着，该是多么的痛苦、愤怒与无力啊。老年的雷锋是会像今天的网络左翼一样奋笔疾书，还是会怎样？这留给了我们无限遐思。 而雷锋如果活到了今天，互联网兴起，历史虚无主义横行，他所要面对的将是自己过往事迹的“污名化”，这是另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