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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同富裕”,透彻入骨的一篇文章

社会上对“共同富裕”,有一些误解

今天,在讨论共同富裕这一话题时,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有害观点,亟需我们正本清源。

一种是把共同富裕理解为节制资本、遏制资本,要劫富济贫,剥夺企业家、富人的财产,再加上一些自媒体的渲染,这种极端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焦虑甚至恐慌。

第二种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无论是加强行业监管,还是提出促进共同富裕,似乎都是不尊重企业家、不尊重企业家精神、不保护私有产权的表现。

两种极端观点的背后,反应的是一些人对共同富裕的误解。

其实,共同富裕并不是新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就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有两大本质特征: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共同富裕。当时就谈到了要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至于为什么今天提出这个话题会再次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我觉得主要在于收入差距的问题上,而今,贫富悬殊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难题之一。

举个例子,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这个系数就是简单的从0到1这么一个范围,数字越小意味着收入差距越小,贫富分配越均衡,经济学界的共识是,如果基尼系数超过0.3,说明收入差距比较严重,超过0.4就被称为国际警戒线。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2,前几年有官方机构公布过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高达0.43.

即便不谈经济学数据,在中国社会走一走,从中部走到西部,从南方走到北方,从城市走到农村,从富豪的千万豪宅走到农民的旧房土屋,我们也能够发现,中国的收入差距其实是一个难题,我想这也正是十八大之后提出精准扶贫的原因所在。

而精准扶贫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一个资源的重新分配,就是要把富裕的地方、成熟的资源通过一种生产性的办法,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带动农村发展。

作为党中央主管经济的最高决策机构,今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明确提出研究促进共同富裕。而“促进”这两个字,则表明共同富裕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实现的。

社会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必要和先决条件。

世界上局势不稳定的国家,往往也都是收入差距极端悬殊的国家,像非洲的很多国家,还有前段时间的阿富汗,这些国家不仅很穷,而且绝大多数人几乎是赤贫,因为财富被极少数权贵完全控制了。这样的国家,不符合最基本的公平正义。

收入差距、贫富悬殊走向极端,容易导致经济停滞,社会撕裂,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我们也能看到规律。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年轻时血气方刚,满清入关打到中原来的时候,他组织游击队奋起反抗,反抗失败后躲在山里着书立说,总结中国历朝历代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

后来有人把他的总结概括为黄宗羲定理——一个王朝建立初期,税收比较低、老百姓的负担也相对比较轻一点,等到王朝稳定了,公子王孙越来越多,为了继续保持不劳而获,他们就开始了高额税收和各种盘剥,最后使得多数人陷入赤贫。农民活不下去了就只好揭竿而起,结果王朝就要崩溃。

所以无论是从公平正义、政治稳定的角度来看,还是经济持续增长的角度来看,都决定了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收入差距都不能过大,贫富悬殊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正义和道德的问题。

决定收入差距的7大关键因素

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悬殊的收入差距,这个答案并不唯一,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人类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经济增长,大多数人肯定是穷的,像18世纪以前,就没有什么发达国家,好多人甚至还在生命线上挣扎。

而当经济开始增长后,收入差距就逐渐拉开了,经济增速比较快的国家,其收入差距往往也会加速扩大。

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有些人创业,很自然地就会积累大量财富,创业是社会鼓励的行为之一,我们今天鼓励企业家、鼓励创业者,也是在鼓励这种收入差距。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一个哲学问题,即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实现收入上的人人平等。因为每个人天生的地域环境、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天赋能力、机遇运气都是不同的。

物理学家早已经证明了一个定律,假设地球上70多亿人都一模一样,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结果依然符合二八定律,最后的赢者只占参与竞赛人数的20%。所以幻想每个人都一样,是完全虚幻和不可能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第三个原因在于地区间的差距,比如我们的西部、西北部,甚至一些东部地区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无法跟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这些地方比。

而我们提出要平衡发展,也正是为了解决地区之间的差距问题,包括近段时间国家在教育方面所做的一系列改革,为的也是尽可能的实现教育公平,孩子们虽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但至少可以给他们提供公平教育的机会。

第四个原因是财富的代际传承。以美国为例,他们有很多像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福特、摩根等有名的家族,这些家族的祖先早在19世纪就发了大财,这笔财富总有一部分能够慢慢传承下去。

财富的传承是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这一代积累了财富,下一代就没了,那这个国家很难变成富裕发达的国家。为什么我们重视保护私有产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保证财富能够传承下去。

再举个例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可谓是人尽皆知的大教育家、实业家,他当年办了很多企业,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身价极高的一个人,但我去江苏讲课时发现,很多江苏人甚至都没听说过张謇这么个人,为什么张謇家族没能像洛克菲勒家族一样传承至今?就在于过去没有一个好的财富传承环境。

当然,在财富传承上,很多国家也出台了遗产税、赠予税等法案,通过税收的方式来进行调节,但需要注意的是,调节不是剥夺,其核心还是在于通过各种法律法规,保证财富能够传承下去,能够用于社会。

这是造成收入差距的4个重要原因,分析下来,每一个都有它的合理和正当的成分,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发展,通过国家战略的改进,来逐渐缩小这些差距。

当然,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也不止于此,还有3个原因是需要我们坚决扼制、反对和制止的:

第一,一些腐败和不法收入。

比如内幕交易,坑蒙拐骗,通过各种造假高位套现等等,也就是今天网络上讲的割韭菜。

一些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此前做过研究,他们发现,很多地方的贫富悬殊较大,并不是因为企业家创业造成的,腐败和不健康的政商关系才是最主要原因。

经济学里边有一个词叫拉美化,讲的是一些国家里,少数官僚进行官商勾结,获取了国家大部分的财富,普通老百姓收入非常低。

所以,今天谈促进共同富裕,我认为应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遏制腐败和建立一个法治社会上,通过对权力的真正监督,权力的制衡,把权力关到笼子里面来实现。

有些上市公司也一样,自身其实没有为股民创造价值,只是通过虚假的财务报表,通过讲故事来套现,高管套现几千万,几个亿,甚至几十亿,几百亿走了,而普通股民,好不容易赚一点钱,投到股市里边血本无归。

所以我今天我很不理解的是,一些自媒体为什么会把促进共同富裕的焦点放在企业家、创业者身上,这完全搞错了。今天应该反对的是这些官商勾结的人,加大力度来扼制腐败,让这些坑蒙拐骗、高位套现的人受到惩处。

美国也有很多坑蒙拐骗的人,股市上的违法行为也很多,但是这些人一旦被逮住基本就是倾家荡产,终身监禁。像本世纪初期的安然造假案,直接导致企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安然的高管、实控人以及造假事件的参与者全都被罚得倾家荡产,不少人甚至被判了终身监禁。

第二,通货膨胀和资产价值泡沫。

有个知名经济学家曾说,通货膨胀就像小鬼搬家,悄无声息地就把财富给搬走了。

而通货膨胀受害者也不是那些能够从银行大量借钱的人,他们巴不得通胀,因为通胀就可以把债务全部免掉了。通胀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不可能玩金融游戏,通胀一来,财富的缩水就不可避免。

为什么我们的货币政策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不允许通胀、不允许资产泡沫?为什么我们在极力地遏制高房价?就是因为这些金融游戏的最终受害者不是富人,而是每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

第三,今天的货币缺乏约束。

1971年之前,人类的货币发行其实是有约束的,比如银本位制、金本位制,但到了1971年美元跟黄金完全脱钩后,这个约束就彻底消失了,这就导致今天全球的中央银行都可以无限度地量化宽松、无限度地发行货币,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我在《新资本论》里边讲,人类货币如果缺乏约束就会造成3个两极分化:

第一个两极分化是金融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虽然央行不断的发行货币,但这些货币都到了大机构、富人手上。

第二个两极分化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就是搞投机买卖,看到这些搞金融、搞房地产的赚了大钱,很多人也开始梦想着去玩投机,玩金融游戏,造成了经济“脱实向虚”的倾向。

第三个两极分化是老百姓的收入两极分化,我们知道,一般老百姓是没有办法玩金融,玩虚拟经济的,能玩的都是些大机构和少数富人,他们的钱往往越玩越多,而普通老百姓就只能干看着,没有什么办法,这也是我《新资本论》里边讲的人类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

当然,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着同样的状况,虽然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但至少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做出了相应改变。

高层领导人已经在多个场合讲到要坚决遏制这种脱实向虚的倾向,要促进脱虚向实,所以大家也看到了这几年的政策在不断调整,比如房地产的三条红线、金融的监管甚至不鼓励只会搞金融的企业。

这3点原因也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顽疾,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制度上的缺陷,而这种制度缺陷反映的则是我们思想认识的不足和心理上的疾病。

比如,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可以说是中国最聪明的一群人了,但他们毕业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想去当科学家、思想家、工程师,而是想方设法进金融机构玩投资。

试想,如果这最聪明的一群人都去搞投机买卖,都去玩金融,科技还怎么发展?我们又该如何摆脱被美国卡脖子的困境?

所以,在这造成收入差距悬殊的7点原因里,前4点可以理解为客观原因,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适当进行调节,但后三点我认为是人类的大麻烦,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去解决。

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

接下来聊聊对策,也就是我们该如何去缩小悬殊的收入差距。

817中央财经委会议其实也明确讲到了分配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

第一次分配是要素分配

就是参与生产的土地,工厂,资金,劳动者等,都能够得到合理的收入,经济学中也有很多的解释理论,每个要素应该获得多少收入,马克思《资本论》的起源就是这个,他认为要素方面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是非常不合理的。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世界各国也采取了很多办法,来尽可能地保证公平分配这个要素。比如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一个人连工作都没有,那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分配。二战之后,美英等西方国家陆续颁布了充分就业法,把充分就业变成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

社会保障也是一种要素分配,我们要交社保,确保大家退休后的各种保障,这种本质上就是一种要素分配。

当然,要素分配在世界上还有一些非常新的办法,比如说股权和期权的激励,股权和期权其实是美国华尔街最早开始探索的,今天在中国也非常普遍。

我们知道,一个公司的背后其实就那么几个投资者,一上市他们就变成了超级富豪,但大多数员工仍然只是拿工资,这既不合理也不太符合公平正义的逻辑。所以华尔街开始探索股权和期权激励,如果你真有才干,你就可以获得股权,也可以享受很好的收入。

除了股权和期权的激励外,全员持股也是要素分配的一种新办法,华为就是这一理念最成功的实践者之一,华为员工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他们都参与分红。

我在《新经济学》中专门就华为模式写了一章,题目就叫“华为模式的世界意义”。我认为华为探讨的全员持股模式具有世界性、人类的普遍意义。

任正非先生在之前讲话中提到,虽然华为遭到美国的打压和制裁,但这两年员工的收入和奖金没有变,有的甚至还有所增加,股权分配也仍然照常进行,所以我认为华为的模式是值得深思的,是未来世界应该普遍采取的一个模式。

我之前也建议过,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规则需要改,员工持股不达到一定的比例的公司不符合上市条件。我们不能鼓励那么几个人通过上市的方式套现走人,人类的经济制度是不断演进的,并不是说这个模式就是一成不变的。

在19世纪谁也想不到有股权激励、期权激励,更不可能有什么最低工资法,劳动法,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今天华为的这种模式,我认为是实现要素分配促进共同富裕,值得大家深入研究的一个模式。

第二次分配是税收调节

美国的建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有一句名言,人生只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是死亡,一个是交税。

为了促进共同富裕,我相信未来在税收方面是需要采取一些办法的。比如说在个人收入所得税上,对高收入群体采用累进制,对低收入群体采用负累进制。

大家知道美国个人所得税在美国税收中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中国则恰好相反,现在个人所得税占我们税收收入的比例不到10%。而美国的个人累进税税率曾经高达到79%,个人所得税占美国政府税收收入的比例超过60%。这还只是个人所得税,他们还有财产税、遗产税、资金利得税、房产税、房屋空置税等等。

所以我认为第二次分配将是未来促进共同富裕最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们的各种税收,特别是在财产领域的税收,要做出很大调整。

比如资本利得、炒股票、炒期货等投机领域赚的钱应该征重税,对生产领域的征税要轻一点,要鼓励真正创造财富的人。

第三次分配可以理解为公益慈善

就是有钱人他们愿意把钱拿出来做捐助,来做一些社会事业,救助一些穷人。美国最好的大学,像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绝大部分都是私人捐款办起来的,很多医院、博物馆、图书馆也都是个人捐助的。

当然,这不能强制,现在一讲到第三次分配,有些自媒体马上就说富人要把钱拿出来,不拿出来我们就想办法让你拿出来,似乎变成了强制性的,这是不对的,我们要通过法律法规,通过税收的办法,营造起一种社会氛围,鼓励富人把财富用于社会。

第三次分配,要注意富人的尊严和成就感。当然,富人把钱用于社会后,也要让富人获得尊严和成就感。例如,美国有很多大学是以捐赠者和创办者的名字命名的,像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但我们就没有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大学,甚至连一栋楼,一座桥好像也很少见用人名命名的。

八九十年代,香港大富豪邵逸夫号称在中国捐了一百多个亿,建了很多学校和图书馆,我们身边也能看到很多逸夫小学和逸夫楼,我觉得这就很好,但目前这种社会氛围还不够浓厚,有些企业家和富人捐了钱,却不知道这笔钱到底用在了哪。

所以我们要通过制度和法律安排,让这些富人的捐款真正用于支持教育,支持医疗,支持科研等方面,让他们能够获得自豪感,他们获得成就感,留名青史。

我听一些富人说,他们想要给一所大学捐一栋楼,希望用他们父亲或者爷爷的名字命名,但有些地方不同意,这是不合适的。一个人想要光宗耀祖,为此愿意捐几个亿盖一栋楼,用他的父亲、母亲或者爷爷奶奶的名字命名,有什么不好的?

鼓励富人把财富用于社会,不能靠说,更不能靠强制,要营造一个尊重富人,尊重企业家,尊重创业者,尊重有钱人的社会氛围,他们是社会宝贵的财富。给他们自豪感和成就感,我相信,每个人真正爱的其实还是自己的祖国。

除了分配方式的调节外,想要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还要在3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竭尽所能去确保教育、医疗和就业机会的公平,尽量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努力缩小地区差异,消除城乡差距。

今天研究共同富裕,我认为在制度安排和国家战略上需要继续做出重大调整,如果教育、医疗和就业机会能够得到相对的公平,收入差距就不会那么大。

为什么封建社会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是因为社会阶层是固化的,没有什么公平可言。而我们今天是社会主义社会,是现代社会,我们当然要尽可能地实现社会主义阶层的流动,当然,这个过程中势必会涉及反腐败和权力约束等问题。

现在某些地方还存在权力世袭的情况,一个人曾经在这儿当过大官,他的儿子、女儿和亲戚朋友就有可能继续在这个地方当官,这就容易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避免这种权力世袭的状况,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第二,尽最大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工作,像北欧一些国家虽然是高税收,但是社会保障体系做得非常完善,大家不用担心教育医疗,不用担心退休以后没钱花,解决了大部分老百姓的民生问题。

第三,稳定货币金融体系,遏制脱实向虚,遏制通货膨胀。

今天研究促进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解决贫富悬殊,办法是很多的,这里面需要有理念观念的转变,需要有制度安排的变革和创新,需要有新的法律法规,也需要有新的社会心理、社会氛围。

做大蛋糕,依然是第一位

最后我想说的是,关于共同富裕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知,那就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做大蛋糕,分蛋糕固然很重要,但它是排在第二位的。

今天在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时,我认为效率仍然是第一原则,背后的道理很简单,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们的第一要务。所以,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做大蛋糕,仍然是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战略,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并没有过时。

大家需要明白的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共同富裕,不是说我们富得不得了,要分蛋糕、分果实了,这一理想的实现,首先还是做大蛋糕,这就需要我们去保护私有产权,激发企业家的精神,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应该成为今天社会的共识。

对于那些搞投机买卖,甚至违法犯罪赚钱的人,当然要坚决打击,这没什么好说的,但绝大多数企业家都在非常辛苦地工作,都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所以把共同富裕理解成劫富济贫,遏制和打压企业家,那完全是错误的。

刘鹤副总理在最新的讲话里也讲的很清楚,中国的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56789,这句话之前也讲了很多次,在非常重要的文章里也都提到过,所以信号还是非常明确的,中国今天经济增长的主要依靠力量就是民营企业。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正本清源,把一些问题讲透,讲清楚,不要一谈到共同富裕,就觉得要剥夺资本家,要节制资本,遏制资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尊重和保护企业家,尊重和保护私有产权应该成为社会的共识,这也是文明进步的最主要标志,如果对私有产权没有保护,没有尊重,对企业家没有保护,那国家的经济增长靠谁来维持,技术创新靠谁来推动?

所以我在多次场合讲过,人类过去几百年,为什么有些国家成为发达国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就是因为发达国家确确实实保障了私有产权,在这方面他们走到了其他国家的前面。

还是以美国为例,无须讳言,这个国家有很多问题,但需要承认的是,美国也有它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在不同的时代中,它都能够涌现出改变人类意识乃至世界格局的企业家。

从上世纪的洛克菲勒,福特等人到后来的乔布斯再到今天的马斯克,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改变世界的企业家,而这也正是这个国家的力量所在。

最后,我衷心地希望,当我们谈到共同富裕的问题时,大家能够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参与讨论,从而促成我们正确的社会共识的形成。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正和岛

作者:向松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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