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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道歉的逻辑:我们需要一部道歉法吗?

电视剧《人世间》有一幕周家父子吵架的戏,周父向周秉昆咆哮:“怎么的,我还得先给你认个错呀?”在这位中国式父亲眼里,即使错了,老子也是不能给儿子道歉的。

2022年春,上海因新冠疫情实施“全域静态管理”逾两月之久。在官方发布解除封控日程时,复旦大学曲卫国教授颇有微词:“有关领导发言虽然表达了对上海人民的感激之情,但很遗憾,他对上海人民在这两个月主要因为他们的工作失误而吃尽了苦头没有道歉。”

政府道歉是现代民主政治与责任政府的范畴,与古代帝王“罪己诏”并非同一而语。“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所谓“寡人有罪国家”,不过是“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现代政治中的政府道歉则关涉执政合法性基础。

政府因失职而辜负公众信任与期待时,理应公开道歉作为回应。俞可平教授曾提出政府善治的六项要素,即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有效。法治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如果在失职之后拒不作出回应,政府则将面临合法性危机。

政府道歉在现代西方国家屡见不鲜,而在近邻韩国也频频见诸报端。2005年韩国总统卢武铉为因警方过度镇压而引发的示威农民死亡事件,发表《致国民道歉书》;2012年韩国连续发生针对妇女儿童的性犯罪案件,总统李明博向国民下跪道歉;2014年“岁月号”沉船事故发生后,总统朴槿惠发表“对国民谈话”,再次向全体国民道歉;2021年初总统文在寅为韩国土地住宅公社职员违规炒地事件公开道歉,同年末文在寅又为政府决定再次收紧新冠防疫措施而向国民致歉。

“道歉是一个沟通历史与未来的行为过程”,政府道歉有助于恢复个人尊严,修复政府威信,化解公私冲突。秋菊打官司,不依不饶“要个说法”,也只不过是要政府道一声歉。

中国没有政府道歉的传统,但近年政治实践已有突破。2007年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向“黑砖窑”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公开道歉;2009年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发生后,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查草率,“误导了公众和舆论”,浦东新区区长姜梁为此在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向公众道歉;2015年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代表深圳市政府为“12·20”滑坡事故公开道歉。

完整的道歉应当包含确认事实、承认错误、表示歉意、承担责任、补救措施,政府道歉也应以此五项要素为规范。但是,也有地方政府道歉却堪称“打脸”。2010年6月23日,湖北省政法委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黄仕明之妻陈玉莲,在湖北省委南门被武昌公安分局驻省委大院“信访专班”六名警察误认为上访群众,而惨遭殴打逾一刻钟。事发次月,武昌公安分局局长朱正新带领两名涉案警察到医院向受害者当面致歉。但是,两位警察“不说话,只是自抽耳光”。

政府道歉是政治伦理,在特定情形亦是法律责任。《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机关侵犯公民人身权,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向受害人“赔礼道歉”。《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深府〔2007〕216号)明示“实行政府部门失职道歉制度。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

香港借鉴英美法系先例,于2017年制定《道歉条例》(Apology Ordinance),“提倡和鼓励作出道歉,以期防止争端恶化,和促进和睦排解争端”,该条例适用于民事法律程序,亦“适用于政府”。香港申诉专员刘燕卿认为此举会鼓励政府“更为积极主动,在有需要时真诚向市民道歉,必定有助纾解感到受屈市民的不满情绪,或有助解决纠纷,有效平息纷争,重建社会凝聚力,恢复互信”。

美国学者艾伦·拉扎尔(Aaron Lazare)说,在威权型社会结构中,领导“永不犯错”,也不会道歉,但是在现代相互依存型社会结构中,认错与道歉变得很重要。“个人、群体或国家的道歉曾经被视为软弱,但是现在它则被视为坚强的表现。它是一种需要双方都有诚实、大度、谦卑、承诺和勇气等态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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