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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安为什么会改名叫西安?

长安为什么会改名叫西安?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桩大事,就是“长安改名”。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春,明朝北伐军收复关中平原,是年三月明太祖朱元璋正式下诏,有着千年以上“定都史”的古都长安,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新名字:西安。

虽然对这次“改名”,后世也有不少争议。甚至有历史票友愤愤不平说,“古都长安”地位的下降,就从这次“改名”开始。但事实上,这恰是这座“古都”的又一次华丽转身:从破败的“旧都”,转型为西北重镇。

比起后人无比神往的,那磅礴大气的唐都长安城来,唐末年间起的“长安古都”,其实长期处于萧条状态:唐朝天佑元年(904)年,枭雄朱温强迫唐昭宗“搬家”洛阳,整个长安城也因此遭受了空前浩劫,昔日繁华的“唐都”几乎被夷为平地。后来的“长安城”,是唐末节度使韩建以大唐皇城为基础“改建”的,总面积只有唐代长安城的十六分之一,简直“微缩版”。

后来的“长安城”,是唐末节度使韩建以大唐皇城为基础“改建”的

而在宋元年代里,这“微缩版长安城”虽说有厚重的历史,地位却是长期遇冷。宋代最繁华年月里,这“长安城”的人口也不过五万多人。由于破落得太厉害,唐代时留在长安的各类石经,也一度被抛在野地,任凭岁月侵蚀,直到宋哲宗年间时,北宋政府才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将这些珍贵碑刻保存到长安府学北面(今陕西省碑林博物馆所在地)。元代时“长安城”更名为“奉元城”,城市布局虽有变化,规模也依然是老模样。

一场元末农民战争,也叫“奉元城”再度遭到惨痛破坏。以至于“村人尽死于兵,庐室尽毁”。但这个已经“遇冷”多年且一片残破的“长安古都”,对新生的明王朝却有重要意义:单以军事意义说,哪怕“缩水”的长安,也是维护西北稳定的战略要冲。所以明朝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不但将儿子秦王朱樉册封在这里,设立了隶属大都督府的西安都卫,更做出了重要决定——改名,建新城。

于是,在“改名”之后,西安城的城市建设也紧锣密鼓:从洪武四年开始,明王朝就开始了大力改造。旧的元朝“奉元城”城墙,朝着东、北两个方向扩展出去,不但一改宋元年间的寒碜模样,更奠定了西安古城墙的基本轮廓——扩建后的西安城墙,周长13962米,“西安城”的面积也达到了11.5平方公里,相当于唐代“长安城”面积的十分之一。

扩建后的西安城墙,周长13962米,“西安城”的面积也达到了11.5平方公里

虽然比起“唐代长安城”来,西安城的规模看上去依然寒酸,却也有了不一样的气派:重建后的西安城墙,高10米以上,宽12米以上,底部厚15米以上,这几样“新面貌”,远远超过了隋唐时代的规模。西安城墙的防御水平也直线升级:城墙外壁上建有98座“二层楼式敌台”,城墙上每隔十步就有“战棚”,另外还有5984个垛口。城墙四门还修有“瓮城”,组成固若金汤的立体防御。看似比唐代“缩水”,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又一杰作!

“改名”后的西安,城市布局也有了大改变:形成了“长乐”“安定”“永宁”“安远”四个城门,并一改宋元年间“长安城”的市容混乱景象,以四门大街将全城划为四部分,布局更加科学。洪武初年建于西大街的钟楼,万历十年搬到了四门大街交汇处,从而形成了以钟楼为中心的城市布局。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西安古城。

也正是随着西安城的一系列改造,“转型”为西北重镇的西安,虽然没能在朱元璋晚年时“升级”为首都,却也进入了又一高速发展期。明朝初立国时,西安城常闹的“大事”,就是频繁的饥荒。以至于明王朝不得不以“户”为单位,每家发放救济粮。仅洪武三年这一年,西安府就有饥民36889户,几乎家家挨饿。随着明朝政权稳定,西安农业也快速发展,到了16世纪时,西安府的耕地面积,就突破了24万顷,公认西北“粮仓”。

到了16世纪时,西安府的耕地面积,就突破了24万顷,公认西北“粮仓”。

手工业更成了西安的“标牌”,比如柳子镇的铁器,到了明朝中后期时,当地人就“不好读书,专事锻冶”。单这一个镇里就有数千家铁铺,生产的铁剪铁斧等“铁货”,是明朝官场上长期受欢迎的往来礼品。发达的铁器生产与贸易,还带火了山西的采煤业,激活了黄河的水路运输。

西安的“皮货”同样驰名全国,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明朝中后期,西安的羊绒羊皮袄等货物,是公认能与东南丝织品比肩的“硬货”。明朝的宫廷采办,也常视西安为“富矿”。另外还有瓷器,比起“高调”的景德镇瓷器来,西安的“耀瓷”宋代时就享誉天下,明代时更持续爆火。比如同官县,当时就以瓷器业发达着称,甚至“土人燃火炼器,弥望皆明”。火热到亮如白昼。

也正是这些发达的产业,不但撑起了明代三个世纪的西北民生,更为明代的西北国防,源源不断提供物资。仅此一样,就足以见证改名的西安,无可替代的“基石”意义。

发达的商业,更是明代西安的特色,以明朝学者张瀚的话说“西北贾多秦人”。明初不惜血本的驿路建设,以及推行百年的“开中法”,成了西安商业的强心针,交通要冲的地位,令关中地区的食盐、茶叶、粮食、铁器等货物,以西安为中转畅销四方。“秦商”更在明朝中期时高调崛起,特别是食盐业贸易里,“秦商”一度压制着“晋商”,成为西北贸易的主力。隆庆年间的“秦商”李朝观,一次贩运北方的粮食,就多达数千万石。

隆庆年间的“秦商”李朝观,一次贩运北方的粮食,就多达数千万石。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在明末风雨飘摇的崇祯年间,以西安为枢纽的发达商业,一度也给大明补血。名将孙传庭经略陕西时,以西安为枢纽重新打通了与蜀地和关中的商路,历经多年动乱的陕西经济,也被重新激活。凭着复苏的贸易,孙传庭才得以积攒人力物力,打造战斗力强大的“秦军”,一度为崇祯带来“中兴”的希望。

可以说,虽然在明代历史上,西安的“分量”似乎不重,但看过明朝的版图乃至战略布局,就知这个城池的得失,牵动着大明王朝的兴衰。明王朝几个世纪的繁荣,就有“苦心经营”西安的功劳。

甚至,在崇祯年间明王朝生死存亡的时刻,西安也扮演了关键角色:如果崇祯皇帝能够看到西安的战略价值,允许孙传庭退守潼关,那么只要潼关稳定,西安就安稳,西安只要安稳,李自成纵是有百万大军,也不敢直接北上。遗憾的是,急昏头的崇祯,却死催着孙传庭盲目出潼关决战,反而换来了全军覆没的惨败和西安的沦陷。大明“掘墓人”李自成,也恰是以西安为跳板,完成了接下来“大顺军”的高歌猛进。

西安改名的背后,是这一场王朝战略布局的兴衰教训。缺少格局眼光的崇祯,则为此画下了遗憾的结局。明朝早亡,古城仍在,其中的兴衰发展,亦有多少回味在其中。

参考资料:西安市教委会《西安历史》、朱世光《西安的历史与变迁》、杜勋《明代西安府城市经济研究》、吕佳《孙传庭经略陕西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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