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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捐学生嘲讽式感谢信是对长期误读的回应,“结对帮扶”也要多些理解与尊重

近日,网曝两封甘肃榆中学生写给天津学生的嘲讽式“感谢信”,引发关注。在信中,榆中学生称“感谢你们寄给我们的文具,但我们并不需要”“自责认识了你们”……这让很多网民不解:“现在孩子的心态怎么这样啊?”

受捐学生嘲讽式感谢信是对长期误读的回应

榆中教育局回应,两地学校有结对帮扶,学生交流中起误会,就闹了恶作剧,已对当事人批评教育。

据了解,去年天津宁河区的学校给榆中县学校捐赠了价值7万多元钱的文具,但在此后的交流中,因为天津的孩子认为甘肃榆中特别困难,双方由此产生误会。

置于全貌中才能明晰个中是非

对于“嘲讽式”感恩,有人认为“感谢信”本就是种形式主义,既过时又老套;有人表示有被不懂感恩的孩子气到。

但在我看来,这两份“感谢信”里固然有涉事孩子不懂事的恶作剧式气话,无论是涉事学校还是舆论,对此引导教育就好,无须上纲上线,过度苛责。

而要真正解读此次争议,更需要将其置于全貌之中,才能了解个中是非。

此事被曝光后,有言论将矛头对准了施助者:认为有关方面在帮扶过程中,并不理解受助方的真实需求,一提到“手拉手”“结对帮扶”就窄化为“送文具、捐书”;在此过程中,言语间还流露出些许优越感,这让人不舒服。

不可否认,这类现象也确实存在。但如果站在事件全貌看,类似的言论对此次事件中的施助者天津宁河区一方来说,并不公平。

从公开信息看,近年来,天津宁河区与甘肃榆中县建立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帮扶机制,通过资金支持、人才援助等多种方式帮助榆中县脱贫,其中用于改善榆中县教育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的教育帮扶资金投入,就超过735万元。

2019年,两地实现了东西部学校“手拉手”结对帮扶全覆盖。在此背景下,天津宁河区的学校给榆中县学校捐赠了价值7万多元的文具。

2020年,两地的学校还在推进“互联网+”教育精准帮扶活动和“教师结对子、分享一节课、互通一封信、共读一本书”的主题活动,促进两地的教育资源共享。

也就是说,天津方面对榆中实施的,是系统性、机制化的帮扶活动,而非部分人认为的“一说到帮扶,只知道捐书捐文具”。

天津宁河区的孩子们在沟通交流过程中,或许因为信息不对称下的不经意言语,刺痛了少数甘肃榆中孩子的自尊心,捐文具活动可能也存在不到位不精准的地方。

但舆论若因此而全然把板子打到他们身上,而忽视了当地多方位的帮扶工作,那难免会寒了他们的心,也无益于两地此后相关工作的开展。

“结对帮扶”也要多些理解与尊重

回到“感谢信”上来,从甘肃榆中的孩子在两份“感谢信”中所说的情况看,他们确实被“你们(捐助方)在信中说我们这里很穷”“用砖头当板凳”的字眼刺痛了心。

这里面,相信作为捐助方的天津有关学校学生没恶意,“用砖头当板凳”大概是源于对贫困的刻板化印象,是基于“纸上得来”的信息得出的判断。但这确实可能让人听出些“同情”“施恩”的意味。

所以这事也提醒我们,城市学生和农村孩子在“结对帮扶”的过程中,更需要创造平等交流的空间,别让某些刻板印象影响了二者的沟通,甚至造成不必要的龃龉。

甘肃榆中的孩子们虽然在“感谢信”中的语言不太得体,但也让外界了解到,他们的自尊心很强,也需要被更多地呵护。

他们“以自嘲做回击”的表述,的确有些“恶作剧”意味,但这里面反映出的结对帮扶工作方式与表达习惯中的问题,也需要被正视:对捐助方来说,宜俯下身子,在将工作做得更细之外,真正贴近那些被帮扶孩子的心理,加强引导。

正如有位网友所说,双方应该以“一种平等的朋友的姿态沟通,我给你讲讲城市的霓虹与大厦,你给我说说山间的溪流与晚风”。相互尊重,对等交流,“误会”自然也就能少些。

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说,从2017年开展对口帮扶以来,榆中县在2019年4月就已成功脱贫“摘帽”,从网络曝光的一些图片来看,当地在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方面都有了巨大变化。

天津有关方面显然应该及时关注到这种变化,在组织类似活动的时候,让学生充分了解甘肃校方的真实信息,如此才能满足当地学生的真实需求。

说到底,这件事折射出的是,贫困地区孩子在结对帮扶中对理解与尊重的渴求。看到这点,我们才能既避免过度解读,又不忽视个中的真问题,进而从中获取更多有益启示。

嘲讽式感谢信”是对长期误读的回应

关于“嘲讽式感谢信”所折射的“一对一”帮扶两端的认知错位,不必从感恩与否的层面过于较真。帮扶结对的前提是尊严对等,谁也不是谁的成长镜像。就像某知名电视节目一样,城里乡下孩子互换身份,玩一出城市主体叙事背景的“变形记”,归根结底还是没有守住尊严对等这条底线,穷乡僻壤和穷孩子们也就不自觉地成为了讲述都市少年“流浪记”的背景板。

说回这封“感谢信”,其表达的情绪很有“贫困地区”普通群众和孩子们真实心理代言感,到底是谁或者什么样的话语环境,造成天津的孩子们觉得甘肃榆中的孩子“很穷”,以至穷到拿砖头当板凳的地步?这样的“手拉手”,不过是一方高高在上,另一方不舒服地接受一堆当地也能买到的文具,是难以感到彼此手心温度的。

有人说这可能是相关帮扶机制两端的人没有深入沟通、实地探访,只不过是坐在空调房里拍脑袋敲定的一个“活动”而已。这有一定道理,但也表现出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孩子们对彼此的生活实境并不了然,老师和家长亦如是。“穷”的不是价值层面的过度想象,而是理性上的方位不清。

“手拉手”重在心相通,彼此“看见”、取长补短、共享童年,而不是要城里孩子拿着家长买的东西“捐献”给乡下孩子,从而确立一种“扶危助困”的优越感。

没必要对中学生“嘲讽式感谢信”过度紧张

前几年,山东济南某中学学生给四川成都石室中学写信,本是友好举动,可因为本地网站通稿中将石室中学说成“贫困山区学校”,引发了这所全国知名高中的校友大反弹,他们纷纷用自嘲方式讲述母校的光辉校史。

这次情况并不一样,但是所谓“交流中起误会”,结合信中字里行间的内容看,跟受助学校学生对当地被描述为“穷地方”的不适心理有一定关系。

邮寄文具当然是爱心和善意的表现,但帮扶者的粗心大意,确实有可能刺痛被帮扶者的心,帮扶行为也被视作流露出优越感——现在即便是西部地区的乡镇中学,学生一般也都买得起文具。说某个地方穷跟送文具的行为联系在一块,也容易被误会。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少年之间的“故事”,也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并不是说,话中带“刺”就值得提倡,但确实没必要将其上升为有的网友担忧的“忘恩负义”。我更倾向于将这理解成有些学生在特定语境下特别的交流方式。

前几天引起媒体关注的“祖安文化”,多少也反映了表达上的次元壁。小孩子的“脏话”和成年人是不同的,根本没有那些词语本身所表达的意义。倒不是说这类文化该倡导,脏话不是文化,脏口理应摒弃,但审视这类亚文化现象时宜代入未成年人视角。

互联网时代,玛格丽特·米德所谓的“后喻文化”(青年文化主导)现象来得很明显。如果换作成年人,这两封“感谢信”当然会被认为是不得体的。但写信的中学生也就十来岁的年纪,他们的嘲讽意味,其实并没有成年人想象得那么浓。某种程度上,他们又何尝不是在向“外部世界”展示自己的自尊心呢?我们没有必要用“太成年”的眼光来看待未成年的他们。而那些调侃,确实也解锁了现在流行的戏谑化、打趣式表述,也拒绝太端着的解读。

到头来,当地教育部门迫于舆论压力站出来回应。从回应中的态度看,也值得称赞——他们将其定性为“恶作剧”,这是相对中性的评价,也期望其“对当事人批评教育”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善意提醒,而不是像部分舆论那样反应过度。

我们需要用一种爱的目光,来看待孩子们的“嘲讽”或“自嘲”,尝试理解和引导他们,而不是基于误解的强迫。所有的“强迫”,都是对代沟的建构,也是没必要的上纲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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