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下我国治疗新冠的各国药物都极度短缺，在正常渠道都基本不可能买到。周围的朋友们如果家中出现危重患者，多数都靠黑市解决，但是价格都翻了好几倍，一个辉瑞原版药价格需要12000左右，仿制版也得3000多，而正常官方售价分别是1890元和430元，托法替尼等也涨价五六倍不止。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种令人心痛的现象呢？为什么我们只能依靠黑市呢？除了短期内大爆发，病人过多这个客观原因外，也跟我们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存在过多外力因素干预市场的现象，至今仍未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市场供给体系有关。
人类近现代的历史，尤其是我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是最有效、最低成本、最大限度满足人民需求的一种社会运行体制。通常，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有以下特征：准入规则公平、供应多元化、高度开放、政府承当适当角色。
就拿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经常打交道的餐饮市场来说，不管是米其林，还是大排档，不管是中餐馆，还是西餐馆，只要是经过工商注册，并且符合卫生、消防条件都应该准许开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解决了老百姓吃饱吃好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各种食材原料产量增加了多少，最根本的原因是打破了供销社和城市商业局的餐饮业垄断，高中低档、内资外资港澳台都可以经营餐饮，从而给老百姓提供了丰富的选择自由。
如果一个国家存在监管过严、奉行歧视性的准入规则（通常来自政治或宗教）或者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几乎无例外都会导致供应单调化，滋生黑市。我们在全球旅行经验也可以很明显感受到，黑市最发达的地方，都是市场力量受外界干预最严重的地方，而不是日本、瑞士这种天赋资源最匮乏的地方，像伊朗或冷战时代的苏联东欧，连最常见的生活用品都需要黑市解决。此外，一些超级大国滥搞霸权主义，随性经济制裁他国，也会给被制裁国带来绝对数量短缺下的黑市。
（2）再回到我们的新冠药物供给问题。目前，新冠药物的市场需求大概分两个层次，一个是治疗轻症状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右美沙芬、双黄连等，这些虽然一度紧缺，但是整个供应基本可以对付；另一个是治疗重症的药物，根据最近协和、瑞金、中日友好等医院发布的治疗法案，主要包括Paxlovid、Molnupiravir、阿兹夫定、托珠单抗、巴瑞替尼、托法替尼等药物，这些药物除了阿兹夫定和巴瑞替尼可以国产外（巴瑞替尼是部分可以国产），其他都需要进口。
那么目前的这些药物供应紧张是全球供应短缺导致的吗？其实，全球经过三年抗疫，主要生物医药公司的产能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总体来说不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各大医院治疗方案中，一致首推的药物Paxlovid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过剩情况，比如德国至少有40万盒面临过期，辉瑞的产能大概多于全球需求量的1000万疗程也不止。
目前看各大药商给予的中国市场价都还不错（辉瑞和默沙东的中国市场价几乎都是全球最低的），只要我们做好各种谈判，迅速加大进口量，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满足抗疫需求大致不是问题。但是目前看，多数药品进口进展缓慢，尤其是最需要的Paxlovid被附加了太多的政治层面争议，更加延缓了这个过程。因此，虽然2022年我国上半年就开始尝试进口新冠治疗药物，但到现在还未形成一个有效、充足的新冠重症治疗药物市场体系。
很多人说，我们要用国产药战胜病毒，来证明中国人的能力，更不能让外国药企趁机发财，所以要把他们挡在国门之外。然而，我们无论是否喜欢海外新冠治疗药物，社会的大量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国内最权威的几家医院治疗方案也都是一致推荐这些药物。我国这样一个与海外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国家，一个具有相当大规模中高收入群体的国家，即便是合法进口货物很少，人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买走私药。
到头来黑市泛滥，价格扭曲，并且鱼龙混杂，假货充斥，多数人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却不一定能买到可以救命的药；对于合作代理国内企业来说，也丧失了一大笔收入。所以，不放开进口其实对国家、有关企业和普通民众都没有好处，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空耗，获利的只有走私商。因此，必须建立新冠进口药物的红市，斩断黑市。
也有人主张，我们要借这个机会促进国内相关产业发展，所以必须限制或禁止进口国外新冠药物。不可否认，长远来看，我国终究不能处处依赖外部资源，必须提高传染病医药研发和救治能力，不过这个是个长期过程，短短两三年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味强调国产化，在非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在不透明的采购制度下，带来的只是中标企业短时间内的暴利，而不是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且，这种思路会鼓励企业收买媒体，操纵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绑架国家政策，于产业发展和国民安全都非常不利。
（3）所以，要缓解目前药物的短缺，最有效的办法，仍是尊重市场规则，不要将新冠药物进口附加过多的、非科学层面的争论，快速形成有效的市场供应体系。具体来说：
第一，各种治疗药物，只要证件齐全，无论产地是哪里，都应该公平进入市场。
第二，建立梯度多元供应体系。既要有疗效好、价格高的进口药，也要有价格低、一般人都能消费得起的国产药。很多人一味贬低国产药是不对的，但是在这过程中，要坚决杜绝给没有经过严格临床试验的药物开绿灯的行为（更要警惕进行民族主义道德美化），这是祸国殃民的腐败行为。
第三，对于国际医学界已经充分证明有效的药物，要特事特办，加快进口流程，药物越早到，越能挽救更多老年人和基础病患者的生命。
第四，政府承当好监督角色，做好药品质量监督，价格监督，但不是替代国民做选择。
除了在治疗药物外，在疫苗问题上，也应该建立梯度、多元的市场供应体系。如果不放开mRNA的接种，而让大量民众跑到香港打疫苗，无疑会增加接种的成本，是很不划算的行为，这其实对国产疫苗发展也没有什么好处，事实已经证明了的。
总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尊重市场的自发调节规律，形成一个供应充分的市场体系，先把市场供应量提上去，至于辉瑞Paxlovid是否应该进社保，这是政府的高层级义务，如果无力承担高层级义务，则应该先履行基本义务。我们相信，如果能够做到市场供应充足的话，即便是不走社保，多数家庭也可以消费地起。
在这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才能满足市场需求。我国虽然制造业发达，但是生物制药是短板，更需要承认现实的不足，积极利用好国外资源应对紧急情况。合理有效利用国内国外资源，这是我国经济建设成功的基本经验，也应该是巩固优化抗疫成果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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