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00年—1909年
地点：苏州
◉1908年，叶圣陶中学二年级时摄
叶圣陶家“无半亩田一间屋”“家境很清苦”。叶圣陶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七岁，续弦的母亲朱氏也已三十岁。叶圣陶没有兄弟，只有两个妹妹。这样的家庭，在那个时代，唯一的男丁肩上担子之重，可想而知。父亲对叶圣陶要求极严，1900年叶圣陶六岁进私塾，已能识字三千。
家教之严，举一例可知：叶圣陶因为学前教育精进，进私塾后不久便开始“习五经”，等于是跳过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与四书（学庸语孟），入手便是诗书礼易春秋。幼年叶圣陶一方面“习五经，背诵私塾之侧，均能上口，手掌未尝戒尺”，想来私塾先生一定视为天才；但另一方面，叶圣陶在1914年日记里说自己“不甚聪敏，《诗》《易》两种，最受其苦”，父亲在夜里督促他背熟，不熟便不给晚饭吃。
◉1909年摄于苏州中学校（俗称草桥中学）门口。前排左一为叶圣陶。后排左二为顾颉刚。
我们拿叶圣陶的一位私塾同学来对照一下。“我越怕读，他越要逼着我读。我念不出时，他把戒尺在桌上乱碰；背不出时，戒尺便在我头上乱打。在这种感吓和迫击之下，常使我战栗恐怖，结果竟把我逼成了口吃。”这位同学叫顾颉刚。我们看鲁迅小说《理水》里那位红鼻头的口吃先生，万料不到这口吃是戒尺教育的产物。
父亲的教育并不限于古书。从八九岁开始，父亲允许叶圣陶喝酒。每天傍晚放学，叶圣陶会去苏州玄妙观前街老万全酒店找父亲，两人对酌。喝酒有定数，父亲十二两，儿子四两，正好是老秤一斤。
◉叶圣陶父母
从这时起，父亲会有意带叶圣陶到亲戚家拜年、贺寿、吃喜酒。清明节出城扫墓、秋天到乡下看收租（父亲是账房，为东家管理田租），路上看见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父亲总会讲它的历史给叶圣陶听。回家后，还要他以见闻次序写一个单子，犹如日记。叶圣陶日记，最是详细清晰，应该就是这种训练的结果。
小学教育加深了这种训练。叶圣陶、顾颉刚1906年上小学，考上的是刚刚成立的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即组成苏州的长洲县、元和县、吴县三县合办的高等小学）。这个小学很多教员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特别注重博物学、体育等私塾没有的课程。“我在学校里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修学旅行’，因为史地教员对于经过的名胜和古迹有详细的说明，理科教员又能伴我们采集动植物作标本；回来之后，国文教员要我们作记忆画：使我感到这种趣味的活动，各材料的联络，我所受的教育的亲切。”（《古史辨》第一册）时下游学大热，请对照看看。
◉1907年夏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与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合影。最后一排是中学生，左二为叶圣陶
叶圣陶自然也最爱修学旅行，日常课程中，则最喜欢体育与音乐。上体育课他爬竹竿，一直能攀到最顶，比猴子还快；上音乐课，他能听音识谱。顾颉刚自愧弗如（所以叶圣陶是教育家你不是）。叶圣陶还在家里练习跳高，两只凳子+两只面盆+一根细竹竿，但他家里是方砖地，容易对足部造成伤害，地方也不大，稍不注意会撞到门框上，小朋友请勿模仿。
1907年，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创办，学制五年。叶圣陶跳级升入第一中学堂，从此比顾颉刚高了一个年级。因为年纪小，身高不够，体操时叶圣陶总是排在排尾。（跳级要慎重，光是智力超出同龄人，心智体力都跟不上大孩子，容易造成童年阴影。别问我怎么知道。）
◉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毕业照。后排右一为叶圣陶，1911年冬
清末厉行军国民教育，叶圣陶在中学的前三年也伴随着严格的军事训练。这种训练不止于徒手操、器械操、兵操，还有全军事化的秋季旅行，旅行时“掮的是后膛枪，上了刺刀，大概有七八斤重。腰间围着皮带。皮带上系着两个长方的皮匣子，在左右肋骨的部位，那是预备装子弹的。后面的左侧又系着刺刀的壳子”“不但掮枪、束子弹带，还要向军营借了粮食袋和水瓶来使用”。
旅行的时候，要唱军歌助兴（一般由叶圣陶领唱），同时也告知沿途居民勿须惊怕。六十年后，叶圣陶与顾颉刚还能记得所唱军歌的内容，可见印象之深：
哥哥手巾作好旗，弟弟竹竿作好马，邻家兄弟拿枪来，去到山中演兵马。山中处处下大雪，路上无人飞鸟绝，北风吹面似尖刀，黑衣变成白衣色。我等不怕死，哪怕风与雪。山中喇叭呜呜吹，山下人家出门看。山下人家你莫惊，我等不是外国国兵。也非山中有盗贼，乃是学生放假来演兵。将来替你打胜仗，保我四万万人民都安宁！四万万人民享太平！（顾颉刚记）
二十世纪的行星，煌煌童子军。小锣小鼓号，黄龙飞舞小旗旌。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头颅虽小血自热，心肝虽小胆不惊。进行进行！小人小马武装神。二十世纪天演界，不竞争，安能存？脚踢五大洲，气吞东西球。将军飞将军，谁云孺子不知兵？爱吾国兮如亲，吾爱群兮如身。万岁万万岁，伟哉吾军人！ （《童子军》，叶圣陶记）
◉1963年电影《早春二月》中出现的草桥小学
前几天有人问我鲁迅去南京求学、去日本留学，是为了“强己”还是为了“强国”，或者先为强己后为强国？我想这是有点儿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了。在清末国民意识的构建中，“强己”即是“强国”，男性启蒙知识分子反对女子缠足，最初出发点并不是为了人权考虑，而是认为女子为国民之母，国民之母弱则国民弱，国民之母强则国民强——这与作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的逻辑是一样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观念深入人心，“妇女”与“儿童”这两个传统中国社会忽略、轻视的人群，突然就变成了强国保种的希望所寄。这是历史的吊诡，但也是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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