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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论 “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论 “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原文

鲁迅先生在1925年12月写了一篇短文:《论 “费厄泼赖 ” 应当缓行》 ,在中国的知识界和舆论界引起极大反响。

再论《论 “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鲁迅当初写这篇短文的初衷是针对当时的知识界中一批“公知们”(当时被鲁迅称为“仁人们” 或 “土绅士“ )忽略中国国情,一昧鼓动中国社会应当紧跟西方列强提出的“费厄泼赖” ( 即 fair play ,“公平游戏” 之意)从事国际,国内交往。这本来是好意,但是有的知识分子往往说话冒尖,先抬高西方话语权,却又贬低本国民众素质欠缺。鲁迅先生对此气愤不过,写下此文。文章虽短,战斗力极强,深刻解剖了中国少数文人仰人鼻息的虚伪,驳斥了西方提出的“费厄泼赖”的“双标”特点(鲁迅称“双标”为“两重道德” ),呼吁国人明辨是非,分清曲折,不要人云亦云,特别是不要盲目跟着洋人的声音走路。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已经历时96年,今天读来依然充满活力,其战斗性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有丝毫减弱,相反却有如陈酒,越久越香,忍不住写几句《 再 “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

重读鲁迅先生这篇文章,丝毫没有沧桑之感,倒像是就是写在当下,写在今天。

96年了,世界正经历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可是人们惊奇地发现,世界千变万变,却总有一样东西似乎一直不变:西方政客们的傲慢与偏见始终没有变化。100年前的西方呼吁世界都要有” fair play “的精神,是因为当时的世界面临经济动荡,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西方资本家赚钱的机会大大缩小,各国需要增加公平,公正的竞争机会。这肯定伤及资本的利益。于是西方开始鼓吹大家要”fair play “, 把体育赛事中的口号引申到市场交易之中。表面上看,这似乎没有什么错,但是当西方用“fair play “约束穷国的发展欲望和努力的时候,”fair play” 早已经变质走形了,它成为西方掠夺穷国的护身符,又成为限制穷国求翻身的紧箍咒,自然引起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中国有识之士的反对。

所以,鲁迅先生干脆直说了:现在还不能一味” fair ” (公平)。

鲁迅先生的观点简单明了,他说 :中国自有特别国情,……(西方)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 “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

他还说:所以,(我们)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他也“费厄”了,然后再与他讲“ 费厄” 不迟。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为鲁迅先生的一针见血和洞若观火的睿智鼓掌叫号。鲁迅先生如果今天还活着,看到西方国家政客们的所言所行与他们的祖先如出一辙,鲁迅先生一定会痛心疾首,不知会如何痛斥西方“洋绅士”们的顽固不化和无耻之极。

远的不说,就说这一百年中,西方政客一直用“费厄泼赖”,对穷国谆谆教诲,尽力洗脑。要让全世界按照他们制定的规矩,规则说话行事,稍有反抗,即刻加以训斥。尤其是拜登总统上台以来,更是不厌其烦的鼓吹大家要按“基于规则的体制”和“法律”办事,可是恰恰是他们自己 就是 “ 不配承受 fair ”的一群人。当中国认真和他讲”fair”是,他却从不讲什么”fair”,结果总是让中国吃亏,吃大亏 !

所以,鲁迅先生反复告诫我们,要“费厄”时,先要看清对手,还要有等差(区别对待),必须视对手如何而施。因为,“ fair 不当,反给恶势力占便宜”。

现在的美欧日澳的所做所为,没有跳出鲁迅先生所言!实在是历史对西方 fair play 的嘲弄。

鲁迅先生何其英明,铁面无私,他在96年前为西方政客们的画像,至今依然栩栩如生。我们惊叹鲁迅先生的深刻洞察力的同时,也惊叹西方政客们的顽疾一脉相承,已经无可救药。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鲁迅先生之所以大谈“费厄泼赖”缓行,主要是针对当时有人反对“痛打落水狗”,故而搬出 “fair play” 这个幡旗,保护那些如今成为“落水狗”的恶人,要求革命者对那些曾经的害人,害民者手下留情,自然受到鲁迅等革命者的彻底揭露和批判。

近百年的这场论战,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当世卫组织迫于某些国家的压力,再次要求中国接受第二次新冠病毒溯源调查,这对“常识”既是严重伤害,更是对“科学”的侮辱性更强的歧视性要求,这时他们的” fair “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不去美国进行必要的溯源调查呢?他们在刻意回避什么?掩藏什么?这时如果中国对他”fair”了,可是他们对中国并不打算”fair”,最后吃亏的又是中国。

所以,没有前提的”fair”,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fairness”的。

由此我想把此文题目更新为 《 再 “论费厄泼赖应该慎行》似乎更切合今天的形势:对西方少数政客的”fair”要求,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三思而后行。

诚如鲁迅先生最后所建议的“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言之有理!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一 解题

《语丝》五七期上语堂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 play),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但题目上不直书“打落水狗”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即并不一定要在头上强装“义角”之意。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

二 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论者,常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以为都近于卑怯。我以为“打死老虎”者,装怯作勇,颇含滑稽,虽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爱。至于“打落水狗”,则并不如此简单,当看狗之怎样,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种:(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别人打落者,(3)亲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种,便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

听说刚勇的拳师,决不再打那已经倒地的敌手,这实足使我们奉为楷模。但我以为尚须附加一事,即敌手也须是刚勇的斗士,一败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或尚须堂皇地来相报复,那当然都无不可。而于狗,却不能引此为例,与对等的敌手齐观,因为无论它怎样狂嗥,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况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 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于跟在脚后跟。

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以上是顺便说及的话,似乎和本题没有大关系。

四 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

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态度。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这人现在也已“寿终正寝”了,但在那里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从这一点看起来,生长在可为中国模范的名城里的杨荫榆⒂女士和陈西滢先生,真是洪福齐天。

五 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

“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说,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一是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为纵恶。即以现在而论,因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转轮,坏人靠着冰山,恣行无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怜,而曾经亲见,或亲受其噬啮的老实人,乃忽以“落水狗”视之,不但不打,甚至于还有哀矜之意,自以为公理已伸,侠义这时正在我这里。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投石下井”,无所不为,寻起原因来,一部分就正因为老实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说得苛刻一点,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错误的。

六 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

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这似乎很有主张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为倘不如此,中国将不能有较好的路。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要是对“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但现在自然也非绝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说:要看清对手。而且还要有等差,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

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因为当坏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或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的大嚷起来。这一次却发生实效,并非空嚷了: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尝改悔;并且因为是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所以不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作恶又如先前一样。这时候,公理论者自然又要大叫,但这回他却不听你了。

但是,“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七 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倘能推而广之,怨声一定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的,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的高士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面;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应该不使他衔冤坐汽车。这样一办,真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我们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净许多罢。

但可惜大家总不肯这样办,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费厄泼赖”尤其有流弊,甚至于可以变成弱点,反给恶势力占便宜。例如刘百昭殴曳女师大学生,《现代评论》上连屁也不放,一到女师大恢复,陈西滢鼓动女大学生占据校舍时,却道“要是她们不肯走便怎样呢?你们总不好意思用强力把她们的东西搬走了罢?”殴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刘百昭的先例的,何以这一回独独“不好意思”?这就因为给他嗅到了女师大这一面有些“费厄”气味之故。但这“费厄”却又变成弱点,反而给人利用了来替章士钊的“遗泽”保镳。

八 结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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