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我们还能“刺激”哪些人多生几个孩子?

2022.11.23 天涯杂谈 1704

1990年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上,表演了这样一个小品。

黄宏和宋丹丹扮演一对来自农村的夫妻,两人带着三个孩子,在城市中一边东躲西藏,一边打零工。黄宏给人弹棉花,宋丹丹给人修鞋。

黄宏和宋丹丹扮演一对来自农村的夫妻,两人带着三个孩子

一家五口之所以这么狼狈,主要是为了躲避超生巡逻队的检查。

因为连续超生,早已经被罚得倾家荡产,为了躲避后续的罚款、也为了谋生,二人才进城做了“盲流”。

所谓盲流,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恶意”进城打工的人员。

不得不说,当年的小品演员,胆子真大。

小品中,宋丹丹说了一句现在的多数年轻人不太能感知到背后冷暖的“生猛”台词:“生、生!跟你结婚没消停,结婚四年生仨丫头片子!”

更可怕的是,二人即将迎来第4个孩子。

要知道,怀胎一次就要10个月。两人结婚4年,即将生出4个孩子。平均下来,12月生一个孩子。

小品中,宋丹丹抱怨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现在怀孕了吃不起水果,以后想吃糠都吃不上。

黄宏回了一句很写实的台词:吃不吃得上糠,你不用管,“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知道不?”

第4个孩子马上要生了,二人还带着3个孩子以及谋生的工具继续“流窜”。

这个轰动一时、广受好评的小品,名为《超生游击队》。

小品的创作灵感是,当年在辽宁省群众艺术馆工作的段小洁(黄宏的妻子),在街头看到怀里抱着、手里牵着小孩的进城务工的农村妇女,以及报纸上的“沈阳城开进生儿育女‘游击队’”的消息。

这个轰动一时、广受好评的小品,名为《超生游击队》。

当年的喜剧,就是这么简单。真事已经够戏剧性,那就按照真事去演。这一年,全国总人口只有11.6亿,出生人口却高达2391万人。甚至于,出演之时,30岁的宋丹丹真的怀着身孕。

所以黄宏当时就认为,这个小品肯定火,因为从里到外,都是真实。

不过,艺术,多少还是经过了一定美化。真实,往往更加狼狈。

我老家是北方的一个普通农村。仅仅在我们村,我就目睹了很多个“超生游击队”。并且,和小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村有这样一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大名是什么。因为,农村普遍认为贱名好养活,平常只称呼小名,狗儿、驴蛋、粪叉、石磙等等。

有些小名听起来很奇怪,比如《超生游击队》中,黄宏给三个女儿分别取名为海南岛、吐鲁番、少林寺。

我们村这个人,并不姓黄,但大家都叫他“黄鼠狼”。暂且称呼他为“老黄”。

老黄一共有7个孩子,前面连续生了5个女儿。

老黄一共有7个孩子,前面连续生了5个女儿。

他的大女儿,今年已经四五十岁了。第7个孩子,刚二十岁出头。听村里人说,老黄的妻子生儿子时,跟大女儿同时坐月子。

老黄是我熟知的现实世界中,生孩子最多、也是为了生儿子最执着的人之一。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如果是1990年代上旬,超生严打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出生于农村的读者,应该和我、和老黄的孩子一样,都有着一段“奇幻”的遭遇——

以“神秘身份”与计生所人员、与村支书“捉迷藏”。

在我们村,我有很多同龄人,都是在自己家偷偷“超生”出来的。一方面因为住不起医院、另一方面为了不在医院留下“案底”,很多人都是在家里被“熟能生巧”的接生婆给接生的。

因此,很多农村出身的90后,往往有一个“神秘身份”。明明是自己亲妈生的孩子,对外却要说,自己是外地亲戚寄养的孩子,甚至是路边“捡”来的弃婴。

最提心吊胆的就是,计生所人员、与村支书等人的突击检查。一旦确定了“该流不流”(流产),真的会被“拆房牵牛”。

最提心吊胆的就是,计生所人员、与村支书等人的突击检查。

我就远远看到过,被确定超生的一户人家,家里的电视机、收音机被查抄,粮仓里的粮食也被搬走。

不过,当时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超生,两三个小孩都算少的,经常都是四五个。所以,“老鹰”来抓“小鸡”时,多数时候都会有人发出预警。实在来不及发出预警,突然被查抄的人家,一般也会嚎啕大哭。

总之,一般出现这种状况,家里的大人,就会赶紧把超生的小孩藏在家里隐蔽之处,或者是农田深处。

我老家不少的90后,在童年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度过。不少人,甚至到上了学,也没有户口。

一直以来,都有不少媒体解读说,农村人“疯狂”生小孩,原因是农村夫妇在用最小的成本豪赌“只要有一个小孩翻身,全家就翻身了”。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类似评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不可能翻身。甚至有人说“活该”、“可悲”。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类似评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不可能翻身。

这种言论,或多或少还是在以“肉糜”之心度“棒子面”之腹。

太远的事就不说了,就拿解放初期来说。当时全国平均寿命仅35岁,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婴儿死亡率高达200‰。

平均数,只是平均。相对于医疗条件较好的城市来说,农村的情况更加不理想。

我小学同桌的奶奶,一共生了7个孩子,由于营养、疾病、意外等原因,最后活到成年的只有3个。在我认识的老一辈人里面,生下四五个、五六个孩子,大有人在,但是全部都养活到成年的,并不太多。

粪叉、石磙、栓子、栓柱这些名字很难听,却在农村很常见,主要是农村人面对不可控命运时的心理寄托,希望能把孩子的性命“拴”在人间,希望孩子能像那些低贱的东西一样顽强、牢固。

直到现在,农村姓刘的人,也特别受人重视。很多其他姓氏的农民,都希望自己家的孩子能认一个姓刘的人当干爹,借此希望把孩子“留”住。毕竟,过去很多农民不识字,刘和留,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分别。

毕竟,没有哪个农村人敢保障自己只生一个孩子,就一定能把这个孩子健健康康养到成年。

直到现在,全国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8岁。广大农村地区的平均寿命,也只有大概68岁。农村的婴幼儿死亡率还是高于城市。

除了人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等问题,农村人对于生孩子、尤其是执着于生儿子的部分原因,就藏在那句著名的宣传口号中——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时代有什么不同了?

笼统来说,就是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

这个时间节点,可以粗略画在1984年到1993年。在此之前,国内的工业水平,和当时农民的营养、医疗水平差不多的低。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工业落后,城市中是没有“农民工”的工作机会的。

早在1953年7月,中央政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紧急通知》,这也就是小品中“盲流”一词来源。

中央政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紧急通知》

到了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之后,城市中所有生活必需品与供应票证挂钩,供应票证与户口挂钩。这就意味着,没有城市户口,就无法在城市中活下来。

因此,直到1970年代末,几乎没有农民可以“盲目流入”城市。《超生游击队》播出的1990年,依然如此。

直到1993年,“粮票”才正式停止流通。

这也就是说,过去很长一段历史,国内的农民仍然和古代的农民一样,只能务农,没有别的出路。

而在一个工业不发达的社会的农村地区,人口,就是第一生产力。尤其是男人,和牛、马一样,对于农业文明来说,都格外重要。

你连城市都进不去,没有融入工业文明的机会,怎么可能靠多生孩子翻身?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义。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义。

农村多生孩子、多生儿子,就可以创造更多农业生产力,挣更多的“工分”,尽可能保证一家人不被饿死。

甚至,过去,农村女孩经常出现“扶弟魔”现象,也并非所谓的“畸形”心理。

农村的婚姻,是不太能上升到“爱情”这个词的。不少人都是因为“老大不小了”,在父母催促下,找个家庭条件差不多、年龄差不多的,就一起过日子了。

就像马有铁和曹贵英,两人在一起,并不是自己选的。

男女双方,往往谈不上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顶多是在不那么错的时间遇到不那么错的人。

女方在婆家的地位,一方面取决了男方个人品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女方的婆家有几个兄弟,她的兄弟们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以及女孩与兄弟们关系好不好。

真实的柴米油盐,有时候就是这么的不美好。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1984年。这一年,全面放开了包产到户,农民不再为了挣“工分”而劳动,主观能动性得到释放,粮食产量快速提升。

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超过8400亿斤。这是建国以来国内粮食第一次过剩性供给,第一次实现全国范围吃上饱饭。

然而,由于供给过剩,粮价开始下跌,“粮贱伤农”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通过收割机、播种机等机器,把自己从农田中“解放”出来,进城务工。

尤其是,深圳等走在改开前沿的东南沿海地区,就成了一代代“农民工”的绿洲。

深圳等走在改开前沿的东南沿海地区,就成了一代代“农民工”的绿洲。

直到现在,我们村的年轻人外出打工,首选的还是深圳、宁波等地,这些地方至少已经见证了村里两代打工人。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农一代”外出之后,都有能力留在城市。

不少人,完成在城市发光发热之后,还是会回到老家结婚、生子。他们的孩子,在农村长大,很大一部分还是会重复父辈的命运,成为新的“农一代”。

和父辈相比,新一代的生育观念、人生轨迹,都没有太多变化。

因为疫情,我有三年没回家了。这几天,和同村的发小聊了一下。

村里,和我同龄的新一波的“农一代”们,这些年基本都已经结婚生子,并且,普遍都生了两三个孩子。生四个的,也并不罕见。

毕竟,老家养孩子的成本,并不高。小孩上幼儿园,一个学期1900块钱。等上了小学,就可以接受义务教育了。

毕竟,老家养孩子的成本,并不高。

不过,我们村也有不少的同龄人,童年时,会辗转于老家和父母打工所在城市,两处求学。或者,像我一样,家里砸锅卖铁也支持上大学、经历过“工业文明”的人。我愿称之为“农二代”。

我的很多表兄弟姐妹、高中和大学同学,就和我一样是“农二代”,他们也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

如今,他们大部分人都在老家所在的城市、毕业学校所在的城市,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他们一个月的收入,比我们父辈种地一年的收入还要高。

可以说,这些“农二代”是比较幸运的,由于受过教育,饭碗不再绑定在土地上,踩着农耕文明的父辈肩膀上,迈进了工业文明。并且,这些人从小感受着多子女家庭氛围的美好。

我所认识的“农二代”们,普遍已经结了婚,普遍生了2个孩子。很多人追求的都是一儿一女。生一个的很少,生3个的也不多。

我所认识的人之中,生育欲望最低的是“漂族”和“工二代”。

漂族很好理解,自己还是游离于城乡之间的无根之萍,在买房定居并存有一定存款之前,很难有决心和勇气生个孩子。

所谓的“工二代”,可以视为最早的一代工业人口的后代。“工一代”一般也是来自农村,也有很强的生育欲望,不过,很多人是由于工作压力大,或者超生了就会丢了“铁饭碗”,才选择只生了一个。

相比之下,“工二代”虽然起点更高,但是他们从小就知道所有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成本都很高。如果不是拆迁户,他们很难靠自己买房安家。

我认识的很多“漂族”和“工二代”,一般都晚婚、晚育,甚至很多选择不婚、不育(丁克)。

因为生孩子成本真的太高了。

央视新闻在202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个孩子从出生至18岁的平均养育支出已占家庭支出的一半以上。

苏宁研究院的相关报告预估,养一个孩子从0岁到大学毕业,保守计算也需要46万元。由梁建章、任泽平等人设立的“育娲人口研究”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更为详细:

我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其中城镇家庭约为63万元,农村家庭约为30万元。

我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

其实,在城市里生养孩子,成本往往比统计的数据更高。毕竟,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城市里的房子,靠孩子自己是很难在婚前购买的。

而农村家庭生养孩子,却有很多成本是可以“打折”的,比如孩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护,是不用给钱的;比如孩子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之间的书籍、文具、衣服、玩具等都是可以流转的,也不用给钱;大一点的孩子给小一点的孩子辅导也是不用花钱的……

所以,有时候,我感觉很多地方现在试行的“鼓励生育”政策是不太精准的。

比如我邻座的同事,在上海生完孩子之后才发现,竟然可以领到23万块补贴。

有没有这个钱,他都会生。而他要在北上广深养孩子,有没有这个钱,补益都不大。有没有这个钱,也都很难刺激他生二胎、三胎。

不差钱的人,生孩子更是凭心情的,有没有这个“九牛一毛”的补贴,都不会带来情绪波动。

最近热议的托儿所,的确可以有效调节工作时间和带娃时间的冲突,也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试问,北上广深也好,新一线、准一线城市也好,有多少年轻人会冲着遍地托儿所,玩命生孩子?

尾声

近期的大会,首次提出了“建立支持生育政策体系”。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城市也好,一旦进入城市化、发达化,如同高压锅式的环境中,都很难再出现人口增长。

但是,中国的疆土很大,不论是人口还是面积,甚至不同地区的发达程度的参差,都让我们看起来像一个大洲。

以我的观察,一二线城市的“漂族”和“工二代”们,是被各种综合压力捆绑,他们的生育欲望和潜力,是很难被激发的。

诸如一次性给20几万、落户买房优惠、孩子三岁前每月领生活费等等这些补贴,实际效果,大概等同于从骆驼背上拿下来一小把稻草。能感觉到,但是感觉不太大。

至于“根”在农村的“农一代”、“农二代”们,本来就有生育多个子女的打算。并且,也有更大的动力再生一两个。

如果不是为了“生育机会公平”,而是为了“生育结果”考虑的话,各地政府在执行时把更多的生育政策倾斜到“农一代”、“农二代”们,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真的,强扭的瓜不甜。与其要费这个力气让生不动的人硬生,不如顺水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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